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生前手稿、函電等珍貴史料，在臺灣正式解密。

此次公開的戴笠全部史料共59卷，共計2萬余頁，多數是首度曝光的一手情資。比如有傳說西安事變后，戴笠曾陪同宋美齡赴西安處理事變，一度被軟禁在地下室，他以為必死無疑，還寫下一封遺書。不想事件順利解決，回到南京后還得到嘉獎。

早在2011年10月，為紀念辛亥百年，臺灣相關部門就先期出版《戴笠與抗戰史料匯編》，解密部分檔案，讓抗戰時期那段充滿神秘色彩的情報工作公之于世。這部分檔案分6冊出版，包括“軍情戰報”、“經濟作戰”等，內容全部是戴笠在抗戰期間的手稿。“軍情戰報”以抗戰時戴笠所搜集、整理及呈報的各項軍情戰報為主;“經濟作戰”描述當時物資搶購、搶運、金融作戰等內容，包括戴笠指揮印假鈔，搞亂日本統治區金融等多個手令。

資料顯示，作為國民黨情報組織的負責人，當時戴笠光是化名就有27個之多。除“張叔平”、“馬健行”等平常姓名外，他還使用雙字與單字化名，如“濤”、“靈”、“余龍”、“裕隆”、“冬”、“雨”、“雷云”等。

《戴笠與抗戰史料匯編》還證實了周佛海在抗戰中與國民黨政府的合作關系。被蓋棺定論的漢奸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進入軍統，成為國民黨政府在汪偽政權中的臥底。

抗戰中投靠日本的周佛海為蔣介石準備20萬兵員

核心提示：在這段時間里，周佛海的確為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立下了汗馬功勞。僅收編、改編偽軍一項，就為蔣介石打內戰儲備了近20萬兵源。而四大家族在上海的利益也因為周佛海的照顧大多得以保全。

本文摘自：《人民政協報》2011年5月12日B1版，作者：葉慕安，原題：《抗戰中投靠日本的周佛海為蔣介石準備20萬兵員》

華克之，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上的杰出戰士。早年是國民黨左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從事反蔣活動，1935年策劃和主持了刺殺汪精衛的事件。1939年進入潘漢年的情報系統并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潘漢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

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設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門口掛著一張“粵華公司”的牌子，以經營茶葉生意作掩護。

1939年潘漢年到延安參加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后，就被留在中央社會部搞情報工作，不久他到香港治療眼病，組織上讓他順便抓一下香港的情報工作。

潘漢年的眼疾在醫生的精心治療下很快痊愈，病愈后，中央任命他為中社部副部長，留在香港主持第一線的情報工作。又指定他負責組建華南情報局，統一掌握和領導包括香港和上海在內的華南地區的情報工作。

香港和上海，是當時敵我友三方情報工作的主要戰場，尤其是上海，一直就是遠東最大的情報中心，是中統、軍統各種特務機關活動的重要據點，蘇聯和第三國際也同時在這里設有情報活動站。潘漢年到任伊始，就著手四處物色人才。廖承志的助手、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副處長連貫是華克之的老朋友，深知華克之的能力和為人，便向潘漢年推薦。于是華克之在香港中環的皇后大酒店里，由連貫介紹，第一次見到了潘漢年和廖承志。

華克之從延安返回華南后，就一直奉中共指示在李濟深和陳銘樞等人身邊工作，做延安和華南民主力量之間的信使，盼著組織來人找他�，F在，潘漢年帶著黨組織的信任和重托來了，他感到萬分激動。

潘漢年對華克之提出，要他返回上海給中共做情報工作。于是，華克之化名為張建良進入了潘漢年的情報系統。潘漢年首先要求華克之擔任他在港滬兩地情報班子的聯絡人，華克之利用對上海的熟悉和各種廣泛的社會關系，來往于上海和香港之間，一路暢通無阻。

