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9000余人繞道北移時，遭8萬多國民黨軍合圍聚殲，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遇難。這就是震驚世界的“皖南事變”，距今已整整 70年了。“皖南事變”是抗日戰爭中共產黨遭受的最嚴重損失。“皖南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著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的主動權，不但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新四軍軍部，使部隊由原來的6個支隊擴編為7個正規師，新四軍“皖南事變”后獲得新生。蔣介石妄圖通過圍殲皖南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部隊來達到取消新四軍的陰謀也徹底破產。在這一過程中，劉少奇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軍事上暫時不實行反攻”
“皖南事變”發生后，全黨全軍義憤填膺，強烈要求反擊國民黨，為新四軍死難將士報仇。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準備對付最嚴重事變。劉少奇收到中央電報后，1月15日，向中央建議“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軍事上暫時不實行反攻”，這是劉少奇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分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特點，結合華中的實際提出來的，有很強的針對性。
1月7日“皖南事變”發生后，劉少奇7天7夜沒合眼，隨時為新四軍軍部和延安的聯系收轉電報，以便更有效地斗爭。9日深夜，當得知項英自行離開部隊后，立即將消息電告中央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并令小姚(即饒漱石)在政治上負責，葉挺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12日，劉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圍魏救趙”的辦法來緩解皖南軍部困境的建議，“請朱(瑞)、陳(光)、羅(榮桓)在山東準備包圍沈鴻烈，蘇北準備包圍韓德勤，以與國民黨交換。”
第二天，中央采納了建議，決定“蘇北準備包圍韓德勤，山東準備包圍沈鴻烈，限電到 10天內準備完畢，待命進攻，山東由朱陳羅負責，蘇北由胡陳負責，以答復蔣介石對我皖南 1萬人之聚殲計劃”。14日，收到了新四軍軍部陷入絕境后的最后一封電報。葉挺被俘，毛澤東怒不可遏。15日，他電告周恩來、葉劍英并告彭德懷、左權、劉少奇、陳毅等：“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并強調說：“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圍魏救趙”變成了“全面反攻”。
面對皖南新四軍全軍覆沒的嚴重情況，劉少奇經過認真思考后認為，“圍魏救趙”已失去了意義，經過反復考慮權衡利弊后，15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及黨中央指出，在當前的形勢下，國民黨未投降，仍繼續抗戰，對國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響對蘇聯的關系，在皖南消滅我軍，蔣亦曾下令制止，即證明蔣生怕亂子鬧大。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國民黨分裂。何應欽下令只說嚴防我軍報復，未說在全國乘機進攻我軍。另外，目前華中根據地很大，但兵力不夠，不能鞏固。
鹽阜區土匪亦蜂起，黃橋已被敵占，海安亦有被敵占領可能。我們部隊尚須休整補充。故以華中來看，在半年、一年之內不發生大的戰斗，肅清土匪，鞏固現有地區，對我為有利。根據上述情況，劉少奇提議：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他提出了在政治上實行全面反攻的具體建議：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并發宣言和提出立即釋放葉挺等條件;在全國全世界實行大的政治反攻，宣傳抗議皖南事件，揭破國民黨分裂行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可能使蔣、何在半年至一年內，不敢再向我華中進攻，使我能鞏固華中陣地，以待變化。”這個從實際出發的建議，對中共中央作出處理“皖南事變”的正確決策起了重大作用。
劉少奇的建議得到了毛澤東的采納，黨中央確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對蔣介石繼續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國展開猛烈的政治反擊，深刻揭露蔣介石制造“皖南事變”的真相，強烈要求嚴懲肇事禍首。1月19日，毛澤東與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彭德懷、劉少奇等，對“皖南事變”后我黨應采取的應變措施作了原則指示，明確提出：“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蔣之陰謀(但暫時不提蔣名字)，見《新中華報》社論及中共發言人談話，惟仍取防御姿態，在堅持抗日反對內戰口號下動員群眾。
