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麗
“高句（gōu）麗”（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古國名。史書中也寫作“高句驪”，簡稱“句麗”“句驪”，是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七世紀在我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存在的一個民族地方政權。朝鮮高麗王朝源名于此。
【古國歷程】
高句麗的歷史開始于公元前37年，由夫余人朱蒙（又作鄒牟王）所建，起初建都于紇升骨城（今遼寧省東部的桓仁滿族自治縣五女山城）。朱蒙建國后，沸流國（在今富爾江流域）來降。公元前32年，又發兵征服長白山高句麗東南（約在今朝鮮慈江道一帶）。公元前28年，再以武力攻滅北沃沮（今圖們江流域）。開始了其作為一名東北地區較強大部落酋長（該部落最初成為漢朝郡縣體制中的行政單位，并在隨后的幾百年中最終發展成為一個割據一方的王國）的歷史。
?璃王（朱蒙子，名類利）時，因先受夫余、鮮卑攻擊，將王城由紇升骨城遷國內城（今吉林省集安），又開始發兵侵梁貊（今太子河上游）。公元22年親率兵攻夫余，殺其王帶素，將來投的萬余名夫余人安置國內。接著，公元26年又通過兼并蓋馬國（所謂國，實際上是一個部落，在今朝鮮狼林山脈地區），殺其國王，收其地為郡縣。鄰近的句茶國王同年舉國來降。
公元53年，宮繼位（稱太祖大王，或曰國祖王），隔兩年攻取東沃沮（亦稱南沃沮，在今朝鮮咸鏡南、北道），后又攻取東涉（今朝鮮江原道）一部分地區，拓地至日本海，并迫使夫余稱臣納貢。為占有人煙稠密、物產富庶的遼東地區，宮及以后諸王對遼東地區擴張，先后受到東漢王朝、公孫氏、曹魏、慕容氏的多次打擊，有幾次幾瀕臨滅亡。
313年，高句麗攻取了漢朝屬地樂浪郡，但向南進一步的發展也受到強大阻力。369年發兵2萬侵百濟敗還，百濟于371年傾全國之力發兵北上，圍平壤城，故國原王（名斯由，亦曰釗）出城拒戰，中矢身亡。自宮以后至此約200年間，高句麗在發展中再度受挫。
為了重振基業，丘夫（小獸林王）繼位后，將其主要精力用于內政：倡導從中原引入的佛法，統一思想；再建學校。經過十余年的治理，經濟有了發展，軍事實力增強。384年伊連（故國壤王）為王，次年又開始向外發展。特別是談德（一名安，稱廣開土王，又名好太王）即位后，對鄰近民族和地區進行兼并戰爭。公元427年，第20代王長壽王高巨連將都城遷徙到今天朝鮮境內的平壤地區，這也是今天的韓國將高句麗視為自己歷史的原因。
隋朝時期，高句麗作為一個割據政權已具有了相當的實力。并與突厥等邊疆民族政權聯合，嚴重威脅到中原的安危。隋朝三次出兵征討，都由于隋煬帝的昏聵指揮而失敗。
隋亡唐興，高句麗繼續占據遼東燕國故地，與邊疆各族聯合對抗中原王朝。并向南不斷進攻韓半島上的新羅國（即現代韓國的前身，建立王氏高麗的王建，即新羅人），新羅一再向唐朝求救，唐太宗派遣使者至高句麗，以朝廷不因高句麗占據中原王朝原屬地遼東地區為事例，說服高句麗不要與新羅國因為一小片領土的歸屬爭議而破壞東北亞和平。但唐朝廷的和平努力被高句麗權臣蓋蘇文拒絕。唐太宗作為東亞天下的共主，為了保護新羅，于公元644年出兵東征高句麗。這次征討取得了很大的戰果，不僅一舉奪回中原王朝的屬地遼東地區，還在安市城外駐畢山擊潰高句麗南部褥薩高延壽率領的十五萬援軍。但在隨后的安市攻城戰中，唐軍耗時太多，為免除被拖入冬季的危險，唐太宗遂班師。此次東征雖給予高句麗割據政權以極大的打擊，但唐軍也戰死數千人，戰馬損失一半以上。后來，唐朝一直保持了對高句麗的攻勢，并在公元668年（唐高宗李治總章元年），將高句麗滅亡。在最后的攻城戰中，新羅人也參加了戰斗。
高句麗第27代國王寶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虜，根據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記載，高句麗貴族及大部分富戶與數十萬百姓被遷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國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遼東，成為渤海國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羅。自此，高句麗國家不再存在于世。
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于2004年7月1日將位于朝鮮北部及中國東北的高句麗王城、王陵、高句麗古墓群、壁畫及貴族墓葬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
【爭論】
在過去的很長時期里，由于中國學術界對高句麗古王國的歷史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而將高句麗與三韓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在韓半島的高麗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麗被不少中國學者誤認為其是韓國古代國家。
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學者對高句麗歷史研究的深入，中國史學界意識到了這一嚴重歷史判斷錯誤。為糾正這一錯誤，現在中國史學界已出版了大量有關高句麗的歷史專著。如劉子敏先生的《高句麗歷史研究》、耿鐵華先生的《中國高句麗史》、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國高句麗歷史叢論》、《中國高句麗歷史續論》、楊軍先生的《高句麗民族與國家的形成和演變》等等。
