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第二節《古代的封建社會》中，總結性地指出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巨大意義說：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保ā睹珴蓶|選集》第二卷）
這個概括的說明，科學地指出了農民群眾起來打擊封建統治的階級斗爭是古代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因，強有力地駁斥了把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歸結為帝王將相行動結果的歷史唯心論謬說，給予了我們以正確研究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的鑰匙。
隋末農民戰爭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全國性的農民戰爭之一。它沉重地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它也就起著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
要想全面地了解隋末農民戰爭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問題，必須研究許多分目。例如：（一）隋末統治者對農民施行殘酷剝削和壓迫的情況；（二）隋末農民戰爭的經歷；（三）唐初統治者的——用相對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的方法以求鞏固統治權的——思想，以及農民戰爭對于這種思想的形成的作用；（四）唐初的對農民作相對讓步的具體政策及其實行的程度；（五）唐初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具體表現等等。
不難看出，這些分目是互相關聯著的。譬如說，如果不知道隋末統治者對于農民施行了怎樣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就不能了解隋末農民戰爭之所由興起；如果不能知道這種統治對于生產的破壞是如何的嚴重，也就不能完全了解隋末農民戰爭的重大意義。又譬如說，如果不知道隋末農民戰爭的經歷，不知道起義軍如何興起，如何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分散到集中，由據險自守到進攻城市，由劣勢地位轉向優勢以至在基本上摧毀隋朝的統治；不知道例如象唐高祖李淵如何在起義軍的壯大聲威之下，由鎮壓農民起義轉向利用農民起義，并與李密起義軍聯和；不知道例如象李淵的軍隊怎樣在起義軍，主要是李密起義軍牽制住隋軍主力的條件下，才獲得由山西渡河入陜、進而奪取長安的可能等等的問題，就不能完全了解為什么唐初統治者懂得一些農民的力量，從而采取了對農民作相對讓步的政策；同樣，如果不知道農民在起義的過程中，如何給予整個大地主階級，特別是關東士族（北朝以來山東、河北、河南的大地主）以沉重的打擊，也就不能了解唐初的對農民相對讓步的某些政策，例如“均田”制度，為什么還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比較有效地實施（這里所說“有效”只是比較而言，實際在封建制度下，不獨所謂“均田制”本身并不觸動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而且其實施的程度也有極大的限制，唐初并不例外），等等。但因篇幅有限，本文僅圍繞著第三點進行研討。其他分目，俟以后再論。
在分析以唐太宗李世民為代表的唐初統治者的——用相對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的方法以求鞏固統治權——思想之前，先須指出一個客觀事實，即：隋末農民大起義爆發于隋代還處于號稱富強的時期，而不久以后，由于起義軍以及在起義軍影響下興起的反隋軍的沉重捶擊，隋便結束了它的統治。
隋的統治時間極為短促，自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代周”，創建隋朝起，至公元618年隋煬帝楊廣被殺、最后覆亡止，歷時只三十七年。而農民起義爆發于隋煬帝第一次大舉進攻高麗之前一年，即公元611年，上距隋文帝始建國，不過三十年；上距隋文帝滅陳、統一中國之年，即公元589年，只不過二十二年。
在隋代，朝廷擁有巨大財富。唐史家杜佑說：“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陜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保ā锻ǖ洹菲摺妒池洝ざ≈小吩ⅲ壑心暌院�，以用兵頻仍和奢靡濫用之故，雖然耗費極多，但直至起義軍大興之時，倉廩府庫，仍稱充實。例如：李密“開洛口倉散米”，就食者“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荊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保ā锻ㄨb》一八六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據東都（東京洛陽），城內“布帛山積，至以絹為汲綆，然（燃）布以爨�！保ā锻ㄨb》一八三義寧元年四月）唐高祖李淵所占有的晉陽，號稱“食支十年�！保ā杜f唐書》六四《巢王元吉傳》）西京（長安）的府庫，則直至貞觀年間，猶未用盡。（《貞觀政要》六《論奢縱》馬周疏）
