以上列舉的西周官職，顯示西周政府的分工原則，同時也顯示了若干演變的趨向。王室內廷的服務人員已演變成政府的官員（例如宰、膳夫）；作冊與史官系的變化，不僅說明了內廷（內史）官員漸漸掌權，尹的出現也說明史官系統逐漸擴大，以至內部產生層級的分化。三有司的出現，是朝政分工的重要指標。軍隊由師氏演變為有左右，而有各項特種兵種的單位，以至軍隊可在駐地“屯田”，也反映了軍隊的漸趨專業化。春秋時代各國大致仍是文武不分途，可能由于西周王室的傳統隨著西周的覆滅而消失，東方列國都在新的形勢下再度發展其演變的過程。西周晚期出現了若干可能是地方行政人員的官稱，也許正是分封制度轉變為分級管理的端倪。凡此諸項，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至多只能視作合理而可能的推測。

西周政制的若干特點，也須在此分項討論。首先該提出討論的是世官制度。周代銅器銘文中，凡冊命之辭幾乎一定包括繼承祖先的職位一語，茲只舉幾個最明顯的例子。師克?：“王若曰師克，丕顯文武，受大令匍有四方，則佳乃先且考，又于周邦，于害王身，乍爪牙，王曰：克，余佳乃先且考克臣先王，昔余既令女，今余隹乃令，令女更乃且考，司左右虎臣。”（自川靜，1969C：543）又如同殷：“王命同，左右吳大父，司易林吳牧，自?東至于河，厥逆至于玄水，世孫孫子子，左右吳大父，毋女又閑�！保ò状�靜，1969A：328）上述兩例，一個上推祖先，一個下延世澤，都是代表世官制度的用語。金文中最常見的情形，新王即位后，重新任命某人擔任此人已在任職的工作，如師殷：“王乎內史吳，冊命師曰：先王既令女，今余唯先王令，令女官司邑人師氏�！保ò状�靜，1968：510—511）為了重新建立君臣之間的主從關系，這一番手續也未嘗沒有相當于肯定“契約關系”的意義�！渡袝�》“顧命”記載康王新即位，諸侯分班依次入見，獻上蟄幣，正是為了確立新王與前王諸臣的關系。作冊卣：“佳公大史，見眼于宗周年，才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辨于多正�！保ò状�靜，1965A：590）陳夢家以為此銘記即是與“顧命”篇所記類似，公大史率領“多正”，亦即各位正職官員，朝見新王（陳夢家，1955A：111）。

不但王與臣子之間有這種再任命，諸侯貴族對于屬下的官員，也有同樣的儀式。卯殷：“白乎令卯曰：戴乃先且考，死司公室，昔乃且亦既令乃父死司人不?，取我家，案用喪，今余非敢夢先公，又余懋?先公官，今余佳令女死司宮人，女毋敢不善�！保ò状�靜，1969A：317）銘文有不少文句不能通讀，大意則不外伯委任卯接續祖先的職務，管理地的土地與人民。

任命官職的冊命禮，也不是必然率由舊章。至少有一件銘文記載了更改任命的事，牧殷，牧在先王時擔任司士的官職，但在今王的新冊命中，牧的任務改為監察百僚（白川靜，1967B：364）。同一人的官職，在同一周王的手上有所增減，也是可能的事。師兌在元年作的銘，記載他的工作是擔任師?父的助手，主管左右走馬及五邑走馬。三年作的銘，卻只說師兌任師?父的助手，兼管走馬（白川靜，1970B：752，759）。師兌可能由管三處走馬而升為總管走馬官職的職務。又有一位師，在第一次的策命中，受任的職務是副樂師，負責小縛（白川靜，1969A：335）；第二策命時，管理的樂器，除小?外，又加了鼓鐘（白川靜，1970B：770）。兩件策命中都說任命師繼承祖先的職位。除非的祖先也經歷同樣的升遷過程，否則很難解釋。師西與詢二人，在策命中都奉命繼承祖先的職位，管理若干軍事單元。由他們作器的對象都是乙伯，但師西稱乙伯為文考，詢稱之為文且。師西與詢的關系不是父子，即是伯叔侄。二人指揮的軍事單位，有七項是相同的，但詢的屬下有八項未見于師西的職務。乙伯的職務原為如何，頗難決定，也就不易說明繼承的是哪幾項了。

