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報記》報應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
辛德勇
《冥報記》原書兩卷，在世俗目錄書籍當中，最早見于《舊唐書?經籍志》著錄[1]；佛家著述，則較此更早有唐高宗時人釋道世，在所撰《法苑珠林》中，稱述其書乃“唐朝永徽年內吏部尚書唐臨撰”[2]。
案唐臨《舊唐書》有傳，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之初，檢校吏部侍郎，其年遷大理卿，翌年亦即永徽元年，擢任御史大夫，“尋遷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歷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坐事貶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3]。依此，唐氏出任吏部尚書，完全有可能是在永徽年間。又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嘗述及“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云[4]；宋人陳振孫所撰《直齋書錄解題》，亦著錄云“唐吏部尚書京兆唐臨本?撰”[5]�！氨镜隆睘樘婆R字，見《新唐書》本傳記載[6]，道宣與陳振孫并稱唐臨身份為吏部尚書，應是錄自唐臨本人在《冥報記》卷端題寫的職銜姓名，今日本所存唐寫本《冥報記》，每卷即均題作“吏部尚書唐臨撰”[7]�！斗ㄔ分榱帧纷髡叩朗赖男心�，僅略微遲晚于唐臨，參據釋道宣和陳振孫的記述，可知此釋道世在《法苑珠林》中所說，信而有徵。進而求之，《冥報記》書中記“絳州大德沙門釋僧轍”事，謂僧轍坐化于永徽二年正月，“至今三歲，獨坐如故”[8]，今釋慧凈法師復據以判斷此書應撰著于永徽五年[9]，較前人著錄的成書時間，更為具體，足以信從。
唐臨在高宗永徽五年前后寫成的《冥報記》一書，記述南北朝至隋唐間因果報應故事，用以醒悟世人，皈依崇信佛教，其中尤以隋唐間人靈應事跡為主，而且頗有一些故事，發生在這兩個朝代的都城（京師），亦即其西京隋大興城和唐長安城之中。唐臨本人籍隸長安，且身歷隋亡唐興，武德初即效力于李唐王朝，后累歷高官；祖唐瑾為北周內史，伯父令則隋末任左庶子，外祖高?仕隋位居尚書左仆射，受封齊國公。家世淵源和自己受學做官的履歷，都使得他具備充分的條件，熟悉隋唐時期長安城的宮宇寺觀、街巷坊曲；而唐臨自言其撰述《冥報記》一書，乃是一一“具陳所受及聞見由緣，言不飾文，事專揚確”，即敘事力求信實，以使“后人見者，能留意焉”，達到其通過這些故事“徵明善惡，勸戒將來，實使聞者，深心感悟”的著述目的[10]。因而，盡管這部《冥報記》中所記事項的前后因果報應聯系，幾乎純屬胡思亂想，牽強附會，但書中所述這些故事發生的場所等與因果報應并無直接關聯的具體事項，卻大體可以視同信史，藉以復原隋大興城和唐長安城的歷史面貌。
隋大興城和唐長安城，在當時是具有重大世界性影響的國際大都市。最早系統記述這座城市的傳世典籍，目前所知，乃是唐玄宗開元年間史官韋述撰著的《兩京新記》，然亦僅有殘本存留于日本�！囤笥洝窌猩婕暗降乃逄莆骶┏乔闆r，雖然零星不成系統，但都是高宗永徽年間以前的情況，足以證實或是補充《兩京新記》等晚出著述的記載；加之這種不經意的記述，有時反而會比經意的記述，更為準確地保存下一些重要的史事，起到專門著述無以替代的作用[11]，因此，即使存有同一時期的專門著述，對此仍然不容忽視。
《冥報記》成書以后，曾經在社會上風行很長一段時間�！杜f唐書?唐臨傳》嘗謂《冥報記》“大行于世”[12]。如前所述，約略同時人釋道世所撰《法苑珠林》，即屢屢稱引其書，這是《冥報記》一書迅速廣泛流行的明顯佐證。宋初官修《太平廣記》，同樣大量摘錄《冥報記》書中的靈異事跡，說明進入宋代以后，此書依舊相當流行。宋元時期乃至明代通行的《冥報記》版本，一如其纂就之初，仍是編作兩卷[13]。惟其書至遲在經歷明清之際的戰亂動蕩之后，即已在中國隱沒不顯，原本并最終遺逸失傳。在清順治年間刊刻的宛委山堂本《說郛》當中，收有所謂唐臨撰《報應記》一卷，然僅寥寥十數則，與他處所見唐臨《冥報記》內容了不相干，且多涉及唐臨身后之高宗龍朔、麟德乃至武則天時期事項[14]，知其絕非唐臨所著書無疑。因此，清修《四庫全書》，未能將《冥報記》錄存其中。
今所見《冥報記》之通行傳本，乃是晚近日本僧侶和佛學人士編入《大正藏》及《?續藏經》當中的本子，所據底本，是唐代傳入日本的古寫本[15]。民國時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涵芬樓秘笈》，收入此書，其在中土，始得以重新流布。這個寫本，卷次編為上、中、下三卷，乍看起來，其篇幅較唐臨原本，似乎有所增加，實際上則非但沒有增多，反而還有很大幅度減省，《法苑珠林》、《太平廣記》等書所征引的《冥報記》，就有一些條目，竟完全不見于此本，說明當年流傳到日本的這種寫本，只是一部頗有減省的縮略摘錄本，其所標注的卷次，或許也是出自當時傳抄者的隨意編排[16]。盡管如此，這已經是目前所知《冥報記》一書最為完整的一種傳本了。
清朝嘉慶年間，在地理學和文獻學兩方面都頗受時人推重的學者徐松，撰述一代名著《唐兩京城坊考》，逐一羅列隋唐東西兩京亦即長安城與洛陽城的諸項建置，雖然書中已屢屢引及各類稗說雜記，然而，此《冥報記》一書，因當時在國內已經沒有比較完整的傳本，徐氏無緣寓目全書，只能通過《太平廣記》等書，看到一些零星的佚文，自然未能充分利用書中相關的記載。拾其所遺以補其所缺，這也是本文選取此書來掠觀窺測隋唐西京城內某些景觀影像的基本緣由。