隋又是結束了將近三百年分裂局面，完成統一南北的朝代。在鞏固邊境國土方面，也獲得很多進展。北方，隋促使突厥分裂的政策收到效果，并在軍事上屢次給予突厥以重創。南方，公元605年，隋的軍事力量繼秦漢以來再次及于印支南部，建立了林邑郡。西方，隋于公元608、609兩年間，連續進擊吐谷渾，獲得決定性勝利，并以其地置河源、西海二郡（在今青海）。同時，隋以兵力威脅伊吾，迫使高昌王及伊吾吐屯設“入朝”，并迫使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因置鄯善、且末二郡（在今新疆）。東方海上，公元610年，即農民起義前一年，隋遣兵萬余人泛海登流求（今臺灣），進一步加強了聯系。唐初人形容隋的強盛說：“統一寰宇，甲兵強銳”，“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保ā敦懹^政要》一《論君道》魏征疏）
農民起義軍和在起義軍影響下興起的反隋軍所推倒的，就是這個擁有巨大財富的皇朝，就是這個負有統一國內和威震四鄰的聲威的皇朝，就是這個號稱“甲兵強銳”的皇朝。
遠征高麗的失敗確是削弱了隋朝的力量，有助于農民起義軍和反隋軍的蓬勃發展。然而，隋末農民起義不是爆發于遠征失敗之后，而是爆發于大舉出師之前，終究是個事實。隋由全盛而驟告覆亡，終究是個事實。
唐太宗具有用相對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的方法以求鞏固統治權的思想。這在他的言論中表現得很明白。觀在就來看一看他的一些言論：
“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貞觀政要》一《論君道》）
“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保ㄍ瑫怼墩撜w》）
“近自建立太子（即后來的唐高宗），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娖涑笋R，又謂曰……‘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同書四《論教戒太子諸王》）
“崇飾宮宇，游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瓌诒字�，誠不可施于百姓�！保ㄍ瑫墩搩�約》）
“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北齊后主高緯）深好奢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朕常謂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保ㄍ瑫恕侗媾d亡》）
唐太宗論及君民關系，引用古語，把人君比做舟，把人民（主要是農民，下言人民同此）比做水。既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既然皇帝能否做得成，要看廣大人民群眾的趨向來決定，所以，他說，“可不畏懼”？“誠可畏也”。
那么，為什么人君會被人民所推倒，會被人民擯棄而不用，如同船會被水打翻一樣呢？
唐太宗認為極度剝削人民，則必致危亡。他把這比做饞人自割其肉以啖腹，腹飽而身亦斃。
那么，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覆舟亡國之禍呢？
唐太宗說，“必須先存百姓”，“不盡其力”。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讓人民活得下去，不要把他們榨取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唐太宗說：“不奪其（農）時”。就是不要在農忙季節，強迫農民服役，好讓他們能正常進行生產。
唐太宗說：“勞弊之事，誠不可施于百姓”。就是不要把過重的徭役加在人民身上。
唐太宗說，不能“賦斂不已”。就是不要把過重的賦稅加在人民身上。
諸如此類。
從這些例子，就能夠看出，在這里，唐太宗的思想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即：用相對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的方法，以求鞏固統治權。
在這里，又可指出，雖然唐太宗的這種思想井不包含有什么新的內容，而只不過是以前的某些思想家所已經有過的那些思想；他的有關如何對待農民的言論也并不是什么新穎的東西，而只不過是重復以前的某些思想家的有關統治方法的格言，或者，至多也不過略加發揮而巳，但是，這并不等于說，他的這種思想，他的這類言論就沒有注意的價值，就值不得花費時間加以討論。因為，研討他的這種思想，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國古代史上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即中國農民戰爭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這一問題。因為，他的這類言論并不純是空談，并不全和行動脫節，他所施行的一些政策，例如減輕徭役，減輕租稅，以及在某種限度內的“均田制”等等，是和他在這些言論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有著一定程度的關聯的。
這類思想在當時并不是唐太宗所獨有，在唐太宗的大臣中，也相當普遍地存在著。請舉魏征的幾次論“奏”為例：
“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保ā敦懹^政要》一《論君道》）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同上）
“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民，唐太宗名世民，唐人避諱，用“人”代“民”），水也。水能栽舟，亦能覆舟�！菹乱詾榭晌�，誠如圣旨。”（同書二《論政體》）