在中國史學界，“高句麗是中國東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國，與位于現在韓半島上的王氏高麗（建立于公元918年）是兩個除了名稱，在主體民族等各方面都有著重大區別的國家”的歷史觀點已成為共識。但是，韓國的學者對此持有異議。韓國歷史學者多認為高句麗只屬于本國歷史而與中國無關，他們認為高句麗人創立了屬于自己的獨特文明，曾建立了與古代中國平起平坐的大帝國。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國所著的《高句麗帝國史》與申瀅植所著的《高句麗史》。
由于韓國學者在解讀完全由漢語寫成的古代史料時具有一定的困難。因此，中韓在高句麗歷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著一定的難度。朝韓歷史學者的主要問題是對史料存在著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傾向。對于古代史書中能彰顯高句麗“獨立性”的歷史素材就大加凸顯，而對于能說明高句麗與中原在政治、文化、經濟上的聯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視。應該指出，在韓半島歷史學者中，這一現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國學者在高句麗歷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則是“象牙塔主義”。滿足于在小圈子內取得的成績，沒有動力和意愿主動向大眾展示學界已有的最新高句麗歷史研究成果，從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關高句麗的歷史認識沒有在更大范圍內得到應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眾的歷史認識錯誤。
中韓對高句麗歷史認識的分歧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不應該要求任何一方屈已從人。而應該本著真理越辯越明的觀點加強交流，以爭取早日解決這一學術上的分歧。這一問題，只有通過學術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徑來解決。
考察高句麗的歷史就必須了解韓半島國家與民族的形成時間。中國的學者們多認為韓半島最早的國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紀的箕氏朝鮮，而韓、朝學者多認為韓半島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紀～公元前24世紀的檀君朝鮮（對于檀君朝鮮的建國時間，朝、韓學者有兩種不同的認識：韓國學者從文獻中發得出結論是公元前2333年，而朝鮮學者依據“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將此時間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實際上，由于將神話中的“檀君”作為信史的歷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虛妄性，朝、韓歷史學家的主張是難以成立的。具體原因我們將在對“檀君”這一詞條的解釋中予以闡述。中國的大部分學者都認為箕氏朝鮮與衛氏朝鮮是韓半島上最初形成的國家，而這兩個古國是屬于中華古代封國的性質。也有中國學者在最近出版的《東亞史》一書中認為，在高句麗、百濟、新羅之前曾存在于韓半島上的箕氏朝鮮、衛氏朝鮮、辰國，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聯盟體系。半島上的百濟與新羅以及其鄰近的高句麗才是在這一地區最初形成的國家（均為在公元2、3世紀前后）。
高句麗在政權建立后雖然很早就有了王，但這個王，在早期與隨時面臨罷免甚至被殺的扶余人的王類似，不是真正的國家君主。從《三國志》的記載來看，西漢時期的高句麗還是隸屬于漢玄菟郡高句麗縣的一個部族，由“高句麗令主其名籍”（《三國志》卷30《高句麗傳》），而且從玄菟郡領取作為中國地方官應有的按品級的官服。高句麗政權的高官號“主簿”，正是中國縣級官員的稱號，也證明高句麗政權作為中國地方政權而存在，是中國漢朝在東北地區的基層行政組織。高句麗祠“靈星”，是因為執行西漢政府“郡國縣立靈星祠”（《史記.封禪書》）的規定，充分體現其作為基層組織的性質�？芍诋敃r，高句麗與真正的國家相去甚遠。
魏晉以后，借中原戰亂之機，高句麗的勢力迅速發展。而其作為一個政權與中原政權發生的最早的大規模沖突是在三國時期的毋丘儉之役。此時的高句麗已經進入國家形態。由此可以知道，高句麗國家的形成應該是東漢末期的事（約為公元2、3世紀之間）。
另外，最初的高句麗國家的統治中心在今天中國吉林省的集安與遼寧省的桓仁一帶，與韓半島的關系不大。高句麗由漢玄菟郡高句麗縣統治下的部族向國家過渡，與高句麗的勢力進入韓半島，大約都是在公元2世紀（韓半島上正式形成國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紀，詳細內容見本文后附《中國與韓半島的早期關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麗由前國家形態向國家過渡的過程至公元3世紀已基本完成。
