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期的李宗仁。
李宗仁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關鍵的“福將”。福將之“福”，一是他個人歷經戰場炮火和政壇暗箭，屢次大難不死;二是在重大歷史關頭，李宗仁及其代表的桂系，作為具有決定意義的中間力量，幾乎總是能有意無意地做出明智抉擇。他的抉擇雖然有的出于派系斗爭，有的是迫于時勢無可奈何，但終究順應了“不可阻遏的革命浪潮”，促使國家民族走向良性方向，也為自己留下“青春戎馬，晚節黃花”的身后評價。曾為李宗仁撰寫回憶錄的唐德剛認為，李宗仁“匹夫一人系天下安危”，他是“近代中國這座高樓大廈的一根主要支柱，沒這根柱子，則今日這座大廈，可能又是另外一棟不同的建筑了”。
因負擔不起學費考取軍校
晚年李宗仁看到名人傳記中“少有大志”“以天下為己任”的話，總覺得那是作者杜撰的。他少年時的志向，是當一名養鴨漢子，絕沒想過要成為一代名將甚至“一朝天子”。
1891年8月13日，李宗仁出生在廣西桂林貧寒農家，16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廣西陸軍小學，報到時因為沒有手表遲到十分鐘，被取消入學資格，第二年再考才正式入學。桂林一帶重文輕武，靠當兵吃飯頗受鄙視。李宗仁考陸小，是因為這是廣西質量最好的新式學堂，升學就業都有保障。更重要的是陸小免學費還發津貼，這對許多貧苦孩子有很大吸引力。同時被吸引的還有15歲的白崇禧和12歲的黃紹?，1908年，李、白、黃3人幾乎同時入學。
陸軍小學是清廷為培訓新式軍官投資設立的。1911年武昌起義一聲炮響，這些學習了新軍事理論、新政治思想的年輕人，轉瞬加入廣西同盟會，成了清廷掘墓人。十幾年后，李宗仁、白崇禧、黃紹?以少擊眾，聯手橫掃“舊桂系”。3個曾經負擔不起學費考取軍校的農家少年，崛起為“新桂系三巨頭”。1925年夏，34歲的李宗仁穩坐頭把交椅，一統廣西。
“桂系三雄”的選擇，
讓北伐成事實
在那個群雄并起軍閥割據的時代，李宗仁不安于在家鄉做個“山大王”，桂系幾乎是唯一自愿加入全國統一進程的地方勢力。一位海外漢學家評價道：“他們(李、白、黃)覺得自己與那些被他們打敗的粗野的、沒有文化的中年廣西軍閥完全不一樣，他們年輕，受過教育。” 3人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使他們具有現代民族主義情結。統一廣西之后，皈依中央獲得合法身份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但哪里是“中央”?當時的中國，北洋軍政府和孫中山建立的廣州大元帥府都以中央自居，從實力上看，北方明顯勝于南方。李宗仁權衡之后選擇了南方，選擇了在他成長過程中具有啟蒙意義的三民主義;并在派系斗爭紛亂的廣東政府內部，選擇了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蔣介石。唐德剛寫道：“廣西的統一和兩廣的合作，實系于李宗仁一念之間。李氏如一念及邪，則那個風雨飄搖的廣東地方勢力，所謂‘大元帥府’，是經不起吳佩孚、唐繼堯、陳炯明三面夾攻的。” “……他們(李、白、黃等‘桂系三雄’)的這一決定，才能使‘北伐’從構想成為事實。而在他們三人之中，李宗仁實是決定性的人物。”
1925至1926年間，蔣介石忙于打壓共產黨，和汪精衛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廣東政府一片內亂，無心北伐。李宗仁感到“問鼎中原”時機稍縱即逝，決定立即抽調12個團，親自指揮入湘作戰，并赴廣州游說蔣介石。這是蔣李二人第一次見面。李滔滔不絕陳述北伐利害，蔣半天才說了一句：“你初到廣州，不知道廣州的情形太復雜……現在如何能談到北伐呢?”最后又支支吾吾地說：“你和他們說說看。”意思是讓李宗仁去說服廣東政府的其他勢力。
隨后，李宗仁先后拜見張人杰、譚廷?、程潛和蘇聯顧問鮑羅廷，均未獲明確支持，最終他說動了李濟深。二李在政治會議上慷慨陳詞，這時廣西的入湘先遣隊已經取得初步勝利，國民政府終于宣布出師北伐。
李宗仁郭德潔夫婦舊照。