“昔子貢問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迂曉唬骸纹湮吩眨俊釉唬骸灰缘缹е�，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同書十《論慎終》）
更舉岑文本的論“奏”為例：
“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畏非（惟）民。’孔安國曰：‘……君失道，人（民）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保ㄍ瑫墩摓南椤罚�
用不著更多的引證，就可以說明，唐太宗及其某些大臣都重復地引用這些古語，都存在著畏懼引起人民反抗，以致不能保持統治權的心理。而這不能是偶然的。
唐太宗及其大臣們所引用的古語，例如載舟覆舟之喻，例如可畏惟民之論，當其產生之時，自必有其所由產生的社會物質環境，這里不加探究。這里所要注意的是：誠然，這類古語載在儒家典籍中，曾長期為封建士大夫所習誦；誠然，這類古語于千百年中，曾不止一次地被封建統治者所援引過（例如三國魏明帝時的王基就曾在一個“諫疏”里引用過載舟覆舟之喻），但我們總可以說，這種思想，在唐太宗統治時期，要比在其他時期較為活躍些。究竟為什么貞觀時期的君臣，如此不憚厭煩地重復著這些古語，并且唐太宗還引伸出例如割肉啖腹一類的言論呢？為什么貞觀時期，這類思想還真在一定程度上指導當時統治者的行動，例如唐太宗曾多次接受臣下“諫諍”，中止某些擾民之舉或減輕其程度，因而被稱為“虛心納諫”之君呢？這在唐太宗及其大臣們的言論中，也可以得到答復。
且看唐太宗這些言論：
“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征求無巳。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聯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凈，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谷豐稔，百姓安樂。”（《貞觀政要》一《論政體》）
“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起義）。逮至末年，尺士一人，非復已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誡。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保ㄍ瑫墩撔行摇罚�
“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及此，不覺惕焉震懼？”（同書同卷《論災祥》）
由此可見，施行對農民相對讓步的政策是形成“貞觀之治”的原因。而唐太宗所以施行這種政策，是因為：隋末農民戰爭摧毀了隋朝的統治，這個事實，反映到他的腦中，使他認識到，施行對農民相對讓步的政策，“使百姓安靜”，是確保統治權——皇位的方法，使他明確地具有用相對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的方法來鞏固統治權的思想。而這種思想也就指導著他的對農民作相對讓步的行動，指導著他施行對農民作相對讓步的政策。
由此可見，隋末農民起義爆發于隋代還處在號稱富強的時期，其結果是推翻了一個號稱富強的皇朝，隋由全盛而驟然覆亡，這樣的事實，使唐太宗“惕焉震懼”，而感到有對農民作相對讓步的必要。
由此可見，唐太宗之所以具有如同上述的思想，其根本原因，就在這里。至于那些先行的思想材料，即唐太宗曾經引用過的古語，則不是離開這個根本的原因而單獨地起特殊作用的。
且再看魏征的“奏疏”：
“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銳，三十余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后患�！瓕m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癫豢懊释练直��！苍副菹隆宠b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保ㄍ弦弧墩摼馈罚�
“且我〔國家〕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圣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窮而安寧，靜之也�！羲迨现磥y，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蜩b形之美惡，必就于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于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衷唬骸タ路タ拢鋭t不遠。’臣愿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保ā敦懹^政要》八《論刑法》）
唐太宗曾評斷魏征的功勞說：“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房〕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后，盡心于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征而已�！保ā敦懹^政要》二《論任賢》）又說：“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皆魏征之力也�！保ㄍ弦弧墩撜w》）唐太宗認為魏征是“佐成貞觀之治”的第一功臣，認為他的最大的功勞在于勸行“帝道”、“王道”。魏征這兩個奏疏雖然都是貞觀十一年所寫，距貞觀初已有十年以上，但卻極清楚地表示出他的一般看法。那么，唐太宗所說的行“帝道”、“王道”，也無非是如魏征所說的“靜之”�！办o之”的意思就是安定農民，就是不過分擾民，不興大役，也就是施行對農民相對讓步的政策。唐初“貞觀之治”的秘密，即在于此。而魏征所以勸行這種政策，乃由于他見到了“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這個教訓。誠然，在當時，農民戰爭的強大力量是相當普遍地反映到統治者的腦中，而魏征出自李密所領導的一支農民起義軍，他對于農民戰爭力量的強大，對于農民憤恨殘酷剝削和壓迫的情緒的強烈，原來可以體察得較深刻些。