上述幾例，還僅是性質類似的職位有高下與多少之分。也有同一人曾任完全不同性質的工作，策命中仍以繼承祖先祖父為說。舀在舀鼎銘文中記載策命的職務是“若曰：舀，令女更乃且司卜事”（白川靜，1968B：115）；在舀壺中，策命則是“更乃且考乍冢司土于成周八師”（同上：148）。由大卜改任成周八師的家司土，官位及工作性質、工作地點，都極為不同，很難說舀的若祖若父，都經歷同樣的升轉過程。另一個可能性，所謂繼承祖先的職務已變成公文中的套語。過去的慣行的世官制，只剩了形式。舀的時代，約在孝王前后，師西約為懿王時人，詢可能為厲王時人，師也在厲王時，都屬于西周中期以后。大約此時人事遷轉，已有比較靈活的運用（Cho—yuuHsu，1966：519—520）。有一件銘文記載策命前，王對于該人的“蔑歷”，兔觶：“王蔑免歷，令史懋易免……乍司工。”（白川靜，1968：456）蔑歷的意義已見上章，此處當可解為審閱其資格及經歷，是人事制度中不可缺的一番手續。免也是懿王時代人。蔑免歷的事若不是偶然，世官制度當在西周中期開始變為任官制了。

夷厲之世的柞鐘：“仲大師右柞，柞易載朱黃，司五邑甸人吏……對揚仲大師休�！保ò状�靜，1971：899）柞擔任的是王官，接受的是王命，仲大師參加策命禮，站在柞的右邊，當是柞的推薦人或上司，柞作器“對揚仲大師休”而不再“對揚王休”，與銅器頌揚的文詞慣例不合。這種受職公堂謝恩私門的情形，可能是王政陵夷，也可能由于世官制已搖搖欲墜，任官的候選人必須有人保薦，有人賞識，有人考評；于是得官者對這位恩人感激涕零了。

銅器銘文中有若干證據，說明西周的政府已有相當專業的僚屬（Cho—yunHsu，1966：520-521）。在本章前文已引過《尚書》“酒誥”：“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睅煾付Γ骸巴鹾鮾仁穬悦鼛煾浮�…用嗣乃父官友�！薄坝选笨勺鞒鋈胂嘤训呐笥呀�，可以作族姓相同的百姓解，也可作仆屬解（劉家和，1981：129）。這二處的“友”，在令彝與“寮”聯言，還提到卿事寮的組織：“佳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久告于周公宮，公令同卿事寮。佳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令，舍三事令，卿事寮，者尹，里君，百工，者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明公易亢師鬯金牛曰用，易令鬯金牛曰用。乃令曰：今我惟令女二人，亢，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保ò状�靜，1964：276—303）令彝作器人的長官明保，受命主持“三事”“四方”。三事指政府，四方指中央以外的各地方。在明公東去成周主持祭典時，先吩咐屬員出京與卿事寮會合。在成周，明保奉行王命于內外兩批人員，內是以三事令，管領卿事寮，各主官（尹）以及東都的地方首長（里君）、大小官員（百工）；外是以四方令管領諸侯包括侯、田、男三類封君。祭把完畢后，明公吩咐亢與久負責僚友的工作，最后這一段的乃寮乃友，大約是明公自己的幕僚，而前文的卿事寮則是王室政府中的僚屬（相當于秘書處），因為明保的特殊任務，這些僚屬也須向他報告工作情形。本器的時代相當早，既是周公兒子時事，自然離周初不遠。西周政府已有相當復雜的組織。單論卿事寮而言，晚于令彝的番生殷也有之：“丕顯皇且考，穆穆克誓厥德，嚴在上，廣啟厥孫子于下，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帥井皇且考不杯元德，用大令，王立，虔夙夜。?求不德，用諫四方，遠能。王令公族、卿事、大史察。”（圖40）（白川靜，1969B：424）番生顯然也是居高位的大臣，才能以調和重臣（大服）自居，也才能自稱輔弼王位。他的工作是主管公族及卿事與太史寮。大約因為番生是王族，是以有相當于宗伯的身分。卿事及太史寮一語，可能指卿事寮與太史寮已經分化的兩個單位。更晚的毛公鼎銘，其中卿事寮、太史寮已明白分開：“王曰：父，今余唯先王命，命女亟一方，我邦我家；女于政……善效乃友正。王曰：父，已曰?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命女司公族，三有司，小子，師氏，虎臣；朕?事，以乃族干吾王身�！保ò状�靜，1970A：680）毛公奉命主持兩寮，反映周王朝已有外朝與內朝兩套幕僚組織。寮友，也就是今日的“公務員”�！对娊洝贰摆�風·北門”：“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譴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边@大約正是公務員的感嘆。他們不會是番生、毛公一類人物，不會是“尹”與“正”的主官人員。他們只能是僚屬，一批“常務”人員。政府事務日繁，單由貴族中的若干高級人員治理，已是不可能的事。僚友組織的發生，正是政事日繁的反應。一個僚屬系統分化為兩個，又反映了政府組織日益擴大。

太史寮，自然由史官系統衍生。史官的工作，不論其宗教的功能（如祝宗卜史）或紀錄的功能（如掌書的職務），都代表傳統的知識與掌握知識的能力。周代殷為中國的主人，殷代的史官挾其知識，仍在王室服務。白川靜認為史官是殷遺，大體上是對的（白川靜，1973：3—68）。這種工作人員不難構成一個世襲的僚屬團體，屬于職務，不屬于個人。師父鼎，“用乃父官友”（白川靜，1968：517），正因為承襲了官職，也就承襲了父親的僚屬。