今本《冥報記》開篇第一則故事，便涉及到隋唐西京城市平面布局當中的一項重要問題，即在隋大興城建成之初，外郭城中的居民，在選擇宅邸時，對所在區位主要有哪些考慮？唐臨在這則故事中講到，“隋京師大德沙門信行”，本居相州法藏寺，“開皇初，左仆射齊公聞其盛名，奏文帝，徵詣京師，住公所造真寂寺”；在緊接其下的第二則“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故事的結尾，唐臨再一次講到這座寺院時，復謂此寺，乃是其“外祖齊公所立，常所游觀”[17]。這位信行和尚，乃隋唐時期重要佛教宗派三階教的創教教宗，此番被延聘至京，對三階教在全國廣泛傳布，意義至關重大，研究隋唐佛教地理，需要予以特別關注；不過，在這里引起我注意的只是信行駐錫的真寂寺這座寺院的前身。
唐臨的外祖“左仆射齊公”，乃是文帝時尚書左仆射齊國公高?。唐人韋述撰《兩京新記》，記述高?乃是捐舍自己的住宅立此真寂寺。不過，《兩京新記》記述這座寺院的名稱為化度寺[18]，至北宋時人宋敏求，始在《長安志》中載明化度寺初名真寂寺，唐高祖武德二年方改名為化度寺[19]�！囤笥洝愤@條記載的價值，首先即是可以印證《長安志》記載的寺院本名，乃確實可信，不必以未見于韋述的《兩京新記》而對其產生懷疑。
高?不僅在文帝纂位之初，即操持政柄，前后“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權位之重，滿朝罕有其比，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是主持大興城營建的“新都大監”，總領其事，史稱大興城“制度多出于?”[20]。以他這種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在大興城建成后，將自己的住宅選定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會具有某種標志性意義。
真寂寺所在的隋熙光坊（隋末恭帝義寧元年改稱義寧坊），位于大興城最西邊，北臨外郭城西側北面一門開遠門，東與皇城北半部相對[21]。日本學者妹尾達彥曾對唐代長安城內居住區域的地域分化，做過很深入的研究，按照他的看法，由于大明宮和興慶宮的吸引作用等原因，唐代中期以后，在唐長安城東部，逐漸形成了居住相對比較密集的官僚住宅區；與此相對應，在長安城的西部，則形成了西域商人和下層庶民住宅分布相對比較集中的區域[22]。那么，在隋大興城建成之初，各色人等住宅在城市內部的分布，是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區域分化呢？高?宅邸偏處城市西邊的事實，向我們提示，有必要全面審視一下隋代官僚住宅在大興城內的分布情況。
下面是依據韋述《兩京新記》和宋敏求《長安志》等基本史料所勾稽出的隋代部分高官貴戚住宅。
朱雀門大街以東（計13處）：
【第一街】1處。
開化坊：街南之東，煬帝在藩舊宅。〖《長安志》卷七〗
【第二街】1處。
靖安坊：車騎將軍歸化郡開國公爾朱瑞宅�！肌稘h魏南北朝墓志集釋》第三八四《隋故車騎歸化郡開國公爾朱公墓志銘》〗
【第三街】6處。
永興坊：右驍衛將軍長孫晟宅�！肌杜f唐書》卷《后妃傳》上〗西門之北，安平公宇文愷宅�！肌短接[》卷一八○引《兩京新記》佚文〗
平康坊：西北隅，太師申國公李穆宅�！肌堕L安志》卷八〗
親仁坊：街東之北，兵部尚書樊子蓋宅。〖《長安志》卷八〗
永寧坊：南門之東，尚書左仆射房國公蘇威宅。西門之北，兵部尚書田弘宅�！肌堕L安志》卷八〗
【第四街】4處。
安興坊：街之西北，吏部尚書裴弘齊宅�！肌堕L安志》卷八〗
安邑坊：街之北，禮部尚書張穎宅。右武衛大將軍宋國公賀若弼宅�！肌堕L安志》卷八〗
宣平坊：西南隅，太保薛國公長孫覽宅�！肌堕L安志》卷八〗
【第五街】1處。
常樂坊：南門之西，大司馬竇毅宅�！肌堕L安志》卷九〗
朱雀門大街以西（計38處）：
【第一街】4處。
通化坊：東南隅，蔡王智積宅。〖《長安志》卷九〗
安業坊：西南隅，蘭陵公主宅。東南隅，太師申國公李穆別宅。〖《長安志》卷九〗
道德坊：秦王浩宅�！肌堕L安志》卷九〗
【第二街】7處。
太平坊：西南隅，太保薛國公長孫覽妻宅。西門之北，荊州總管上明公楊文紀宅。尚書左仆射趙士茂宅�！肌堕L安志》卷九〗
通義坊：西南隅，唐國公李淵宅�！肌秲删┬掠洝窔埦怼�
興化坊：西南隅，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洵陽公元孝矩宅�！肌秲删┬掠洝窔埦怼�
弘德坊：西南隅，秦孝王俊宅�！肌堕L安志》卷九〗
昌明坊：全一坊漢王諒宅�！肌堕L安志》卷九〗
【第三街】8處。
隆政坊：西門之南，江陵總管清水公賀拔華宅�！肌秲删┬掠洝窔埦怼奖遍T之東，武侯將軍韋和業宅�！肌堕L安志》卷一○〗街東之北，御史大夫裴蘊宅。〖《兩京新記》殘卷〗
延壽坊：東南隅，齊州刺史盧賁宅�！肌堕L安志》卷一○〗
光德坊：西南隅，幽州總管燕榮宅�！肌堕L安志》卷一○〗
延康坊：西南隅，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宅�！肌秲删┬掠洝窔埦怼�
崇賢坊：南門之西，淮南公元偉宅。街東之南，合州刺史崔鳳宅。〖《長安志》卷一○〗
【第四街】8處。
金城坊：西南隅，海陵公賀若誼宅�！肌堕L安志》卷一○〗
醴泉坊：朝散大夫將作少匠任軌宅�！肌稘h魏南北朝墓志集釋》第四二九《隋故朝散大夫將作少匠任君墓志之銘》〗
廣恩坊：南門之東，梁太尉吳王蕭岑宅。莒公蕭琮宅。街西之北，延壽公于詮宅�！肌堕L安志》卷一○〗
嘉會坊：西南隅，周太保吳武公尉遲綱宅�！肌秲删┬掠洝窔埦怼�
永隆坊：東門之北，周昌樂公主與駙馬都尉尉遲安宅�！肌秲删┬掠洝窔埦怼�
歸義坊：全一坊蜀王秀宅�！肌秲删┬掠洝窔埦怼�
【第五街】11處。
熙光坊：南門之東，左仆射齊國公高?宅。〖《兩京新記》殘卷〗西北隅，左仆射高?妻賀拔氏別第。
居德坊：西北隅，突厥開府儀同三司鮮于遵義宅�！肌堕L安志》卷一○〗
群賢坊：東門之南，宦者儀同三司宋祥宅�！肌堕L安志》卷一○〗街東之北，冀州刺史馮臘宅。〖《兩京新記》殘卷〗監門大將軍黃城公元贊宅。上柱國?城公梁軌宅�！肌堕L安志》卷一○〗
懷德坊：街西之北，海州刺史李亮宅�！肌秲删┬掠洝窔埦怼�
弘化坊：東門之北，長安令屈突蓋宅。〖《兩京新記》殘卷〗
待賢坊：左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太平廣記》卷三二七引《兩京新記》佚文〗
永陽坊：平昌縣公宇文?攵別館�！肌堕L安志》卷一○〗[23]
以上住宅分布情況，可圖示如圖1。歷史文獻中留存下來的有關隋代權貴在大興城中住宅的記載，很不全面；我在這里所做的統計，也相當粗疏，一些零散的記載，沒有顧及一一搜尋，但上面的初步統計結果，還是向我們透露出一項重要訊息，即在隋大興城中，當初這些權貴們在選擇住宅時，看起來有比較多的人，更偏好城市的西部。需要說明的是，在這當
圖1：隋大興城權貴宅第分布示意圖
中，有相當一部分統計資料，源自舍宅建寺的記錄，而在城西舍宅建寺的人，本明顯多于城東，這樣統計出來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摻有一些假象；或許有人以為，權貴們舍棄城市西部這些住宅，說不定正意味著城西不如城東更適于居住。這樣來看待上述統計結果，也有一定道理，不過，高官貴戚施宅與僧，本是虔心禮敬佛祖的重大行為，這樣做是為了求取佛祖的優厚回報，眾多信徒們決不會都去特地揀選當時社會上普遍厭棄的惡劣地方來自討罪過，佛寺的位置所在，其實會與權貴們的住宅一樣，體現出當時大多數人在選擇居住空間時所持的基本好惡傾向。況且所謂舍宅為寺，主人有時只是捐舍出其宅院的一部分房舍，并不意味著一定會棄此而另行擇地興建住宅。譬如高?捐舍其熙光坊（義寧坊）住宅為真寂寺（化度寺）后，高家即未曾改遷新居，直至唐高宗龍朔年間，?玄孫高法眼，依舊居住在這里，當時人清楚記述說，高法眼的住宅“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即是?家”[24]。由此可以確證，當初高?捐給三階教教宗信行用作寺院的只是其宅院靠西面這一部分，東部并未捐舍。對于有隋一代大興城內高官貴戚的居地，日本學者妹尾達彥曾經做過更為全面的統計，并繪制有分布圖（見圖2），結果同樣表明，分布在全城中軸線朱雀大街以西的權貴宅第，要多于這條大街以東[25]。
圖2：妹尾達彥編繪有隋一代大興城內權貴住宅分布示意圖
隋文帝素來崇信佛教，在遷入新都大興城之初，即指令朝廷定出一百二十所寺院的門額，宣布只要有人愿出財力，就可以領取寺額，自行建造寺院。于是，權臣貴戚富商等諸色信士，便陸續或捐宅、或置地，競相興建，到隋煬帝大業初年，這一百二十個寺額，已經被統統領走，建成佛寺[26]。隋代大興城中這一百二十所寺院，現在還有一百一十多所可以確定其名稱和位置所在，其具體分布狀況，如圖3所示[27]。從中可以看出，寺院分布的基本趨勢，與官
員住宅完全一致，也是西部要遠比東部密集。
圖3：隋大興城寺院分布示意圖
追溯中國古代城市特別是歷代都城的演變歷程，便可以為這種重西輕東的現象，找尋到歷史的淵源。楊寬總結中國古代都城的平面布局形態，指出從西周時期開始萌芽、歷經春秋戰國一直持續到西漢時期，從總體上來說，在東西方向上，一直是宮城居西，郭城在東，即君王居西。這種布局形式，到東漢洛陽城才開始發生改變，北魏洛陽城始基本確立了宮城居北、外郭城環繞西、南、東三面的另一種布局模式，亦即君王居北[28]。隋文帝建造的大興城，承續的便是北魏洛陽城奠定的這一傳統。楊寬分析上述君王居西臨東平面布局形態的產生原因，以為基于當時社會禮制所形成的重視居處于西方的觀念，是其主導因素[29]。反映這一觀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見于王充在論述當時“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時所講的一段話：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30]
“西益宅”吉利與否，本是民間普遍的觀念，并非專指君王的宮室，所以，王充在這里所云“長老”，亦并非僅僅局限于君王。與王充同屬東漢的學者應劭，在所撰《風俗通議》中談論同樣問題時，更明確講到是“俗說西者為上”[31]，可見這顯然是一種民間廣泛通行的習俗。
一種普遍的社會觀念一旦形成，往往會具有強勁的慣性。這種居址選擇尊崇西方的觀念，在北魏洛陽外郭城中，仍然可以見到清楚的痕跡；盡管當時洛陽城中宮城與外郭城的方位關系，較諸秦漢以前，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不再以西方為至尊之位。楊?之《洛陽伽藍記》記述北魏皇族在洛陽城中的居宅說：
自延酤里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為壽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為王子坊。[32]
北魏洛陽沒有修筑外郭城垣，張方溝位于外郭西部邊緣，即起著洛陽城西垣的作用，在延酤里與張方溝之間這兩列南北向排列的里坊，從外郭南緣的洛水側畔向北一直延伸到北緣的芒山腳下，總計共包含有全部十五行東西向排列的里坊，可見當時是把貼近外郭城西部邊緣的整整兩列里坊，全部劃定為皇族居住區（見圖4）。顯而易見，“尊長在西”的居處觀念，依
圖4：北魏洛陽城壽丘里位置示意圖