高句麗因先后受到曹魏與前燕的連續打擊，西向發展受阻，于是轉而向韓半島北部拓展，逐漸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設立的郡縣（漢武帝滅衛氏朝鮮設立樂浪、真番、臨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韓半島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國設立的郡縣的統治區）。
427年長壽王遷都平壤以后，高句麗長期與百濟、新羅爭奪領土。由于統治層采取了較為正確的戰略（在高句麗發展的后期，其統治中心進入韓半島后，高句麗對中原王朝的朝貢關系不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強。從而得以集中實力打擊其在半島上的敵人），高句麗由是逐漸強盛，蠶食了中原王朝在東北及半島上的郡縣統治區，最終成為西至今中國吉林、遼寧兩省東部，東達韓半島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區域強國。
據日本學者田中俊明的統計，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麗向中原歷代王朝朝貢總計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時間里，朝貢僅有17次，平均23年才發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貢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在高句麗的歷史前期，其隸屬于漢王朝的隸屬性十分強，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貢，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備這樣的資格。而在東漢末年以后，中原處于分裂中，此時高句麗政權已初具規模，但中原的混亂使其沒有朝貢的具體對象而不需要經常性的朝貢。后期由于北魏這樣的北方中原強大政權的建立，出于政治與經濟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麗遂大大增加了朝貢的頻率與次數。）
雖然高句麗內部政治組織在向國家演進，但在其步入國家之初，其性質卻仍是中國地方行政組織。從南北朝至隋唐，中國歷代王朝對高句麗的封號總是帶有地方行政機構長官的性質，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早在公元4世紀中葉，前燕就已經封高句麗王為營州刺史。自此之后，歷代高句麗王一直承襲著都督營州諸軍事、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都督遼海諸軍事等具有行政管轄權的官職。自435年以后，歷代高句麗王還經常帶有領護東夷中郎將、領護東夷校尉的頭銜，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轄東北各少數民族的權力。這一切，都明顯反映著高句麗政權作為中國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組織的特性。此時的高句麗絕不是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
隨著高句麗國家的發展與成熟，高句麗作為中國的地方政權，獨立性也越來越強，中央王朝對高句麗政權的態度也在發生著變化。自6世紀末期開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麗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轄權的官職，而是改授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等散官與勛官，這表明中國中央王朝對作為其地方政權的高句麗的獨立傾向十分不滿，已開始不再授予其管轄東北各地的權力。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這種矛盾不斷升級，最終演變成隋唐與高句麗的戰爭。
隋唐征高句麗，是中國中央政府對試圖獨立的地方政權的征討，是古代中國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斗爭，而不是國與國之間的侵略戰爭。韓半島南部的百濟、新羅，與高句麗之間長期混戰，相互之間的疆域伸縮變化也比較大。唐王朝先后滅亡百濟和高句麗，在百濟故地設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麗故地設安東都護府，并以新羅王為雞林州都督，最終確立了在這一時期中國對韓半島的羈縻統治體系。
【中國歷代史書是怎樣弄錯高句麗和王氏高麗之間關系的】
王氏高麗立國于918年，1392年為李氏朝鮮取代，時跨我國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麗傳》或《朝鮮傳》，并都將高氏高麗的歷史略述于前，從而形成了王氏高麗為高氏高麗繼承者的錯誤認識。
綜觀這些史書的記載，《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將高氏高麗寫入王氏高麗傳的，《宋史》則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語的始作俑者。這三部史書的記載直接影響到了以后的幾部史書。