周代史官的譜系，可能起源更在殷代以前�！秶�語》“楚語下”，觀射父敘述祝宗的起源，前者是“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后者是“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

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其實這些職務，正是史官的工作。祝宗卜史連言，不為無故。觀射父義接下去敘述由堯至于夏商，祝宗的系統不斷，而在周代則有程伯休父是其后人，據說“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对娊洝贰按笱拧こＮ洹保骸巴踔^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痹娭械某滩�休父，雖然統領師旅，官職卻是尹氏。王國維指出，內史尹、作冊尹獨稱尹氏，以其位尊。陳夢家以為尹氏是史官系統的首長。均已見前文。程伯休父由史官之長統兵，遂使觀射父感慨為“失其官守”。由程伯一例，一方面可見史官世職淵源之長遠，另一方面也可見西周晚期世官制度的漸漸崩解。本文前面提到舀世掌卜事，卻又是成周八師的家司土，其情形與程伯的例子正同。太史寮與卿事奈的分立以及史官系統又分化為大史、內史、作冊三系，而最后演變為內史最有權。這個現象使居于幕僚職位的世襲史官在實際政務上獲得空前的影響力。其中若干成員由祝宗卜史轉任卿上，也就不足為奇了。

西周策命金文中，常見有詳細列出新任官員的任務，不僅有此人的職位，還有他該管的事務。在本文前節己列舉不少例證。任務的性質大小繁易不等，有行政職務，有軍事職務；有長期性的職務，也有一時的差遣。即使是承襲祖先的工作，策命中仍不厭其煩的列舉，例如前舉師西與詢二人，受命指揮的軍事單位，一個一個的列出。如果政治組織已經相當制度化了，某人任某職，其權力及職掌部已在規定之中，不煩一次一次重復說明。另一方面，西周政府中明明己有三有司……等等職銜，似乎職官的工作范圍及性質已有大致的約定。一人的任命卻又常包括許多不相關聯的官職。同時，史官系統的官員，如上節所述，可以遷轉于其他工作，則職務的劃分，顯然不如“人”的因素重要。大致西周由世官制度逐漸演變，走向制度化的方向，王朝的政府組織越來越確定化�？墒沁@個過程并未完成，西周的統治即已結束。由西周金文策命文件中呈現的，遂不免是上述的過渡與混合現象。

上文曾錄下毛公鼎的銘文，其中“我邦”“我家”并列，可見當時人的心目中，邦國與王室，已不能劃一個等號。宮中與府中的分野，在漢代有明確的規定。大司農管國家財政，少府管王室的財務。毛公鼎銘以邦家分開為兩個單位，殆是漢代觀念的濫觴。蔡殷銘記載蔡任“宰”的紀錄。策命禮中，另有一位宰舀襄禮，銘文：“王若曰：齋，昔先王既令女乍宰，司王家。今余隹乃令，令女舀，疋時各，死司王家外內，毋敢又不聞。司百工，出入姜氏令，厥又見，又即令，厥非先告，毋敢疾又入告，女毋弗善效姜氏人，勿吏敢又疾止從獄�！保ò状�靜，1968B：101—107）當時已有宰舀任職，可是蔡（）也早在完王時即已任“宰”的職務，其任務是“司王家”，足見舀與蔡并不是前后任的關系，而是同時任宰。今王的任命也是吩咐舀與蔡分工合作，司理王家“外”“內”。下文對蔡的工作性質，則明確的厘定為出納王后姜氏的命令，管理百工，有人要見王后姜氏，必須經過蔡，蔡也負責督察“姜氏人”——當是宮中的百工臣妾。本銘的二宰，舀的工作是大宰或宰，蔡的工作是內宰或宮宰。《禮記》“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编嵶ⅲ骸把僖�于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職�！闭�與蔡的工作性質相符（郭沫若，1957：103）。蔡是懿孝以后器，比毛公鼎早，是則在西周中期，大宰與內宰的分工，已象征邦國與王室有別了。

毛公鼎銘有卿事寮與太史寮同時出現。如陳夢家所說，史官系統的分化，使內史部分成為最有權力的機構（見本章前文）。令彝銘文中明保卿事寮及“舍三事令”，是以卿事寮當是三有事的僚屬。相對的，史官由于常在王左右而漸變為王的私僚屬，內史名稱，即由此而來。卿事察當為漢代所謂“府中”的工作人員，而太史寮（實即內史）則是“宮中”的系統。中國歷史上內朝與外朝的區分，列朝都有之。整個中國政府制度演變的趨勢，常由內朝逐漸奪取了外朝的權力。宮中與府中的分野，及宮中的得勢，其實在西周中期已經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