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偉大時代剛剛開啟時，那些對未來遐思無限、自信滿滿卻又經驗全無的創始者們，往往會由于慣性思維的桎梏，或妥協于當時技術之局限，故而鬼使神差地在帝國運行程序中埋設下一堆低級錯誤。當程序運行到某一節點時，這些初始BUG就會誘發一系列程序錯誤，導致帝國徹底死機、被迫重啟。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眾建同姓王，企圖與兄弟子侄“共天下”。殊不料禍根深種，到高祖孫景帝時，關東劉氏諸侯王便企圖憑“大家都姓劉”的血統資本搶班奪權，發動“七王之亂”，一時天下震惶。眼看同姓兄弟靠不住，抓狂的漢景帝只好放寬一步，以姑表兄弟竇嬰督軍平叛，外戚干政從此濫觴——兄弟分家的鬧劇逼得劉皇帝“牽羊悔亡”，于是與同姓共天下的國策，轉變為與舅爺共天下。到景帝之子漢武帝劉徹時，與舅爺共天下之風更烈。他先后以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裙帶親戚統大軍馳騁塞外，后又遺詔以霍去病弟霍光輔政。從此，憑藉著“大將軍”(或大司馬)名號掌控軍權的外戚，逐漸壓倒丞相領導的政府，成為西漢中后期的頭號政治力量。

　　然而無論是與同姓共天下，還是與舅爺共天下，都是不折不扣的“家天下”，利益獨占的背后是風險獨擔，帝國公司經營搞不好，天下怨府就要獨集于統治者家族。西漢自武帝之后，世家豪族勢力漸強，階級分化所導致的社會矛盾日漸激烈。無奈斯時民智未開，雖不滿于帝王統治，卻仍然撇不開英雄崇拜——他們最激烈的呼聲不過是請劉皇帝讓賢，另換個“有能力”的新人來干皇帝而已。綿羊們泣求豺狼退位，誠邀狐貍登臺。

　　“篡漢”的王莽，就出場于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王莽之姑母王政君為漢元帝之后、漢成帝生母。故從成帝朝起，王家先后九人封侯，五人拜大司馬，前后執掌朝政數十年之久，地方官如郡太守、國相、州刺史也多為王家關系人。雖然裙帶沾光，但成就王莽之崛起的，卻不盡靠這些上層因素。和他那幫唯知奢侈享樂的堂兄弟比起來，王莽有明確的社會理想和清醒的政治頭腦——他知道誰是自己的潛在支持者，也明白如何爭取他們的支持，更清楚自己想把這個帝國引上什么樣的新軌道。他爭取政治同盟軍的策略是：交接當時尚屬邊緣政治勢力的儒生寒士，靠走輿論炒作路線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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