《舊五代史.高麗傳》，北宋薛居正撰著，全文如下：
【高麗，本扶余之別種。其國都平壤城，即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四千余里。東渡海至于新羅，西北渡遼水至于營州，南渡海至于百濟，北至??，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對盧已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十余，大城置?薩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羅為冠，白皮小帶，咸以金飾。唐貞觀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總章初，高宗命李績率軍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為郡縣。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貢。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貢紫白水晶二千顆。】
《新五代史.高麗傳》，北宋歐陽修撰著，全文如下：
【高麗，本扶余人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樸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佑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鐵。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敘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秳e敘》，敘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跡；《越王新義》，以“越王”為問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谷；《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宋史》為元人脫脫等撰寫，書中為王氏高麗傳單列一卷，其內容為：
【高麗，本曰高句麗。禹別九州，屬冀州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之玄菟郡也。在遼東，蓋夫余之別種，以平壤為國邑。漢魏以來，常通職貢，也累為邊寇。隋煬帝再舉兵，唐太宗親駕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責力征之，遂撥其城，分其地為郡縣。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為君長。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職貢。長興中，權知國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貢......】
后記述的是王氏高麗和宋朝交往的史實。
《遼史》和《金史》也為元人脫脫等撰寫，自然是沿用了《宋史》的有關記載不需一一引述。
《元史》，明宋濂、王韋等撰，也為王氏高麗單列一傳，其開頭為：
【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別種嘗居之。其地東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大海，西北度遼水接營州，而??在其北。其國都曰平壤城，即漢樂浪郡。水有出??之白山者，號鴨淥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以為險。后辟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而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國至唐乾封初而國亡。垂拱以來，子孫復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時，代主其國遷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燾凡二十七王，歷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明史》，清張廷玉等撰，此時李氏朝鮮已經取代了王氏高麗，故，《明史》所立傳為《朝鮮傳》，其開頭為：
【朝鮮，箕子所封國也。漢以前曰朝鮮。始為燕人衛滿所據，漢武帝平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有扶余人高氏據其地，改國號曰高麗，又曰高句麗，居平壤，即樂浪也。已，為唐所破，東徙。后唐時，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羅、百濟地，徙居松岳，曰東京，而以平壤為西京。其國北鄰契丹，西則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盡慈嶺為界。明興，王高麗者王顓。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賜璽書。二年送還其國流人。顓表賀，貢方物，且請封。帝遣符璽郎?斯赍詔及金印誥文封顓為高麗國王，賜歷及錦綺......(洪武二十五年)冬，成桂聞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從上述這些史書的記載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由于疆域被遼金阻隔，宋人普遍不清楚從唐朝滅高句麗到王建建立高句麗之間朝鮮半島發生了什么事。