（采自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第146頁）
舊在這里起著支配性的作用。
元魏洛陽外郭城重西輕東的布局形式向我們表明，權貴宅邸在隋大興城西部的相對集中，應當也是“尊長在西”觀念在社會上的自然延續。這種空間觀念在都城布局當中徹底消退出去，乃是遲至唐代中期官員宅邸在長安城東部集中以后的事情。隋煬帝營建東都洛陽，將宮城建在城市西北部，而不是像文帝所建大興城那樣，將宮城置于都城北側的中間部位（見圖5），應當也是這種“尊長在西”的觀念，還在發揮著很大的影響。不過，隋東都洛陽城
圖5：隋東都洛陽城市結構示意圖
這種“倒退”，只不過是都城平面布局歷史演進過程中一段暫時的徘徊。在這樣一種整體的發展背景之下，我們便很容易理解，作為建造大興城的最高總管和當朝柄政的宰相，高?選擇偏處西垣之下的熙光坊來建造自己的住宅，正是意圖占據吉祥的“尊位”。大興城西部其他權貴住宅的主人，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也應當不同程度地有類似的考慮。不過，由于這只是一種歷史的慣性，實際禮制中的方位關系，尤其是帝王居地的選擇，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尊長在西”的觀念，在社會上已經不再具備秦漢時期那樣絕對普遍的意義，加之諸如與市場、主要城門、宮城和皇城等建置的相對位置等等，這些從來也都是影響人們選擇居址的重要因素，所以，實際上應是信者自信，非者自非，也有一些人更在意實際生活中相對便利或者是環境比較優越的區位，所以，大興城中的各色人等，事實上是普遍錯雜而居，如以上統計資料所示，就連諸王子的府邸，也只是較多散布于城市西部諸坊而已。
以上是切入《冥報記》有關隋代西京的記載，我們所看到的一項最重要的城市布局特征。不過，目前在這里所能看到的還只能說是非常淺淡曲折的浮光掠影，今后還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來進一步論證這一問題。
接下來透過《冥報記》這則信行故事下面一些記載所看到的另一幅影像，就比上面所說要直接和清晰許多：
后（信行弟子僧）邕與其徒眾隱太白山，謂眾曰：“當與師等還京�！北娋寸�，皆從之，即下山。夜宿武功，未明便發，謂眾曰：“師等努力，今暝必須進城�！比諞]，至漕上，聞鼓音，嘆曰：“城門閉矣！”遂宿于逆旅。至昏時，悲泣曰：“無所及矣！”眾問其故，不答。明早入城，至真寂寺，而信行昨夜昏時氣絕。寺僧怪問邕來，答曰：“在山遙見多人，持香花幡蓋，從西來入開遠門，向真寂寺。邕疑禪師欲去，故來也。昨夜昏時，見禪師導從西去，顧與邕別，故知不及也�！盵33]
僧邕等人經過的“漕上”，是指隋代漕渠的岸上。隋文帝開皇四年初開這條漕渠時，其正式的名稱為廣通渠，隋煬帝即位后則因“廣”字觸犯其名諱而改名為永通渠，并且成為煬帝修建完成的隋代整個大運河體系的一部分，承負著由黃河河道向京師大興城轉運漕糧等物資的職能。漕渠尾閭東入黃河，是由唐咸陽縣西十八里處筑堰分引渭水[34]。
關于隋代漕渠渠首段在大興城附近流經的地點，以往在有關隋代的史事當中，所知僅有《冊府元龜》記述的“經大興城北”這幾個字[35]。隋唐武功縣治都在渭河北岸今武功縣西，僧邕一行人下太白山后，先渡過渭河北至武功，是由于沿渭河北岸延伸的道路，是隋唐西京城通往西方最主要的干道，從武功東入隋唐西京城，要通過西渭橋南渡渭河，轉趨京師西側北門開遠門[36]。《冥報記》上述記載清楚反映出，隋時沿渭河北岸的大道，經過武功和西渭橋，進入大興城開遠門，要途經漕渠；而后來唐太宗貞觀年間玄奘從印度求法歸國，在進入長安城之前，也同樣是先“宿于漕上”[37]。唐代遲至玄宗天寶元年，才重新開挖疏浚，利用漕渠[38]，所以，玄奘經過的漕渠，也只能是隋文帝時期舊有的渠道，二者相互印證，可以確認隋代的漕渠，一定是與這條隋大興城西出的大道相交叉。
《冥報記》中對于隋唐西京研究具有比較重要學術價值的內容，還有下面這則關于康抱的故事：
隋有康抱者，江南?紳之士，少有學行。大業九年，楊玄感作亂，其兄受感武官，抱緣兄坐當死，而潛避，自匿于京師。至十年，抱因入秘書省，尋覓舊識。是時煬帝不在，皇城諸門皆閉，惟安上一門，出入皆由之。抱適入門，遇見一舊相識人姓曾。曾亦江南人，時判留守事，見抱，與語，……曾氏使人逐捕之，……抱尋伏誅。……后數日，曾宅在太平里，將入留守，由善和里，于西門內，忽見抱乘馬，衣冠甚鮮，二青衣從后，謂曾：“我命亦將盡，然尚可三年，由卿枉我。我今任泰山主簿，已請天曹報殺卿！”曾叩頭謝罪，請為追福，抱許，而忽不見。數日，又遇抱于此。……[39]
上述記述反映出隋唐西京城坊建置中諸多事項，可一一闡釋如下。
首先，是安上門在皇城諸門當中的重要性。隋大興城與唐長安城的皇城，北連宮城，東、南、西三面均有門連通外郭城，其中東、西兩面各辟有兩座城門，南面設三座城門�；食悄祥T中為朱雀門，西為含光門，東面一門即是安上門[40]。朱雀門是堂堂皇皇的正門，除非如舉行南郊告天等重大典禮時皇帝鹵簿經行其中之外，平�？峙聭恰伴T雖設而常關”。遭遇重大突發變故，為預防不測，關閉其馀諸門而獨留安上一門，表明安上門在皇城諸門當中，應該是平常使用率較高的一座城門，不然，會造成過多不便。隋唐西京外郭城的大部分城區，分布在皇城南面，出入南門自然會給更多人帶來便利；而南面東側的安上門與西側的含光門這兩座城門相互比較，由于東宮官署在安上門街東側，出入安上門，能夠同時兼顧朝廷衙署官員和東宮僚屬的便利。因此，平常行經安上門的官員，就要多于其他各門；遇有變故，也才會獨留此門，作為通道。
唐末地方實力官員韓建，改建隋唐皇城作為當地官衙市民居處的“新城”，北、東、西三面都各自保留一座城門，南面起初雖保留了西頭的含光門和東頭的安上門兩座城門，但韓建把含光門的三個門道堵死了兩個，只留下東側一個門道；最后在元代至正初年，連這一個門道也被徹底封閉，只剩下原來隋唐皇城的安上門，供行人出入[41]。前后貫通分析，可知含光門和安上門使用情況的這一后續變化，應該也是隋唐皇城本即更多慣用安上門的一種自然延續。