與華克之一起擔任滬、港之間交通和聯絡工作的，還有一位名叫董慧的年輕女子，她是香港大銀行家的女兒，以董事長小姐的名義，穿梭于其父在香港的道亨銀行總行和上海分行之間，堂而皇之地做著中共地下黨的工作，這個董慧后來成為了潘漢年的終身愛侶。

通過華克之和董慧卓有成效的活動，中共港滬兩地情報據點之間的聯系建立起來了。

1939年底，由廖承志和潘漢年介紹，華克之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華克之有位生死至交名叫任庵，又叫張子羽，是他在從事反蔣活動時結識的。此人雖然在國民黨軍政界任職，卻不滿蔣介石的作為，同情共產黨。他與華克之一見傾心。華克之呼任庵為兄，連他的名字“克之”，也是這位兄長贈送的。華克之一生用過的名字多不勝數。然而只有這個名字終生使用。

后來晨光社行刺汪精衛事發，任庵也受到牽連，遂離開南京，隱居上海租界。華克之回到上海后，重新與任庵取得聯系。在兄長任庵面前，華克之絲毫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他將自己刺汪后顛沛流離，以及后來投奔延安、委派華南的經過一一說了，限于紀律，將在潘漢年領導下工作一事略過不提。只是表示，他目前從事的是愛國事業，希望能得到任庵的支持。

任庵當然能猜到華克之所說的“正義的事業”是什么，他當即表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國的事情，他一定不計個人利害，盡力去做。一次，華克之托任庵向軍統頭子戴笠送一封信。原來，潘漢年手下有位情報干部名叫袁殊，與日本駐上海的情報機構“巖井公館”以及國民黨軍統都有情報聯系。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多面間諜。為了更好地利用袁殊的關系搜集情報，進一步打入“巖井公館”，潘漢年讓袁殊出面主持了一個漢奸組織“興亞建國社”，想通過這種途徑獲得日偽方面更有價值的情報。

然而這樣一來，袁殊表面上就成為受人唾棄的“漢奸”。為了避免軍統方面誤會而派人暗殺袁殊，潘漢年要華克之請任庵把袁殊寫給戴笠的一封信送到重慶，交給戴笠，表示不變初衷，落水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華克之的動員下，任庵去了重慶，見到戴笠，并成功地將戴笠表示可以諒解的回信帶回上海，從而使袁殊安心地背負起“漢奸”的惡名，周旋于日偽之間，搜集情報。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人民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中國共產黨率領根據地軍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日的陰謀，阻止日、蔣之間妥協。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設法搞到蔣、日、汪之間進行秘密勾結的情報，以便及時采取對策。

這時潘漢年想到了任庵。任庵與重慶的國民黨政要之間關系很深，他一定能夠擔此重任。在華克之和潘漢年的勸說下，任庵毅然表示，一切服從抗日事業的需要。

華克之受命做中共和任庵之間的聯絡人。兩人經過一番周密計劃，任庵主動上門拜訪了周佛海。

然而,在不得不考慮周佛海的情況后,蔣介石曾托人轉消息給首都高院院長趙琛,表明自己的態度。趙當時便將其頂回,說周某叛國情節之重,遠在群奸之上,無論是在法言法,或者為整飭民族風紀氣節,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蔣原以為即便如此,最高法院仍可酌情改判較輕之刑,不料最高法院刑庭諸公,一樣不肯屈法輕判。最后,蔣只能自行負責,發出減刑總統令。周案當時轟動全國,案情復雜,經過曲折,可見一斑。

龔先生這本回憶錄,讓人們見識了民國老報人的文筆和風度,因為這些晚年寫作的文字,使人感覺幾乎是完整保留了先生早年為新聞業撰稿的風格。無論從敘事、眼界還是背景資料的跟進,都顯示出民國報業系統內職業訓練當日所能達到的水準。

(來源:《法治周末》 可參考《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龔選舞著,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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