且再看一看張玄素在一次“奏對”中的言論和他一次“直諫”的情形：
“臣又觀隋末沸騰，被于宇縣……人君不能安之，遂致于亂。陛下若近覽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保ā杜f唐書》七五《張玄素傳》）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籍周室之余，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諒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臣聞阿房〔宮〕成，秦人散；章華〔臺〕就，楚眾離；乾元〔殿〕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后，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煬帝遠矣�！谥^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于亂�！凇欀^房玄齡曰：‘……所有作役，宜即停之�！保ā敦懹^政要》二《論納諫》）
秦隋興亡，甚相近似，張玄素遠論秦亡，實亦近喻隋敗，結言“天下不可以力勝”。張玄素認為隋之致敗，在于人君不能安民。故勸唐太宗“近覽危亡，日慎一日”。此與魏征所論并無二致。張玄素曾經參加過竇建德所領導的一支農民起義軍，他對于農民戰爭力量的強大，對于農民憤恨殘酷剝削和壓迫的情緒的強烈，原來可以體察得較深刻些。
有人以為貞觀致“治”，在于唐太宗“能納諫”。這種提法似嫌抽象些。固然，貞觀時，群臣“進諫”，太宗“納諫”，所涉及的范圍很廣。但也不難看出，其中極大部分，類如止徭役，息征戰，戒奢縱，“取信于民”，“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晚年行動要和貞觀初年一樣）等等，都直接或間接關涉到對農民作相對讓步這個主題。張玄素諫修乾元殿一事，甚為唐初人所重視，魏征曾極加稱嘆說：“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正是由于他阻止了一次大“興發”。
其他論及以亡隋為戒的例子還很多，不能備舉。
綜括以上所引，可以說明什么問題呢？
首先，唐初的統治者，在分析隋的覆亡原因時，不能不看到這樣的事實，即隋煬帝“窮奢極侈”，“徭役不息”；“窮兵黷武，干戈不戢，以致“民不堪命”，群起反抗，終于“率土分崩”，“身死國滅”。雖然他們有時也把隋的覆亡，歸之于其他原因，類如隋文帝“溺寵廢嫡，托付失所”（指廢楊勇而立隋煬帝楊廣為太子事）；賭煬帝“護短拒諫”，“偏信佞臣”等等，但這些仍舊是圍繞著隋煬帝施行暴虐統治，終致引起農民大起義這個主題。唐初統治者既然親見隋的覆亡，取為前車之鑒，因而，隋末農民戰爭推倒隋的統治這個事實，也就在基本上規定著唐初的政策。
其次，在隋的覆亡原因中，不參雜有例如外戚宦官專政，特別是例如武將恃兵跋扈之類的問題。隋的覆亡在于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極度剝削和壓迫，迫使農民舉行起義，以反抗地王階級的統治，這是赤裸裸地暴露著的，沒有什么其他原因來遮蓋、混淆問題的實質。這一點，即沒有什么來轉移或分散唐初統治者的視線一點，也就有力地影響著唐初的政策。
最后，隋在覆亡以前，是一個號稱富強的朝代。但是，朝廷富足而人民窮困不堪，帝王好戰而人民不愿送死。終于，隋被農民戰爭所推倒。這就使新的統治者看到，農民的力量是無比強大的，一個政權如果對農民施行殘酷壓榨，達到農民不能容忍的程度，它就必將被農民的力量葬入墳墓（《貞觀政要》六《論奢縱》馬周諫疏論此最深刻），而所謂富強并不足恃。這一點，即隋末農民戰爭推倒一個號稱富強的朝代，使新的統治者感到震懼一點，也就有力地影響著唐初的政策。
唐初，在一定限度內，在某些不同的地區以不等的程度施行了“均田制”（這是唐初政策中的一個根本問題，本文為范圍所限，未能多論），并相對地減輕了農民的租稅和徭役的負擔。這就是對農民作相對讓步的政策的具體內容。
唐初的強盛，也恰恰是奠立在這樣的政策之上。
關于唐初的具體政策以及唐太宗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容俟后論。
從前引唐太宗君臣言論中，可以看出他們所論的是“君道”，是統治的方法，是關于如何鞏固統治權的問題，是關于如何緩和農民的反抗斗爭的問題，因而，這些言論本身也就駁倒了他們在另一些言論中自稱為“愛民如子”、“為天下蒼生”一類的話；因而，唐初的對農民作相對讓步的政策也無非是用以達到鞏固統治權這一目的的政策，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如果因此就否定這種政策的積極意義，那也不能是正確的。因為，這樣來看，就脫離了當時的歷史條件。其實，對農民作相對讓步的政策也就意味著生產關系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束縛緩和下來，而社會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活動的余地。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這是比較有利于農民，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政策。其實，唐初，作為一個新政權的統治，乃是隋末農民戰爭的產物；而唐初所施行的對農民相對讓步的政策，也正是和隋末農民戰爭關聯著的。既然這種政策的施行，乃是隋末農民戰爭打擊了封建統治，削弱了地主階級的力量，迫使封建統治者作相對讓步的結果。那么，肯定這種政策的積極意義，也就是肯定農民戰爭的積極作用。
