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輕人在超市中選購琳瑯滿目的商品時，很少有人知道，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存在過一個特殊的“票證時代”。
那是一個回憶起來苦澀的年代，商品皆需“憑票購買”，貧瘠的商品對應著繁多的票證。以糧票為代表的票證，成為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鎖，給那個時代留下鮮明烙印。
1993年，我國取消糧票制度，這是從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過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經濟體制的一次成功轉身，終將各類票證送進歷史的櫥窗。
糧店的記憶
27歲的朱光榮走出北京站出站口，北京站的大鐘依舊，站前的平房儼然。天空晴朗，他心情舒暢。
這是1979年7月的一天清晨。這一天，在黑龍江某兵團插隊10年的朱光榮，返回家鄉北京。和那個時代所有的返城知青一樣，他首先面臨的是就業問題。
在家賦閑兩個月后，當地街道給他介紹了三個工作。朱光榮本想選擇在兵團時熟稔的汽車修理，但家人和朋友卻勸他到糧店工作。
“那時候糧店是一等的好單位，誰家不需要吃飯�！敝旃鈽s最終到糧店工作。他的新單位在東城區和平里四區附近，名字叫作和平里中街糧店，但當地居民更習慣稱之為“四區糧店”。
四區糧店是和平里附近最大的糧店之一，負責為3000余戶居民供應糧食。糧店的上級單位是東城區安外糧管所，是一家典型的國企糧店。
四區糧店是一家面積約100多平方米的平房，店內左側是一排米面柜臺，柜臺上擺有秤盤，柜臺下裝著接糧的漏斗,右側是花生米等雜糧柜臺，靠近后門的位置放有油桶，長長的抽油器插在桶中。射進窗戶的陽光光柱內，各類粉塵飄飛其中。
在當時，糧店是僅次于電影院的熱鬧場所。因為掌控著糧食命脈，糧店成為社區居民的中心。
那時，每逢周末或月底，四區糧店門前總要排起長長的隊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發孩子前來排隊�？炫诺綍r，大人拎著面袋趕來。他們總要小心翼翼地觀察秤桿的準星，生怕遇到缺斤短兩。買到糧后，再小心翼翼地扎緊口袋離去。
那時，人們對糧食的仔細，一方面源自節儉的傳統和對饑餓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因為國家限量供應的政策。在那個糧食市場尚未開放的年代，人們只能用糧票來換購定量的糧食。
糧票，成為當時買糧所必需的“通行證”。
吃飯的護照
朱光榮在四區糧店上班的第一個月，便開始熟悉收放糧票的業務。
195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公布了《關于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糧食流通體制從此進入長達31年的統購統銷時期，糧票登上歷史舞臺。
上世紀80年代，城鎮居民遷徙戶口時，有一個特殊的關系叫做“糧食關系”。糧食關系最終會落實到具體糧店，關系人只能限定在該糧店購糧。對于擁有城鎮戶口的居民來說，“糧食關系”與城鎮戶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個城市工作，除須辦理戶口轉移手續外，還必須辦理“糧食關系”的轉移。沒有糧食關系，等同于沒法吃飯。
四區糧店擁有近萬人的糧食關系。每月21日，四區糧店的上級單位就會把數十萬斤糧票發放到糧店內。
糧票是成聯發的，每次都有厚厚一摞。每張成聯糧票的面積與報紙相仿，上面打有孔洞。朱光榮等人的工作便是把糧票裁剪成小張，然后按戶裝入一個小口袋中�？诖蠈懹袘糁鞯拿帧Ｃ吭�24日前，小口袋便會發放到每戶手中。
買糧時，居民首先要出示糧食供應證來“驗明正身”，糧票回收后，工作人員會把糧票貼在報紙上，攢滿一張報紙后，再刷上一種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復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區，糧票被人們視為生命票，當時下發各區縣的糧票都有專門的運票車運送，還有武警押運，回收的糧票也有專人清點，每半年送到造紙廠銷毀一次，負責監督銷毀的人要看著所有糧票打成紙漿才能離去。
上世紀80年代初的北京，居民物質生活水平不高。朱光榮說，因為缺乏副食供應，人們的肚中很難存下油水，有的人家里甚至吃了上頓就惦記下頓。一般人家未到月底,家里的糧食就吃空了，“糧票剛好夠花，根本攢不下來”。
這種情況下，被俗稱為“糧本”的糧食供應證，和戶口、結婚證變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束之高閣。沒有糧本就無處買糧，某種意義上，這個黃皮黑字的糧本就成為了吃飯的護照。
那時，朱光榮覺得在糧店工作光榮且有面子，“大家都不敢得罪糧店的人，社會地位較高”。因為工作努力，1981年，他被任命為四區糧店的經理。
瘋狂的票證
在朱光榮當糧店經理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北京的商品市場處于蕭條階段。
每逢秋天，北京的大街小巷內開始堆滿大白菜，每一棵白菜都成為居民家中珍貴的儲備。
朱光榮一個月的工資是52元，但這52元錢卻不能隨心所欲地購買商品，因為所有商品都捆有票證的“枷鎖”。
建國初期，因為商品供應不足，票證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隨著經濟發展，票證的種類有所減少。此后，國家經歷了十年動亂，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緊缺，“文革”后，票證的種類又多了起來。
80年代初的中國是一個票證瘋狂的年代。各地的商品票證通常分為“吃、穿、用”這三大類。食品類除了各種糧油票外，還有豬牛羊肉票、雞鴨魚肉票、各類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
服裝和用品類的票證更為繁多。從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紙、洗衣粉、火柴票等，應有盡有。一些貴重物品，如電器、自行車、手表更是一票難求。
票證的種類五花八門，涉及各個領域。什么樣的商品就用對應的票證去購買，對號入座，缺一不可。為了管理這些名目繁多的票證，部分地方的商業局還設立票證管理辦公室，專人負責票證發放。
在朱光榮的記憶中，80年代初期，想吃一次魚或者糖果，只能等到春節。那時，食品供應點前總要排起長龍。因為是憑票供應，所以人人有份。對于買到手的冷凍帶魚和過期糖果，也不會有人抱怨，反而會當作寶貝一樣珍藏起來，準備用來款待拜年的客人。
在當時的北京，因為旅游業的緣故，在西單商場有時還可以買到“高級點心”和“高級糖”。和平里的老居民告訴記者，所謂“高級”，不過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類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錢；和一般職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資相比，價格昂貴，所以才稱為“高級”，“即使是這樣，大家也不得不搶著買�！�
因為市場商品的稀缺，那時的票證制度對保障供應、穩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給人民生活帶來嚴重不便。朱光榮說，當年人們想買短缺商品時，不僅需要攢錢，而且還需要湊夠這些必需的票證，“像現在超市里什么東西都能買到，大商場里手表和電器泛濫成災，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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