1926年7月，北伐軍出征時只有不到7萬人，除第一軍是蔣介石一手培養的黃埔系之外，其他都是難以駕馭的各路諸侯。桂軍組成的第七軍在北伐中表現最為突出，戰斗力最強。葉挺獨立團所在的第四軍被譽為“鐵軍”，而七軍則號稱“鋼軍”。蔣介石對桂系既想拉攏又想削弱，一面軟磨硬泡要跟李宗仁互換“蘭譜”拜把子，一面把主要的戰役都交給桂軍去打，而他的嫡系受到保護，連軍餉都比桂軍多一倍。蔣桂矛盾就此埋下，此后的20多年中，這是國民黨內最為主要的矛盾。
伴隨著糾結的派系內斗和血腥的國共之爭，北伐軍一路北上，1928年7月占領北京。蔣介石、李宗仁、馮玉祥和閻錫山來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向孫中山的靈柩宣告北伐完成。儀式十分隆重，馮閻二人“頻頻擦淚”，蔣介石則撲到棺上痛哭。唯一沒哭的是李宗仁，李覺得他們都很“矯情”，而他本人“無此表演本領”。
不久之后蔣李馮閻同黨操戈，打了整整3年的中原大戰。最終蔣介石獲得張學良的支持取勝，李宗仁敗退廣西。
1936年6月3日，兩廣事變爆發。當日，廣東陳濟棠和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公開反蔣，發表“北上抗日”通電。
逼蔣抗日，為“西安事變”埋下伏筆
回到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決心勵精圖治建設廣西。他們發展教育，懲治土豪劣紳，對行政官員進行嚴格約束，甚至規定官員只許穿灰色制服，不許穿綢袍和西裝。李宗仁自己也過著清教徒似的生活，他的胞妹曾經問他：“哥哥，你做了這樣大的官，而我們仍舊耕田種地，你不怕鄰里恥笑你嗎?”
20世紀30年代，廣西是中國有名的模范省，國內外記者涌入參觀給予盛贊。李、白發起建設廣西運動，一是因為他們均出生于廣西，對家鄉懷有責任感;二是他們想讓南京看看，如果貧窮邊遠的廣西都能建設成功，那么其他各省建設不好只能說明中央政府的無能。
在廣西和中央對峙的幾年當中，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勝一日，廣西與廣東聯合大造輿論，批判國民政府不作為。1936年，李宗仁發表《焦土抗戰論》，指出“作有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到敵人被誘深入我國廣大無邊原野時，我即實行堅壁清野，發動敵后區域游擊戰”。李宗仁的觀點與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速勝論”背道而馳。7月15日，國民政府電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調往中樞軍委會任職，實際上要將二人趕出廣西，這一下激怒了他倆，他們公開抗命。蔣介石調集各路軍隊圍困廣西，而廣西也全省動員誓死一拼。桂系在輿論上占領正義立場，東北軍、西北軍、共產黨都通電聲援廣西。
最終，雙方各退一步，蔣介石做出抗日承諾，李宗仁宣布服從中央共同抗日。1936年9月18日，李宗仁與蔣介石在廣州見面，這是他們公開決裂多年之后的首次見面。據當年的《春秋雜志》的記錄說，李宗仁這位老實人，一見到蔣介石走了進來，竟然當堂面紅耳赤不知所措，表情極其尷尬，而蔣介石則是滿面春風，笑容可掬。
始終有論調認為，李宗仁率桂系與國民政府陳兵對峙，是“假抗日，真反蔣”。李宗仁當時的動機究竟如何已無從考證，但他確實是“逼蔣抗日”最穩定、最堅決的力量之一。“西安事變”發生后，各地軍閥動搖觀望之際，李宗仁等16人通電全國，態度鮮明地主張和平解決兵諫，建立抗日政府。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李宗仁在兩個月內便在廣西裝備了4個軍共48個團配備齊全，開赴淞滬會戰前線。廣西“建設運動”多年儲備的資本和能量，讓日本人驚訝。日本的媒體曾經這樣報道：“廣西有著險峻的地形，彪悍的軍隊，能戰的將領和大廣西主義的精神。誰想把它蹂躪，都是徒然空想。”
李宗仁在臺兒莊。
指揮“雜牌軍”血戰臺兒莊
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駐守徐州。1938年2月至5月他指揮了徐州會戰，其中臺兒莊戰役是他一生輝煌的頂點。作為抗戰以來正面戰場首次大捷，這場悲壯的硬仗超越了政治界限，對整個民族都具有強烈的振奮意義。