修《舊五代史》的薛居正也未能免俗。他（他們）他們不知道這兩百年間朝鮮是朝鮮歷史上的統一新羅時期。這兩百年間，這個世界上并沒有一個叫“高麗”的國家。宋朝人以為高麗一直存在于朝鮮。
將高氏高麗和王氏高麗混雜在一起僅僅是之后各史誤記的開端。如果說新舊五代舊對兩個高麗關系的記載還不很明確，中間還缺乏有效的連接，那么元人修的《宋史》用“長興中，權知國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話就將二者緊密的聯系在起。
明人修《元史》，倉促錯漏為各史之最，《元史.高麗傳》從內容上看不僅是承襲了《宋史》的錯誤，而且將箕子朝鮮的史實也引入了《高麗傳》。
《明史》則較前幾史有了更大的發展，為對明王朝冊封李成桂為朝鮮國王有一個合理的解釋，不僅承襲了上述錯誤，而且為李氏朝鮮政權的沿革情況做出了一個完
整，但是錯誤的交代：
箕子朝鮮---->衛氏朝鮮------>漢四郡------->高句麗------->東徒復國--------->王氏高麗---------->李成桂改號前的朝鮮--------->李氏朝鮮
更為錯誤的是，為了使記載更加圓滿，將唐王朝滅亡高句麗時對高句麗人的“西徒”即遷入內地，變成了“東徒”（《明史》以前的史籍雖有‘東遷’說，但是指王都‘東遷’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羅、百濟地”合理化。
如此，不僅王氏高麗變成了高句麗的繼承者，而高句麗也成了箕子朝鮮的繼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奪了王氏高麗政權后將國號改為朝鮮則成為了是對箕子朝鮮的繼承。
就這樣，不僅“高麗”這一我國古代邊疆民族使用的稱號為源出于三韓的新羅的繼承者王氏高麗政權襲用，而且作為王氏高麗政權繼承者的李朝又將箕子朝鮮所用的“朝鮮”戴在了自己的頭上，由此也帶來了今人在認識我國古代東北地區地方政權沿革狀況方面出現了許多錯誤的看法。
最后值得說明的是，我們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責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實，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中國與韓半島的早期關系】
韓半島上最早建立政權的是箕子朝鮮（一說認為箕子朝鮮為邑落聯盟）。箕子朝鮮是在中國的周武王滅商后，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遺民東遷至朝鮮半島，聯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國”，這個國家在中國的秦朝時代被燕國人衛滿所滅。
西漢盧綰叛亂后，燕人衛滿率千余人進入韓半島北部，依靠這里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鮮，定都王險城（今平壤），史稱衛氏朝鮮�；铣r的末代王準進入韓半島南部韓人的居住區，開創馬韓國。燕人衛滿建立衛氏朝鮮的歷史在《史記.朝鮮列傳》中有明確記載。附于篇后。
衛氏朝鮮立國之初，即明確了對西漢王朝的臣屬地位。發展到衛滿孫子右渠時，由于衛氏朝鮮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并直接威脅到西漢對東北亞諸民族的統治，漢武帝在公元108年發兵滅亡衛氏朝鮮，設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將朝鮮北部收歸西漢政府直接管轄。
公元前3世紀在朝鮮半島南部出現了辰國。史書中記載韓半島南部存在“三韓”，即弁韓、辰韓、馬韓，但較大的方國和聚落聯盟卻只有馬韓與辰國兩個。弁韓是從屬于辰國即辰韓的。西漢滅衛氏朝鮮設四郡以后，它們都隸屬于樂浪郡。
辰國存在于馬韓東部地區�！度龂尽肪�30《韓傳》記載馬韓在公元前3世紀的狀況時說：“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彼栽谶@種情況下，我們很難說這時的馬韓已經出現了自己的國家。因而辰國也并非一個現代標準意義上可以認定的“國家”。
樂浪郡是西漢政府管理韓半島事務的最高機構。在樂浪郡的統一管理下，韓半島被劃分為三個區域。
（一）是大同江流域的樂浪郡的直轄地區。漢族在這個地區幾乎占居民總人口數的一半，這是對該地區實行與中原郡縣完全相同的政令的基礎。
（二）是樂浪郡東部都尉與南部都尉管轄下的地區。雖然這里的漢族所占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許多，因而對該地區有一些特殊政策，但總的來說，還是執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過任用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為樂浪郡的下級官吏。