在軍事上先取防御戰，必要時打出去，在組織上擬準備撤銷各辦事處。”中國共產黨的嚴正立場和有理有節的斗爭，得到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支持，各界進步人士和國際有識之士紛紛譴責國民黨的倒行逆施，陳嘉庚等海外僑胞呼吁“弭止內戰，加強團結”，蘇美英等國也對國民黨表示極大的不滿。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蔣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開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表示“以后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至此，以“皖南事變”為頂點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實際上被打退了。毛澤東說：“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國內外)”。“只有軍事攻勢才會妨礙蔣之抗日，才是極錯誤政策。政治攻勢反是，只會迫蔣抗日，不會妨蔣抗日。故'軍事守勢，政治攻勢'八個字是完全正確的。”這一正確的方針來源于劉少奇的建議。
新四軍從損失9000到擴編9萬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茲特任命陳毅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從此，新四軍軍部開始重新組建起來了。
1937年12月，新四軍由南方8省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1.03萬人組成，“皖南事變”前的3年中，由于項英貫徹王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路線，無法打破敵偽頑的夾擊，發展緩慢，“皖南事變”時只有2.5萬人。與此同時，八路軍已由組建時的 3萬余人發展到50萬余人。
“皖南事變”后，蔣介石誣蔑新四軍為“叛軍”，宣布撤銷新四軍的番號，并將葉挺交付軍法審判。劉少奇針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當天致電中共中央提出：“此間干部提議以陳毅代理新四軍軍長，立在蘇北成立軍部，在隊號召，可否望復”。18日，劉少奇又同陳毅聯名致電中央，再次提出這一建議，并發出《關于駁斥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借口的通報》，運用大量具體事實，逐條駁斥國民黨為取消新四軍而制造的種種誣蔑，深刻揭露蔣介石制造“皖南事變”的真相，指出：所謂新四軍“違抗命令，不聽調動”，“不按指定路線由繁昌、銅陵一帶北移，而經涇縣南向襲擊友軍的言論，純屬捏造”。中共中央根據劉少奇和陳毅的建議，對組建新的新四軍軍部人選進行了慎重研究，于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
接到中央軍委的命令，劉少奇開始著手重建新四軍軍部，1月24日，劉少奇在新四軍干部會議上詳細介紹了“皖南事變”的經過，并針對反蔣情緒明確指出：目前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對我們、對抗戰的中國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頑固派與內戰挑撥者。因此，我們要堅持統一戰線的方針，堅持反對內戰、反對分裂的方針，以挽救時局的危機，堅持抗戰到底。這是劉少奇到華中后的第一次公開“亮相”，并宣布了真實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化名。
為了整頓和統一新四軍編制體制，1月26日，劉少奇同陳毅致電中央：“為整理與統一新四軍編制，擬將新四軍部隊整編為4個師，以蘇北部隊為第一師，皖東為第二師，李先念部為第三師，蘇南為第四師，在師以下設旅、團，均以三三制編制。”29日，毛澤東等復電指示：“應將彭雪楓部編為新四軍，共編5個師”。整編重在統一思想。劉少奇針對 “皖南事變”后出現的悲觀失望情緒和部分八路軍指戰員不愿意改為新四軍的問題進行了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
新四軍全軍最后共編為7個師，9萬余人，并重新劃定活動區域。2月18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粟裕為第1師師長，劉炎為政委;張云逸為第2師師長，鄭位三為政治委員;黃克誠為第3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彭雪楓為第4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李先念為第5師師長兼政治委員;譚震林為第6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張鼎丞為第7師師長，曾希圣為政治委員。
損失9000，整編9萬。新四軍軍部重建后，部隊迅速發展壯大，到抗日戰爭結束時已達到了30多萬人。
后來，我才明白其中的奧秘 : 少奇同志要坐到前面去，并不是心血來潮一時沖動，他每次都是為了充分利用這短暫的時間觀察一下街道兩旁的建筑和匆匆來往的車輛人流。有時，他會問我們“這棟樓房是哪個單位的?”“這幢建筑物是干什么的?”等等。因為坐在后面有窗簾遮擋，視野又不寬闊，觀察外面的世界很不方便，所以，他就突然襲擊，和我們換座位。
從此，不論在北京還是外地，每次出行，我們工作人員都要事先對經過的街道、建筑、大單位進行了解，以便隨時向他介紹或答復他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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