臺兒莊一戰，國軍損失3萬殲敵1萬，是血肉之軀拼出的“慘勝”，有人認為在戰術上并無值得夸耀之處。其實，李宗仁指揮一支“雜牌軍”浴血奮戰本身就是令人稱奇的戰術。當李宗仁取得臺兒莊大捷后，蔣介石驚訝地說：“你還能指揮雜牌部隊?”李回憶這段往事不無得意：“這一點在蔣先生看來，實在是不可思議之奇跡，他本人是斷然做不到的。”
派系林立各自為政，一直是國民黨軍隊最令人頭疼的難題。對這一難題，蔣的解決辦法通常是把非嫡系的部隊推上前線，一邊御敵一邊削弱異己。李宗仁與之恰恰相反，他總是派自己的嫡系打前鋒，對其他派系的部隊在軍餉補給上盡量公平，甚至給予特殊照顧。
李宗仁字德鄰，時人敬稱他為“德公”，這算是一個實至名歸的稱呼。蔣處事虛實難測，李為人寬厚實在，性格差異決定了在政壇上李一生都不是蔣的對手，但在戰場上，德公的寬厚使他具有凝聚人心的特殊能力。“雜牌軍”在其他戰區龜縮不前，而獨在李宗仁指揮的第五戰區，不惜血戰到底，也就不足為怪了。
臺兒莊捷報傳來，民心大振，人們紛紛上街歡呼、放爆竹慶祝，蔣介石在武昌官邸聽到街上的喧鬧聲，面露不悅之色，說：“有什么可慶祝的?叫他們走遠點，不要在這里胡鬧。”隨后的武漢會戰，李宗仁名義上是會戰實施長官之一，實際上已無實權。
新中國成立后，李宗仁躲過重重阻撓，攜妻取道瑞士回到大陸。
醞釀多年的落葉歸根
1943年9月，李宗仁從第五戰區調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漢中行營主任，明升暗降�？箲饎倮�，又被任命為北平行營主任。一代名將從此基本與沙場絕緣，走上了權力斗爭之路。1949年1月，李宗仁終于迫使蔣介石在形式上下野，他當上了代總統，可是根本沒有實權，就算有實權也無法挽回國民政府的大敗局。
1949年冬，李宗仁黯然去往美國，開始了16年的寓公生活。晚年他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參與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計劃，在唐德剛協助下出版回憶錄;二是在周恩來周密部署下，躲過重重阻撓，攜妻取道瑞士回到大陸。李敖評價說，李宗仁“這兩件‘武器’，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絕”。
1965年，在臺海關系緊張的關口，李宗仁“突然回國”震驚世界，其實對他本人來說，落葉歸根一點都不突然，他已醞釀多年。本質上，李宗仁自始至終是個民族主義者，當他看到在中共領導下，新中國實現獨立統一，完成了他和同人“革命”一生的目標，他自然對祖國十分向往。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消息傳到美國，李宗仁高興得像個小孩一樣，到處給親友打電話報喜。在接受一位意大利記者采訪時，李宗仁說：“我由于自己的失敗而感到高興，因為從我的錯誤中一個新的中國正在誕生。……什么時候我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強大的中國呢?”
唐德剛寫道：“一九四九年的桂林，他沒有服輸，因為他是個政治欲極盛的‘李代總統’，一九六五年他服輸了，因為他是個爐火純青的‘老華僑’。”
1965年7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宴請李宗仁夫婦。毛說：“德鄰先生，你這一次歸國，是誤上‘賊船’了。”李宗仁答：“我們搭上的這一條船，已登彼岸。”
在他回國之前，周恩來托人“務必轉告國內實情”，告訴李宗仁國家還存在許多困難和不足，這不是使他失望，也不是條件，而是言之在先，讓他做好思想準備。李宗仁也許早有這樣的準備，解放初期的廣西土改中，他3個妹夫和1個妹妹被當做大地主槍斃。多年后人們問起此事，李宗仁回答：“過去我們也殺過共產黨，現在不要去記仇了。”
李宗仁回國第二年，“文革”爆發。在周恩來力保之下，李本人未受直接沖擊，他看到那些曾是他對手的共產黨人成了動亂的犧牲品，部屬舊友也大都被揪斗。李宗仁私下說：“也許回來得不是時候，但我自己選上的道路，我是要走下去的。”
1969年1月，李宗仁去世，他以一個愛國者的身份留下遺言：“我在1965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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