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這個行業，當時在東北老百姓心目中名聲很臭。因為日偽統治時期，日本人的翻譯官到處欺壓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怒稱翻譯官為“翻譯狗”。
《小兵張嘎》中的“胖翻譯官”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2015年2期，作者：鐘兆云，原題為：《劉亞樓上將戰場之外的“另一手”》，為節選。
前瞻性地創辦了外語學校
1946年春夏之交，劉亞樓受命于危難之際，出任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鑒于東北戰場面臨的局勢，部隊都是大兵團行動，游擊戰司令部的工作方法已不能適應作戰要求，劉亞樓決定翻譯出版《蘇軍司令部工作條例》，并結合部隊實際親自講解。
劉亞樓忙里偷閑，從俄文中翻譯《紅軍野戰參謀業務條令》。當年跟在他身邊的參謀郭瑞樂說：“劉參謀長處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晚上便翻譯俄文版的《紅軍野戰參謀業務條令》。他一邊閱讀原文，一邊口述中文，要我和總部另一位參謀葉云龍輪流記錄，記完后稍加整理，作為譯文初稿送他審定�；硕畞韨�晚上譯完后，很快就出書了。發到全東北團以上各級司令部，參謀人員人手一冊，作為參謀業務學習的教材。”此外，劉亞樓還翻譯過《斯大林論克勞塞維茨》等著述。
劉亞樓深知以后不管打仗還是建設新政權，都要和蘇聯打交道。為了培養更多的俄語人才，他建議以遷東北的延安外國語學校的俄文系為班底，在東北建立一所規模更大的外國語學校。中共中央采納了劉亞樓的建議，并指令他負責籌建。1946年11月7日，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附屬外國語學校在哈爾濱成立，由東總直接領導，劉亞樓兼任校長，東北局外事處處長盧競如任副校長，一批懂俄語的干部相繼來校擔任領導和教學工作。學校屬軍事干校性質，專門培養軍政翻譯人員。
翻譯這個行業，當時在東北老百姓心目中名聲很臭。因為日偽統治時期，日本人的翻譯官到處欺壓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怒稱翻譯官為“翻譯狗”。東總的參謀訓練隊，此時也在外國語學校里開辦，他們中間有個別學員受到這種影響，罵外國語學校的學員是“翻譯狗子”，譏笑學員在校園說俄語、誦俄文是“放洋屁”。
劉亞樓經常給參謀訓練隊講課，很快就知道了這事。他嚴肅地批評了參謀學員，并不失幽默地指出：“你們學的教材，都是我從蘇聯軍事書刊上譯過來的，你們說‘放洋屁’，不放這‘洋屁’，你們什么也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翻譯過來的，誰能說這是‘放洋屁’？”如此一席話，讓參謀學員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學員來自五湖四海，以部隊人員和解放區青年居多。劉亞樓指示要多吸收東北一些知識青年入學，并就此解釋：國共兩黨正在爭奪東北，當地群眾對共產黨和八路軍還缺乏認識，一些知識青年處于觀望狀態，外國語學校吸納他們，對爭取將來的勝利關系極大。劉亞樓著重講了外國語學校的主要任務和努力方向，親自抓辦學方針、方法和校風。就連師生的著裝等小問題，他也關心上了。師生們都身穿黃色軍服，胸前佩戴“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附屬外國語學校”的�；�，英姿颯爽，朝氣蓬勃。
1946年底，國民黨軍瘋狂向北滿進攻，戰局吃緊。外國語學校隨同總部遷往松江省佳木斯市后，東北局和東總根據劉亞樓的建議，任命東北大學副校長張如心兼任外國語學校政治委員，相應提高學校規格。辦學條件艱苦，劉亞樓親自出面解決。為了讓學校的師資建設上臺階，劉亞樓請來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蘇聯人）來校當俄語老師，并在當地聘請了同情中國革命的蘇聯僑民舍列波娃、庫茲尼佐夫和帕涅文等人任教。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拿出偌大氣力來籌辦外國語學校，雖有中央決定，但籌辦人如無遠大戰略眼光，也很難做出成效。
劉亞樓要求外國語學校，不僅要在政治和業務上對學員嚴格，還要在較短時間內出人才。根據他“不要死板正規辦學”的指示，學校一年四季招生，一年四季也都有學生畢業。
當時也有一種擔心，學外國語言時間太短，今后管不管用？劉亞樓找來有不同意見的張天恩等教職人員談話，在耐心指出建立外國語學校與黨的戰略意圖緊密關聯后，說：“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要在短時間內培養出大批翻譯人才，滿足戰爭和建設的需要。因此，學員只要掌握一定數量的詞匯和基本語法，出去邊實踐邊學習，工作一逼就上去了，這就叫在工作中成長。”
1947年7月，隨著北滿局勢日趨穩定，學校遷回哈爾濱，當年底遷往市郊馬家溝新址，校舍在日偽時期日本女子高等學校的紅樓內。學校環境優美，紅樓在層層綠樹環抱之中，可謂“萬綠叢中一點紅”。不久，隨著形勢的發展和社會的需要，學校又遷到市內南崗大直街一棟白樓內，后改建成高等學府（后改稱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1958年經擴建更名成立黑龍江大學）。
戰事緊張，學校幾經來回搬遷，劉亞樓軍政事務繁雜，卻仍不忘解決學校的困難，在辦校經費和設備供應上大力支持。1948年11月東野提前入關時，劉亞樓找來學校政治處主任王季愚，說：“我要進關了，給學校四輛汽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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