（三）是半島南部樂浪郡以外的地區。這里雖然也有部分漢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組織是由三韓民族與古朝鮮遺民共同建立的兩個方國與聚落間的聯盟，馬韓與辰韓。雖然他們名義上是隸屬于樂浪郡的，但實際上獨立性較強，西漢政府未在當地設置地方行政機構。西漢政府以這種方式將整個韓半島納入中國的統治之下。
當時間進入到西漢初年，如果我們以現代國家的構成要素去觀察公元前的東亞歷史，那么我們會發現，在公元前2世紀以前，東亞只有一個成熟的國家，即古中國。這時的中國，以全部東亞為歷史舞臺，自由的展現自我的內聚力，并在空間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極限發展。東亞文明的歷史在此時期就是中華文明的歷史。匈奴帝國興起于蒙古草原以后，中國第一次面對來自北方的挑戰。在漢代展開的牽動東亞大部分地區的農耕帝國與游牧帝國的角逐，是對中國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漢王朝所代表的農耕帝國的勝利，最終使蒙古草原成為中國的組成部分，確立了古代中國版圖疆域的格局。
在中國的影響下，在漢王朝控制力難達到的邊遠地區，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了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隨著東亞只有中國的時代的結束，東亞各國如何相處這一新的問題也擺在了各國統治者特別是中國統治者的面前。漢王朝的統治者們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傳統政治理念出發，不承認東亞存在與自己性質相同的國家，仍舊在進行著將全部東亞，也就是當時的全部已知世界納入中國一體統治的努力。但在實踐中，漢王朝的統治者也意識到東亞各地區、各民族的巨大差異，因此，逐漸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體制以控制特殊地區。發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體制逐漸形成中原郡縣制之外的成熟機制，以至羈縻制成為唐代對邊疆地區管理的一大特色。應用羈縻統治的方法，唐王朝將東亞絕大部分地區納入中國的統治之下。
魏晉南北朝時期，源于韓半島南部的三韓民族的百濟與新羅兩個政權逐漸發展起來。在隨后的一千多年中，三韓民族以及其后繼者與中原王朝都有著緊密的聯系。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韓半島民族最終建立完全獨立的單一民族國家，但其早期的歷史在中原王朝的關系上是具有從屬性的。作為鄰國，我們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韓半島的獨立與尊嚴。但這種尊重是不應該以犧牲歷史上的真實為代價的。
372年，百濟近肖古王遣使東晉，建立起朝貢關系。晉文帝冊封近肖古王為鎮東將軍，領樂浪太守。南北朝時期，百濟與南朝，北朝都保持著朝貢關系，但與南朝的關系要更為密切。比百濟稍后，新羅也開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貢。但新羅王位于韓半島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羅與南北朝的交往也較少。
韓半島上的歷代百濟王承襲著都督百濟諸軍事的頭銜，作為中國的地方行政組織的特點十分明顯，一度還曾受封為樂浪太守、東青州刺史這樣純粹的地方行政官員官稱。只不過中央政府已經把管轄少數民族的權力授予高句麗，所以百濟王從未帶過領東夷中郎將、領東夷校尉等頭銜。這是因為，中國中央王朝封給高句麗、百濟的官號并不是隨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統治需要的。
因此，百濟與新羅在從部落形式步入國家體制之初，其性質是中國的地方行政組織。從南北朝至隋唐，中國歷代王朝對百濟王與新羅王的封號總是帶有地方行政機構長官的性質，可以佐證此點。直至隋唐時期，韓半島國家與中國的這種長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聯系與日本與中國的政治聯系所具有的偶然性與間斷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而區別于中國與日本的關系。
663年以后，新羅王除在位時間過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歷代新羅王世襲雞林州都督一職，其所轄地區是唐王朝所屬的雞林州都督，屬于唐王朝在朝鮮半島的地方政權，而不是獨立國家，而新羅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鮮半島的地方行政官員。
在新羅借助唐的勢力占有了韓半島中南部大部分地區以后，至唐玄宗時期中原王朝始將薩水以南土地賞賜給新羅，唐與新羅以清川江作為行政管轄的界線，至此時新羅的勢力開始向朝鮮半島北部延伸。安史之亂后，中國再度陷入分裂狀態。此時，諸多邊疆民族地方政權迅速崛起，新羅也進入了相對獨立發展的時期。但是新羅與中國所確立的長期封貢關系仍繼續存在著，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冊封，中國文化對它的影響直接而深刻。10世紀初王建取代新羅在韓半島建立新的王國，出于種種考慮，王建將這個直接脫胎于新羅的王國命名為“高麗”，我們稱其為“王氏高麗”。王氏高麗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無法區分高句麗與韓半島國家的一個重要原因。