另外，安上門一名，此前我沒有在隋代史事中見到過記載，《冥報記》這則故事，是發生在隋代的事情，據此還可以認定，這座城門的名稱，自隋迄唐，一直沒有發生過變化。隋大興城的皇城，除了南面正門朱雀門及其西側的含光門之外，其馀各門的名稱，也都缺乏隋代當時的史事證明。證明安上門的名稱，對于研究隋大興城與唐長安城特別是皇城諸門名稱的前后承續關系，也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其次，是康抱身為死刑逃犯，竟然能夠在接近“緊急狀態”的非常時期，蒙混進入皇城，到秘書省這樣的重要衙署去找人，這說明當時皇城的戒備，并不十分森嚴。進入皇城，當然不會毫無限制，朝廷設有專門的“皇城門守衛”，絕然不得無故擅入，不過唐《衛禁律》所列闌入禁門罪名，僅涉及宮殿、太廟、太社、山陵等與王室直接相關的各類處所的禁衛制度，提到皇城的只有對違例開門行為的處罰規定，沒有開列對違規闌入皇城門者之處罰名目，這也反映出唐朝皇城的門禁，確實不是特別嚴厲，至少遠不能與宮城相并比，唐《衛禁律》規定對越過皇城城垣者的懲治要“減宮垣一等”，就能夠印證這一點。唐《衛禁律》本是直接由隋律承續而來，相互之間，不會相差很多[42]�！囤笥洝愤@則故事，與唐律的規定相互印證，使得隋唐皇城的門衛制度，顯現出大致的輪廓。不過，這仍然還只能說是一幀相當模糊的影像。
最后，抓捕康抱的曾某，由太平坊中的住宅出發，赴安上門入皇城，乃是經由善和坊西門之內，這反映出不止一個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資以印證善和坊所在的位置。
北宋宋敏求撰著的《長安志》一書，是系統記述隋唐西京城坊最為完備的史籍，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現存各種版本，均缺失朱雀門街西側第一條街北頭兩坊的名稱，而這兩個坊的名稱，涉及到隋唐西京城市布局當中一些十分重要的問題，譬如宮城食用水的供給來源、全國交通樞紐都亭驛的位置。清人徐松撰《唐兩京城坊考》，將北頭第一坊訂補為光祿坊，并極不確定地姑且推測說，第二坊或許有可能名為“殖業坊”[43]。實際上這是完全錯誤的。然而，至今尚有許多論及隋唐長安城的中外著述，不僅仍在盲目因襲徐松這一錯誤說法，甚至對此還做了更進一步的發揮，將徐松因實在沒有把握確定而未曾標繪在所繪《隋西京外郭城圖》上的所謂“殖業坊”，也不再做任何新的考辨，便徑行認定坐實其事。
其實，這兩個坊的名稱，本可依據元人駱天驤著《類編長安志》加以補充[44]，可惜的是由于此書流傳甚罕，當年徐松在撰著《唐兩京城坊考》時，沒有能夠看到。經日本學者福山敏男、中國學者黃永年以及我本人的研究，始確定這兩個坊從北向南，應分別是善和坊和通化坊[45]。另外，日本學者平岡武夫，很早就曾經注意到，在《冊府元龜》、《云仙雜記》和《唐國史補》諸書中，都提到過善和坊這一坊名[46]。今案《冊府元龜》述及此坊，系記述唐人鄭注“居京師善和里”，而鄭注居處京師乃唐穆宗、敬宗至文宗太和年間事[47]；《云仙雜記》又題《云仙散錄》，所述善和坊事系唐末黃巢之亂時，有名許芝者，瘞埋所蓄“妙墨八廚”于其所居“善和里第”[48]；《唐國史補》所記，乃唐時“善和坊御井”，尤側重于開元年間事[49]。凡此諸事，均未涉及隋代的情況，而隋唐長安城中諸里坊的名稱，并非一成不變，往往因時而異，隋唐之際，就有很多改變，所以，這個善和坊在隋朝的名稱是否如此，實際上還有待證明。
曾某所居住的太平坊，東面正毗鄰唐時的善和坊，而此人從太平坊東赴安上門，要途經善和里西門，從這幾個處所的相對位置關系上看，曾某所經過的只能是這個唐代的善和坊，絕無任何其他的可能。這一事件正清楚表明，善和坊在隋代即作此名稱，并未有過更改。同時，以往考訂善和坊的位置，使用的都是靜態的記載，而歷史文獻中有關地理名詞的記載，靜態的記述，往往很容易產生訛誤；具體歷史活動中對地理位置的動態記載，則一般要比靜態的記述更為準確。《冥報記》中康抱這則故事，也使我們得以運用動態的史料，來徹底證實善和坊的位置。
這位曾某人由家中去往皇城安上門時所走過的路徑，還透露出有關隋唐西京城內交通道路使用情況的一項重要訊息。西京城內的坊里，都筑有坊墻圍繞四周，而在特定的位置辟有坊門，供人出入。城市管理設有宵禁制度，夜間關閉坊門，限止諸坊居民不得相互往來；白天則按時開啟坊門，通行不受約束。諸坊因其所在位置不同，所辟坊門的數目和位置也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太平坊、善和坊這些位于皇城南面的坊里，都只辟有東、西兩座坊門[50]。曾某由太平坊去往安上門，本來可以出太平坊東門后，北趨外郭城金光門至春明門間的東西向大街（這條大街就在皇城的前面，北臨安上門），東赴安上門，可是，此人卻是東入與太平坊東門隔街相望的善和坊西門，這也就意味著他是要從善和坊內穿行而過。隋唐西京城內的街道以及坊里內部連通各坊門的主要街道，都呈規整的棋盤格式直交分布，曾某穿行坊內東西橫街，并不會比走外面的大街更節省路程。因此，他的這種走法，只能理解為別有原因的通行習慣。數日后曾氏復重走此路，并前后兩次在善和坊內東西橫街的路上，都遇到了騎馬路過的康抱鬼魂，亦同樣表明當時普遍有人這樣經行坊里內部的街道。
那么，當時何以會產生這種“行不由徑”的習慣呢？唐成安城中規整的坊里制度，使得西京城內里坊間的大街，道路兩側全部都是光禿禿的黃土夯筑坊墻，僅極個別三品以上高官的宅院以及某一些在坊內所處位置極為特殊的住宅，可以鑿開坊墻，朝向大街開設宅門[51]；而這種封閉式坊里管理制度，完全是從隋代沿承下來的前朝舊規[52]。這樣一來，不僅略無景色可觀，同時在這些街道兩側也找不到任何一處城市生活服務和文化活動設施。對于這樣一座巨大規模的都市來說，這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必然要有相應的替代辦法；而當時唯一可行的措施，便是將這些設施，安置在坊里內部主要街道亦即連通各個坊門的街道的兩側。
