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只是注釋不規范，等于是說沒有問題，但這是一個躲躲閃閃、故意含混其辭的說法，為應付有人進一步的追問留有余地。
其實，注釋不規范的問題，每天都在大量發生。說來可憐，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做學問、寫文章者何止千百萬人，但有沒有一半的人能把注釋寫規范，還真是問題。許多作者不把作注釋認真對待，許多刊物、出版社也不嚴格要求、統一規定。有鑒于此，一些大的出版社和優秀期刊才專門作出關于注釋的體例規定，事前要求作者規范處理。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注釋不規范問題，但這樣的問題何勞興師動眾，要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來研究處理？
另一種意義的所謂“注釋不規范問題”是最近幾年出現的。有些人剽竊他人著作被發現，或是因為抵賴不掉，或是因為不打算頑固到底，但又不好意思干脆承認，于是就說自己有“注釋不規范問題”。具體解釋起來就是，該提原作者姓名的地方沒有提，論述的文字不是自己的，該加雙引號的地方沒有加。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原本就是剽竊、抄襲問題，用一些技術性詞句，弄得不那么難聽而已。
第二種意義的“注釋不規范問題”實際上不是注釋問題，為了學術的純潔和規范，我們應當杜絕這類用法。如果說是當事人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承認錯誤使用這個說法，我們只能報以會心的一笑，那么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的正式審查結果用這個說法就是令人費解的，應該明確回答的問題是：周長城所著《經濟社會學》一書到底剽竊了，還是沒有剽竊？
張斌在揭發信中舉出了抄襲的實例，比如《經濟社會學》一書的第一章第一節第一段的第一行是怎么寫的，被抄襲的斯威德伯格著《經濟社會學主要傳統》又是怎么寫的，兩相對照，基本上一模一樣。事情很簡單，只要把這兩本書拿來核查一下，如果被列舉的文字沒有錯，那就必是剽竊無疑，不然，就是張斌錯了。事情就是這么簡單、確定，哪有弄不清楚的道理？根本沒有含糊其辭的余地。
我于一周前在《新京報》上發表評論說，對比國外處理剽竊或學術造假的做法，我們這里痼疾難除，首先是武漢大學對待此事的拖拉、遲緩，態度的不明朗，方式的不透明。
我在評論中還提出，我們這里痼疾難除，還因為我們沒有認真對待此類事件的態度。《新京報》11月8日關于此事的評論“該用什么樣的心態來看待周長城事件”正好為我的觀點提供了一個例證，說明在關注這類事情的人士中，還有相當糊涂的看法。
該文說：“周長城事件存在一個致命的疑點，即揭發人‘張斌’現在還不知為何許人也……在整個事件浮出水面之后，揭露的人應該能夠站出來進行對質。”在某些情況下，揭發者匿名對于查清事情的真相不利，因為如果事情牽涉到揭發者，需要向他作進一步了解，甚至需要當面對質。但周長城著《經濟社會學》一書被指剽竊一事完全不是這樣，揭發者把剽竊和被剽竊的文字清清楚楚地擺在我們面前，我們應該做的，只是核查這些文字，從重合率上分析、判斷是否屬于抄襲，而不是當面詢問揭發者的動機、揭發者和被揭發者的關系�！皬埍蟆笔呛卧S人與我們判斷是否剽竊完全無關，說這個事件存在一個致命的疑點是頭腦不清的表現，對于查清事實真相只能起模糊認識、延緩決心、妨礙行動的作用。
文章同意周長城在事件發生之后接受采訪時的說法：“最根本的問題是權力和利益的問題，他們擔心我會出任系主任�！弊髡摺暗故怯X得，放棄陳義甚高的言辭，沿著這個思路去看周長城事件，反倒更能接近問題的真相……好像剽竊事件就是針對著他出任副院長來的�！边@又是糊涂看法，有沒有權力和利益問題摻雜在這個事件中？這是人見人殊的事，就算有，權力、利益之爭與是否剽竊，剽竊對不對，還是可以區分清楚的、性質不同的兩件事。
中國人遇到是非問題最常犯的糊涂，做了錯事、壞事的人最喜歡的抵賴借口，就是追問揭發者的動機，好像動機不純，錯事、壞事就不應該追查，甚至就不存在了。
回顧整個事件，應該說武漢大學有關方面的處置有失當之處，他們應該理解，事件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議論是自然的，再這樣遮遮掩掩，含混其辭地應付，最終可能更下不來臺。
其實，如果武漢大學真珍視本校的公信力、看重本校的聲譽，如果周長城教授真對自己的清白自信，他們就應該主動要求采取一種嚴格的、獨立的審查，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大家信得過的人士、機構來調查和作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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