東亞各國的形成過程表現出很明顯的次生性質。有已經步入成熟國家的中國作為模仿對象，使他們不必再摸索自己獨特的國家演進之路。這極大的加速了各國的歷史進程，使他們在幾百年的時間里就走完了中國用了兩千年才走過的從早期國家向成熟國家的演進之路，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喪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國從政治制度到文化、風俗，都受到中國的深刻影響，表現出與中國的同質性。這種同質性不僅成就了中國“天朝大國”的夢想，也造就了其他國家相對落后的自卑感，這是東亞封貢體系與東亞文化圈形成的基礎。
明朝創立者朱元璋宣布15個不征之國，則標志著中國正式承認了東亞其他國家作為獨立于中國之外的政治實體存在，而不再試圖將其納入中國的一體統治之中。從此，中原王朝在實踐中卻不再將與周屬國的關系視為國內各地區之間關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決國內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處理這種關系，而是采用了一種全新的辦法處理與這些屬國的關系，即封貢體系或宗藩關系。中國與韓半島的關系不僅較早步入封貢體系，而且一直是這一體系的典型，對后來中國全面確立的東亞封貢體系具有示范意義。
李氏朝鮮之初，李成桂為了鞏固國內的統治，積極參與明朝建立的封貢關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時間里，就先后9次遣使明朝，說明國內政權更迭的原因，請求明朝皇帝更賜國號，以求獲得明朝對新政權的承認和支持。朱元璋不僅承認了朝鮮，而且明確提出：“我中國綱常所在，列圣相傳，守而不失。（王氏）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明太祖實錄》卷221）”
在賜李成桂國號“朝鮮”后，朱元璋說的也很明確：“朕視高麗不止一彈丸，僻處一隅，風俗殊異，得人不足以廣眾，得地不足以廣疆，歷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釁端，初非中國好土地而欲吞并也�！保ā睹魈鎸嶄洝肪�225）”
而朝鮮積極主動地奉行事大政策，與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輔相成，使雙方之間建立的封貢關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國成為朝鮮世代遵循的國策，而明朝在貫徹“不征之國”外交方針的基礎上，把朝鮮納入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封貢體系。明朝與朝鮮之間的封貢關系成為東亞封貢體系中的典范。
明代的東亞的封貢體系并非只是一種形式。而是有著實質性的內容。這不僅體現體系內諸國的經濟和文化交流上，也體現在安全與政治的領域上。在某種程度上，明與李氏朝鮮的宗藩關系可以理解為一種古典形式的政治經濟軍事安全同盟。在公元公元1592年，豐臣秀吉驅動下的日本悍然發動侵略韓半島的戰爭，在短時間內，李氏王朝即喪失了大部國土，國王逃到臨近中朝邊境的新義州向明庭懇請“內附”。
明朝為了援助友邦并粉碎日本東進大陸的企圖，派兵入進入韓半島參戰，在韓方的協助下與日寇血戰七年。最終將日本軍隊逐出韓半島。戰后，明朝即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從韓半島撤軍。在歷史上這些以鮮血為代價的幫助背后，體現的是中華民族對韓民族所能表達的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善意。但是韓半島的歷史學家卻并未能客觀的對待這段歷史，2003年在韓國全國播放的百集長篇連續劇《不滅的李舜臣》中，明軍的形象不但被丑化，作用也被貶低到極致。這些令人不快的現象根源于韓國民間蘊藏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些使人不能客觀看待歷史的思潮，從長遠來看，對中韓關系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現代韓國的歷史是從新羅開始，經歷王建高麗與李氏朝鮮時期而發展成為現代韓國的。理解韓國歷史要注意區分兩個要點。其一、王氏高麗區別于高句麗，前者是韓半島南部三韓民族建立的古國，后者是中國東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國。其二、李氏朝鮮區別于“箕氏朝鮮”與“衛氏朝鮮”。李氏朝鮮原由古新羅國和王氏高麗國發展而來，而“朝鮮”二字原為漢語詞匯。這一名稱被用來稱呼韓半島國家，始于明太祖對韓半島李氏王朝的賜名。同為“朝鮮”，但兩者的民族構成與歷史歸屬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鮮”與“衛氏朝鮮”屬于中國歷史體系，而李氏朝鮮是韓國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麗曾占據過古朝鮮的領土，但古朝鮮為中華古國，所以高句麗仍為中國東北古國，以區別于三韓民族建立的王氏高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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