在生活服務方面，譬如徐松在《唐兩京城坊考》書中考稽出來的長興坊畢羅店和旅館等，就是這樣的設施[53]；又日本學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發展》一文中，亦舉述唐長安城宣陽坊內有設“小鋪席”以“貨草?姜果之類”者，升平坊“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崇仁坊內有專門制作、修理并有可能也同時兼事販賣樂器的人家[54]；另外，比如在永昌里內有茶肆[55]，等等。在文化生活方面，如寺院包括“俗講”在內的各類佛事活動，在隋唐時期的城市社會生活中居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著名的“和尚”文淑，在京城寺院“聚眾談說”，就經常會達到“聽者填咽”的程度[56]，而西京城中更有一些專門的“戲場”，“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在薦福、永壽”諸著名寺院之中[57]。這些寺院都分布在坊里之內，經行坊里內部的街道，也便于察看相關的情況。在敦煌變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唐代長安城內“一任百姓點燈供養，諸官看燈，非常作樂”這樣的公眾娛樂場景[58]。就便利用這類生活和文化設施，以及觀賞察看坊里當中的各種大眾群體活動，這應當即是當時人舍棄大路不走而去穿行坊里的主要原因所在。
由此進一步推論，還可以看出，看似無比嚴整的隋唐西京坊里制，在其始建之初，即已為日后的瓦解，種下了必然的因緣。因為像曾某這樣舍大街不行而以坊里內部的街道為正途，假若忽略不考慮宵禁這一因素，這些坊里內部的街道，實質上與坊里制崩潰以后城市街道的性質，已經頗為相似；而長安城內的宵禁，在唐代執行得本來就不很嚴格，常常出現諸坊坊門“或鼓未動即先開，或夜已深猶未閉”的景象[59]。坊內坊外街道規模上的主從關系一經轉換，由前者變換為后者，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過去在研究唐宋之際坊市制度的變遷時，大多只關注臨街開門開店現象的出現和增長[60]；而透過上面的分析則可以看到，坊里內部街道與坊外大街之間的地位變換，實際上在這當中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朝向坊外大街一側另行改門設店之下。加藤繁曾經注意到，在唐宋坊市制度變遷過程中，封閉集中交易的市制，其較早出現的廢弛現象，是一部分本應在市內經營的店鋪，開始向鄰近于市的里坊轉移[61]。按照常理，這些搬遷到民坊當中的店鋪，一定要盡可能側臨坊里內部的主要街道。貫穿這一中間環節，再來審視坊市制度的前后演變過程，尤其易于清楚看出隋唐間人通常穿行坊內街道這一點對城市布局變遷的影響作用。
在《冥報記》一書中，還有一些涉及隋唐西京城市構造的資料，有待日后結合其他文獻，進一步深入探究利用。譬如書中嘗述及西京城內有所謂“傳坐”風俗云：
長安市里風俗，每歲元日以后，遞作飲食相邀，號為“傳坐”。[62]
這種“傳坐”風俗所反映的市里居民內部聯系，直接關系到坊里作為一個地域居住單元的歷史淵源，它可以一直向上追溯到秦漢以前以血緣為主的村社組織。不過，其具體的演化歷程，漫長而又復雜，影像愈為模糊，已經不是在這里三言兩語所能簡單描摹的問題。
2006年10月10日記
刊《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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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四六《經籍志》上《乙部史錄?雜傳類》，頁2006。案《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五八《乙部史錄?雜傳記類》（頁1484）、卷五九《丙部子錄?小說家類》（頁1540）著錄同。
[2]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北京，中華書局，2003，周叔迦等《法苑珠林校注》本）卷一○○《傳記篇?雜集部》，頁2885。
[3]《舊唐書》卷八五《唐臨傳》，頁2812～2813。
[4]唐釋道宣《廣弘明集》（上海，中華書局，民國排印《四部備要》紙皮洋裝本）卷一○《辯惑篇》“敘釋慧遠抗周武帝廢教事”條，頁82。
[5]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一一《小說家類》，頁320。
[6]《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一一三《唐臨傳》，頁4183。
[7]見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本》（京都，同朋舍出版，1981）之《冥報記》，頁87～103。
[8]唐唐臨《冥報記》（凈土宗文教基金會合印《冥報記》、《冥報記輯書》本，2004）卷上“釋僧轍”條，頁10。
[9]釋慧凈《<冥報記>、<冥報記輯書>合刊序》，見凈土宗文教基金會合印《冥報記》、《冥報記輯書》卷首，頁1。
