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鏞小時候的理想是：當一名外交官�？箲鸷笃冢缭缚歼M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查良鏞看不慣一些國民黨職業學生在大學里橫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俠仗義”，打抱不平。
誰知，他的“俠舉”惹了禍，校方勒令他退學。“查少俠”只好離開校園，浪跡江湖……本來，在祖父查文清的經歷中，查良鏞便已朦朧感受到“外國人欺負中國人”的屈辱。而現在，就在眼前，日本人正橫行于中國的半壁河山!
這一切，使得這個成長中的少年在學業之外會更多地去想：將來自己能為改變這一切做些什么?換句話說，這時查良鏞想的是：什么職業在維護一個國家的尊嚴上做得更直接呢?以一個少年特有的天真和浪漫，查良鏞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要做外交官。
他相信，沒有比外交官這份職業能更好地實現他的報國之愿了!此外，選擇“外交官之路”，其實與查家作為名門望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畢竟，外交官這一高貴身份，可與查家的名分相配相稱。
查良鏞以及家人當然不會不考慮到這一點。抗戰后期，查良鏞如愿考入了當時設于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這個學校是國民黨用以培訓政治干部的地方。這里畢業的學生多被派往各地當縣長;而查良鏞所讀的外交系，畢業后大都被派往國
被聯合高中開除后，查良鏞很想乖乖地當個好學生，埋頭書本，不理別的事，多讀點書。但查良鏞所想顯然與當時的特定情境難以合拍。有句話形容說：“偌大個中國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試想，大半個中國正戰火紛飛，怎么可以奢望“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那般的寧靜呢?可查良鏞偏偏有這樣的奢望。正值戰時，又是這樣一個性質特殊、使命特殊的學校，校方自然對學生頗多管束。盡管查良鏞對校政一樣不滿，卻
沒有興趣參與學生對抗校方的政治活動。
至于學生中派系斗爭，查良鏞更是不聞不問，避之千里�；蛟S，少年之老成終歸有限;亦或許查良鏞終于悟出“讀書歸讀書”僅僅是一廂情愿;總之，查良鏞沒能讓自己的“不聞不問”堅持到底，并且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事情說來簡單。當時學校中有不少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橫行校園。一日，這些職業學生又與其他學生沖突，在人群中打了還不夠，又將幾名學生領袖揪到學校操場的舞臺上打，說他們是“異黨分子”(即共產黨)。
這時，冷眼旁觀的查良鏞再也看不過眼了，便將此事向學校投訴，責問校方何以容忍那些職業學生的劣行，甚至進而與領導黨務的訓育長激烈爭辯，態度自然“惡劣”。不聞不問倒也無事，一問一辯便出了大禍。
校方給查良鏞投訴的回復是：勒令退學。沒有理由，也不需理由。一夜之間，查良鏞的“外交官之路”戛然中斷。與在聯合高中被開除，轉個學校再讀有著很大不同的是，被中央政治學校勒令退學的查良鏞，現在卻必須就地找個工作來做。
好在他有個叫蔣復璁的表兄是中央圖書館館長(他是蔣百里的侄兒，后來到臺北后當臺灣故宮博物館館長)，憑這層關系，查良鏞得以在館里的閱覽組掛了個職銜，拿點薪俸。
這實際成了查良鏞步入社會的第一份職業。閱覽組的工作是辦理取書還書登記，兼以維持現場秩序。工作時間是下午2點至夜晚10點。
對查良鏞來說，這份工作十分輕松。而最讓他滿意的，是可以借工作之便大量讀書。這期間，查良鏞細讀了英文原著的司各特小說《撤克遜劫后英雄傳》，以及大仲馬的《隱俠記》、《基督山恩仇記》等。老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查良鏞
在校園里沒法尋到一方安靜的書桌，給人趕出校門，卻得了一塊安靜讀書的大好天地。
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段時間的閱讀，對日后查良鏞的武俠小說創作著實有著不小的影響。1945年，抗戰勝利。查良鏞隨家人一起回到家鄉。當時，查良鏞21歲，正是闖天下的年齡。
所以，在家里歇過幾日，查良鏞便告別家人，匆匆上路。他先來到杭州。很快，他在當地的《東南日報》找到工作，做外勤記者�！稏|南日報》當時的社長是汪遠涵。汪是一位好好先生，對查良鏞很器重。至今，查良鏞與汪遠涵還時常有書信
往來。查良鏞自中學時代便四處投稿，《東南日報》即是其中之一。
他之入杭州《東南日報》，是由上�！稏|南日報》副刊主編陳向平推薦的。這是查良鏞與報業的第一次接觸，從此，便跟報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據查良鏞后來憶述說，匆匆告別家鄉后直接找了報社做，是因為“本身對新聞報業有著濃厚興趣”。事實上，在《東南日報》的工作，只是查良鏞給自己安排的一次實習，同時也為他后來進入《大公報》做了熱身。
查良鏞的目標是去上海發展，杭州只是過渡。果然，做了不到一年時間，查良鏞辭了《東南日報》的工作，轉去上海。這時，他的堂兄查良?是上海市法院院長，并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做兼職教授。通過堂兄的關系及自己在中央政治學校的學
歷，查良鏞進入上海東吳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
這一決定表明查良鏞仍對“外交”這一職業充滿憧憬，希望能有機會讓他曾中斷的“外交官之路”再次鋪展。然而，政局的混亂已使查良鏞的希望變得渺茫，甚至學業也難保障。
看著查良鏞不解的表情，喬冠華又提議說，如果不愿去人民大學，可以改為到人民外交學會工作。他解釋說，人民外交學會屬外交部的外圍機構，專門負責與外國的聯絡。如果經過一段時間工作，黨會視其表現而決定是否吸收入黨，然后才決
定能否進外交部。喬冠華一番話，猶如一盆冷水劈頭澆下，令查良鏞感到失望。
但查良鏞仍抱有一線希望。他想：受訓就受訓吧，只要能到外交部工作就行。于是，喬冠華很快為他安排好入讀人民大學的手續。因為這是干部培訓學校，所以每個入學的人都要先寫自傳。這時，查良鏞突然覺得自己北上的決定是大錯特錯了!
查良鏞后來說：“我愈想愈不對勁，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樂觀。自己的思想行為都是香港式的。對共產黨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黨。而且，一個黨外人士肯定不會受到重視，恐怕很難有機會作出貢獻……”至于去外交學會的建議，
查良鏞也不愿采納。
查良鏞像當時決定北上一樣，迅速而堅定地做出選擇：回香港!
許多年后，查良鏞嘆道：“事后回想，深覺當時天真，外交部的工作人員，豈可容納非共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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