但在另一方面，也決不能過分夸大這種政策的積極意義，不能把唐太宗時期的農民生活理想化，不能片面地全部信任某些顯系夸大了的歌功頌德的記載。因為，走向另一個片面，也同樣是離開當時歷史條件來看問題的。其實，唐初的政權依然是地主階級的政權，封建的經濟關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依然繼續下來，這種政策的進步作用也就不能沒有極大的限制性。其實，封建統治者是不可能去觸動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的，封建統治者施行這種對農民作相對讓步的政策也不能延續得很長久。當然，要了解具體情形，就必須具體分析這種政策，就必須具體考查唐代統治者逐漸拋棄這種政策的過程。在這里，我們可以提出兩點來看。
第一、就在唐太宗統治期間，也存在有農民困苦的現象，更無論以后的年代。例如：
“（貞觀十六年），敕天下括浮游無籍者，限來年末附畢�！保ㄒ浴锻ㄨb》一九六。意謂下令各州縣搜查逃亡隱瞞，沒有編入戶籍的戶口，限明年底完成無籍戶口的附籍。附籍即編入戶籍。此類“浮游無籍者”，大抵為失去土地或逃避徭役、兵役的農民，或浮浪無依，或為地主耕種土地。）
“〔同年〕，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同上）
如果在當時，農民真正都獲得充分土地，能保持其土地，并且也沒有繁重的兵役、徭役負擔，何來有如許浮游無籍之人，致勞下詔檢括？更何能有自折手足之事，致煩下詔禁止？
第二、就在唐太宗統治期間，這種對農民作相對讓步的政策即已開始逐漸被破壞，更無論以后的年代。大致貞觀初年，讓步較大，及至中期，則徭役、兵役漸趨繁重。唐太宗甚至作出“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見《貞觀政要》十《論慎終》魏征疏）一類的暴虐言論。于是一時所謂“直諫”之臣，紛紛提出“居安思�！�、“慎終如始”的問題，都說：“愿陛下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即如前引魏征貞觀十一年兩疏，亦即針對當時太宗漸好奢縱，徭役漸重而發。其他如魏征貞觀十三年之疏（同上注），馬周十一年之疏（見《貞觀政要》六《論奢縱》），亦多可貴的史料。到了末年，情形更差。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死前一年）之修建玉華宮，所費以巨億計。而同年以在四川發民造船、備進攻高麗之故，不獨造成“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價踴貴，劍外騷然”的嚴重現象，而且“役及山僚”，直接激起雅、邛、眉三州僚人的起義（僚是當時散居四川及嶺南等地少數民族，在貞觀時曾以官吏侵漁，舉行多次起義。以上俱見《通鑒》）。
以上這些，并不能說明所謂“貞觀之治”的局面不及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其他所謂盛世，如所謂“西漢文、景之治”，“明初洪武之治”，“清初康熙之治”等，而是說明封建統治者所施行的對農民的相對讓步政策原來就有其極大的局限性。（在封建制度下，它不可能觸動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它也不會延續得很長久。）
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第二節《古代的封建社會》中所說如下的一段話：
“只是由干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樣，就在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斗爭停息以后，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保ā睹珴蓶|選集》第二卷）
對于我們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又有如何重大的指導意義。
唐太宗只是施行了局限性極大的對農民相對讓步的政策，使農民的力量得到極有限度的發揮，就能依據這種力量來創建一個古代世界史上少見的光輝、文明的國家，那么，不難看出，中國勞動人民所蘊藏著的力量該有如何強大！不難看出，今天，在毛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國工人階級的正確領導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而解放了自己的中國人民，在保衛和建設祖國的神圣事業中，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事業中，其力量該是如何巨大！祖國的前途，經過新民主主義的建設而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將是何等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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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成在歷史上的原型是誰？ 羅成是怎么死的？
隋唐政治制度的起源：多出自西魏和其后的北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