[10]唐唐臨《冥報記》卷首敘文，頁4。
[11]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據岳玉璽等編選《傅斯年選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221。
[12]《舊唐書》卷八五《唐臨傳》，頁2813。
[13]《宋史》卷二○六《藝文志》五，頁5220。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小說家類》，頁320。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二一五《經籍考》四十二《子部?小說家》，頁1756。明焦?《國史經籍志》（清咸豐元年伍崇曜輯刻《粵雅堂叢書》本）卷三《史類?傳記?冥異》，頁66b。
[14]見清初宛委山堂刊本《說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說郛三種》第三冊影印清順治宛委山堂刻本）冫弓七二，頁3380～3384。
[15]唐代流入日本的《冥報記》寫本，不止一種，傳留至今者即有京都高山寺藏本和前田家尊經閣藏本兩種，這兩種傳本雖然大體相同，卻仍有一些參差出入的地方。京都高山寺藏本今有日本影印本，見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唐?本》，頁87～103。
[16]案據日本寬平三年（唐昭宗大順二年，公元891年）成書的藤原佐世纂《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叢書集成新編》影印《古逸叢書》本）之“雜傳家”下著錄（頁376），唐代還有一種編作十卷的《冥報記》寫本流入日本，惟卷次與唐臨書原本相差過多，且未題作者姓名，疑與唐臨所撰并非一書，或其卷次存在傳寫錯訛。
[17]唐唐臨《冥報記》卷上“釋信行”條，又“釋慧如”條，頁5～8。
[18]唐韋述《兩京新記》，據拙著《兩京新記輯�！罚ㄎ靼玻爻霭嫔�，2006）卷三西京“義寧坊”條，頁57。
[19]宋宋敏求《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清乾隆畢沅校刻本）卷一○《唐京城》四“義寧坊“條，頁129。
[20]《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四一《高?傳》，頁1179～1184；又卷六八《宇文愷傳》，頁1587。
[21]宋宋敏求《長安志》卷一○《唐京城》四“義寧坊”條，頁129。
[22]妹尾達彥《?安の都市?畫》（?京，??社，2001）第三章第一節《宇宙の都から生活の都へ》，頁176～214。又同人撰《唐?安城の官人居住地》，刊《?洋史研究》第55卷第2號，1997年，頁35～74。
[23]上述隋大興城內高官貴戚住宅的統計，所標注的史料出處，有些還牽涉到比較復雜的考辨，這里不予贅述，我另撰有《隋大興城坊考稿》一文待刊，文中對這些問題，均做有具體說明。
[24]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四六《思慎篇?感應緣》，頁1413～1414。
[25]妹尾達彥《唐?安城の官人居住地》，見〔日〕《?洋史研究》第55卷第2號，頁38～39，頁41。
[26]唐韋述《兩京新記》，據拙著《兩京新記輯�！肪矶骶熬┏恰睏l，頁13；又卷三西京“頒政坊”條，頁31。
[27]關于隋大興城寺院的分布狀況，請別詳拙文《長安城寺院的分布與隋唐時期的佛教》，刊《文史知識》1992年第6期，頁95～96。
[28]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上編第六章《魯國都城曲阜的“坐西朝東”布局》、第七章《春秋戰國中原諸都城的西“城”東“郭”連結布局》、第九章《秦都咸陽西“城”東“郭”連結的布局》、第十章《西漢長安的西南“城”區和東北“郭”區》、第十一章《東漢、北魏洛陽“城”和“郭”的布局》，頁59～93，頁101～157。
[29]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編第十四章《都城布局的變化和禮制的關系》，頁184～205。
[30]東漢王充《論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卷二三《四諱篇》，頁356。
[31]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六四《居處部?宅舍》引東漢應劭《風俗通議》佚文，頁1142。
[32]北魏楊?之《洛陽伽藍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本）卷四，頁163�！把郁铩敝袄铩弊炙鶕茏嬷儭缎ａ尅繁驹瓱o，此據寒齋藏民國王?《洛陽伽藍記校注》稿本所引述唐晏《洛陽伽藍記鉤沉》本增補。
[33]唐唐臨《冥報記》卷上“釋信行”條，頁6～7。
[34]《舊唐書》卷一七二《李石傳》，頁4485。
[35]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影印明刻本）卷四九七《邦計部?河渠》二，頁5949。
[36]別詳拙稿《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原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第4輯，后收入拙著文集《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54～156。
