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怎樣看待讀書人
宋太祖趙匡胤算得上世家子弟，祖上在唐和五代擔任過文官。其父趙弘殷是五代時期的名將，后周柴世宗時官至禁軍統領，父子曾經并肩作戰。趙匡胤雖然出身富貴人家，但自小喜愛走馬騎射，21歲便開始離家從軍，有“一條鐵棒打天下”的傳說。因其武藝高強、膽略過人、能征慣戰，受到后漢大將郭威（周太祖）的賞識，繼而又成為柴榮（周世宗）的親信。
趙匡胤雖是武人出身，卻深知讀書的好處，征戰之余常手不釋卷。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了趙匡胤喜讀書的故事。后周顯德年間，趙匡胤隨周世宗柴榮平定江淮。有人背后向柴榮告狀：“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說趙匡胤私藏珍奇寶貨（戰利品）。柴榮派人檢驗，打開所有的箱子，只發現幾千卷書籍。柴榮便問趙匡胤：“卿方為朕作將帥，辟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為！”意思是說，你為我帶兵打仗，當以兵事為要務，要那么多書干什么？趙匡胤回答：“臣無奇謀上贊圣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我沒有奇謀良策，總怕做不好事情。之所以收集點書，無非是想開闊一下眼界，增長見識而已。柴榮聽了很是贊許，對他更是刮目相看。
趙匡胤愛讀書，主張文人治國。他吸取中唐以來藩鎮為亂的教訓，極力裁抑武人力量，故大宋朝有重文抑武的說法。我國自宋以后，的確再也沒有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這是宋太祖的功勞。但是根據史料，趙匡胤骨子里卻是看不起讀書人的�！端问贰酚涊d，趙匡胤曾經對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五代十國時，藩鎮殘暴不仁，百姓深受其禍。我現在挑選有才干的文臣一百多人去治理地方，縱使他們個個都是貪官，造成的禍害也比不上一名武將。他認為，文人的問題往大了說，無非是貪污腐敗，而朝廷懲治文臣貪腐是輕而易舉的。相比而言，武人作亂小則禍亂一方，大則天下動蕩，導致政權不穩。五代十國藩鎮為禍的歷史，在趙匡胤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趙匡胤的這種心理，在他與開國重臣趙普的交往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清人畢沅《續資治通鑒》記載，趙普為宰相，權傾一時，各割據勢力紛紛私下向其行賄。吳越王錢?曾經遣使致書趙普，并送給他“海物十瓶”。趙普還沒來得及打開禮物，趙匡胤突然造訪（趙匡胤有突然造訪親近大臣家的“嗜好”）。置于廊下的十瓶海物沒有藏起來，被趙匡胤看見了。他問趙普瓶中為何物，趙普硬著頭皮說是吳越王送來的海物。趙匡胤說這海物一定很好，當場命人開啟，結果發現瓶子里裝滿了“瓜子金”。趙普誠惶誠恐地對趙匡胤說，我還沒來得及打開，實在不知道里面裝的是什么東西。若是知道了，一定會奏明您然后退回去。哪知趙匡胤只是微微一笑說：“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他讓趙普把東西收下，并輕蔑地說：他（錢?）還以為國家的事情是由你這書生做主呢。據說后來趙普在京城修建豪宅，用的就是這些金子。吃慣了甜頭的趙普有恃無恐，竟然發展到強買強賣、巧取豪奪、包庇貪官、濫用私人，違法犯紀到如此程度，趙匡胤不得不將其外放為地方官。
有關史料記載，趙匡胤即位的第三年，曾經于太廟寢殿的夾室里立下誓碑，平時用銷金黃幔蓋起來，嚴禁他人觀看。規定以后每代新皇帝登基，都要由一個不識字的宦官引導新皇到碑前叩拜、默誦。那碑上有三條誓詞“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這三條誓詞之中，第一條和第三條涉及的面很小。第二條才是最關鍵的，即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不殺上書言事人很好理解，言者無罪。不殺士大夫就不可思議了，難道士大夫們就可以胡作非為了嗎？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趙匡胤認為）士大夫主要是讀書人，讀書人的特點決定了他們成不了大氣候，可以網開一面放他們一馬。這是趙匡胤寬厚仁慈的一面，他的寬厚仁慈也為大宋朝留下了隱患。
趙匡胤看不起讀書人，大宋朝卻是很大程度上毀在了讀書人之手。其主要表現有三，一是貪腐成風，二是文人相爭，三是權臣誤國。
《宋史·岳飛傳》記載，紹興年間，宋高宗趙構曾經問岳飛，天下何時能夠太平？岳飛回答說：“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岳飛是個受壓抑的武將，卻一語道出了當時社會的官場世相。大宋朝文風鼎盛，可謂“郁郁乎文哉”，出了不少足以名垂青史的文臣卿相。但是“文臣愛錢”卻成為整個社會的通病。對宋朝的貪腐之風，蘇東坡曾經有一番議論：“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使，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厘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就是說無官不貪，沒有錢什么事都難辦。蘇軾發這番議論時，正是宋仁宗嘉佑年間，據歷史記載，當時官吏的數量“十倍于國初”。如此龐大的文官集團且無官不貪，這是一幅什么樣的官場圖！趙匡胤以文官抑制武將，但是文官大都忙著掙錢撈銀子，導致民不聊生，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文官收拾不了局面，到頭來還是靠武將解決問題。
文人相爭算得上是大宋朝的一個“壯舉”。著名的“慶歷新政（范仲淹變法）”和“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針砭時弊，提出了不少整頓吏治、富國強兵、緩解社會矛盾的辦法。如果變法成功的話，大宋朝或許會避免靖康之恥，中國歷史的進程或許會改寫。但是，兩次變法都是短命的，“慶歷新政”只維持了一年零四個月，“熙寧變法”斷斷續續進行了九年，最終都歸于失敗。而造成變法失敗的最大原因，就是無休止的黨爭。朋黨（慶歷年間變法派與反對派）之間的黨爭，新黨（王安石派）與舊黨（司馬光派）之間的黨爭，洛黨（程頤為首）、蜀黨（蘇軾為首）、朔黨（劉摯為首）之間的黨爭，大家為了各自的主張和各自的利益，喪失理智，不顧大局，你爭我斗，互相攻汗。君子行君子之道，王安石、司馬光等皆為忠臣良相，政治主張卻截然對立，令人嘆惋。小人行小人之道，夏竦、呂惠卿、蔡京、李定、鄧綰等人本就是小人，品行不端，反復無常，翻云覆雨，從中漁利。黨爭的結果就是誰都做不成事，大宋朝還是沿著既定的路線，一路爛將下去。
趙匡胤以為，讀書人為官至多是貪污腐敗，成不了大氣候。他還創造了新的文官體系，設參知政事（副相）、樞密使（文官，管軍事）、三司使（文官，管財政）以分宰相之權，大宋朝有時候同時有七八個宰相級別的官員。但是，制度建設首先要靠人事來保證，趙匡胤最終沒能防止一人擅權的產生。從宋徽宗朝蔡京一人獨大開始，到大宋朝滅亡的一百七十多年時間里，蔡京、秦檜、史彌遠、賈似道四個奸臣當政將近八十年。這些權臣擅權獨斷、貪污腐化、任用奸人、迫害忠良，可以說是禍國殃民。大宋朝在這些文人的操控下，民不聊生，國勢日衰，不可逆轉地一步一步邁向深淵。
如果趙匡胤知道他所看不起的文臣會對趙家江山造成如此損害，一定不會說“儒臣……未及武臣一人也”之類的昏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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