[37]唐釋慧立、彥?《大慈恩寺三?法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五《起尼乾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漕》，頁125。
[38]《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頁216。宋王溥《唐會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卷八七《漕運》，頁1598。
[39]唐唐臨《冥報記》卷下“康抱”條，頁72～74。
[40]唐官修《大唐六典》（千?，?池??事?部，1973）卷七“工部尚書”條，頁157。
[41]拙稿《有關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幾個基本問題》，原刊《陜西師大學報》1990年第1期，后收入拙著文集《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頁200～206。
[42]唐官修《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七，頁149～166；又卷八，頁169。
[43]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四《西京外郭城》，頁93。
[44]元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二“京城外郭”條，頁43。
[45]福山敏男《校注?京新?卷第三及び解?》，據《福山敏南著作集》第六卷《中?建??金石文之研究》（?京，中央公?美?出版社，1983），頁114。黃永年《類編長安志提要》，原刊《陜西地方志通訊》1982年第2期；后改寫為《述<類編長安志>》一文，初刊于《中國古都研究》第1輯（1985年），后附印于黃氏為中華書局點校之《類編長安志》卷末，頁325～347。拙稿《唐長安都亭驛考辨??兼述今本<長安志>通化坊闕文》， 原刊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1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后收入拙著文集《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頁113～116。
[46]平岡武夫《長安與洛陽（地圖）》（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57，楊勵三漢譯本）之《長安城》Ⅳ《長安城的坊里》，頁26。
[47]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九三八《總錄部?奸佞》二，頁11043～11044。
[48]題后唐馮贄撰《云仙散錄》（北京，中華書局，1998）“善和瘞墨”條引《大唐龍髓記》，頁45。
[49]唐李肇《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下“善和坊御井”條，頁65。
[50]宋宋敏求《長安志》卷七《唐京城》之“外郭城”條，頁109。
[51]宋王溥《唐會要》卷八六《街巷》，頁1576。
[52]《隋書》卷五六《令狐熙傳》，頁1386。參據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吳杰漢譯本）之一四《宋代都市的發展》（原刊《桑原博士???念?洋史??》，1931），頁250～252；黃永年《不準向街開門的歷史》，見作者文集《學苑零拾》（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頁19～20。
[53]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二《西京外郭城》之“長興坊”條，頁43。
[54]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一卷之一四《宋代都市的發展》，頁263～264。
[55]《舊唐書》卷一六九《王涯傳》，頁4404。
[56]唐趙?《因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四，頁94～95。
[57]宋錢易《南部新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戊，頁67。
[58]見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卷二《葉凈能詩》，頁223。
[59]宋王溥《唐會要》卷八六《街巷》，頁1576。
[60]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一卷之一四《宋代都市的發展》，頁239～277；又同書第一卷之一五《唐宋時代的市》（原刊《福田德三博士追??文集》，1933），頁278～303。
[61]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一卷之一四《宋代都市的發展》，頁263～265。
[62]唐唐臨《冥報記》卷下“趙大亡女”條，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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