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24日胡適逝世。余英時認為，他是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也最長久的學者和思想家。
胡適
本文作者：田波瀾 原題為：“胡適是20世紀影響力最大也最長久的思想家”
2011年12月17日是胡適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海內外的學術界、傳媒界都有一些紀念性活動。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中國思想史研究權威余英時先生，在胡適誕辰100周年(1991年)時，曾撰文《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紀念這位五四先賢和20世紀中國杰出的知識領袖。
在胡適誕辰120周年來臨之際，余英時先生以八十高齡，欣然接受本報越洋書面訪談，暢論胡適的生平、思想、學術與人格，以及對胡適的研究進展，特全文刊發以饗讀者。
胡適研究進展
東方早報：非常感謝余先生在胡適誕辰120周年之際，接受本報專訪。你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權威，同時也對近代的歷史人物頗有獨到之研究，比如對胡適和顧頡剛等學人的研究，曾經出版過《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等著
作，1991年胡適誕辰100周年的時候，你曾特別撰文《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來紀念這位歷史人物，并在該文中預言胡適將在海內外的華人知識界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據你的了解，在這剛剛過去的20年，胡適研究的比較重要的成果有哪些?是否
可以說取得了一些突破性進展?
余英時：我常常閱覽耿云志先生主編的《胡適研究通訊》，知道有關胡適的研究，每年都有不少專書和論文，數量遠超我的想象。我感覺，以二十世紀早年中國知識界領袖而言，胡適在今天大陸所受到的注意，也許當在前兩三名之內。但說到
“突破性進展”，則不好答復。我并不以研究近、現代史為專業，更不是“胡學專家”，所以并未能對上述大量的專書和論文，一一閱讀。以海外來說，你們提到的周質平、江勇振兩先生仍然是胡適研究的領航人。周先生和陳毓賢女士用英文合著
的《一個實驗主義者的自由精神》(“APragmatistandHisFreeSpirit”，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刊印，二○○九年)是一部側重寫胡適情感生活的新著，國內讀者也許很少有機會讀到。今年一月臺北聯經出版了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
一八九一-一九一七》。這部書共分三部，第二、第三部尚在撰寫中，規模很大，研究也極盡精詳之能事。第一部便長至七百頁，大概在六十萬字以上。所以全書三冊恐將不下兩百萬言。這可以說是胡適研究中學術性極高的一部大著作。像江先生這
樣一位嚴肅的專業史學家竟肯花上八年、十年的工夫，全力為胡適寫詳細傳記，可見胡適在一般史學家的眼中仍不失為最重要的專題研究對象之一。由此再進一步推斷，則可知胡適在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的確遠在其他同輩學人之
上。
回到你們的問題，我要強調近三十年以來，胡適研究一直在進行中，從未停止過。不過我們不能期待所謂“突破性進展”，因為你們所謂“突破性”相當于“科學革命”式的大變化，這是不現實的。今天胡適研究已進入庫恩(ThomasKuhn)所謂
“常態的”科學研究的狀態，在具體的、局部的問題上隨時都有新的“突破”，但“胡適研究”作為一個整體領域而言，由于沒有大批新材料、新事實的出現，新“典范”(“Paradigm”)不可能出現。
“回向胡適”
東方早報：今年既是魯迅誕辰130周年，也是胡適誕辰120周年，國內外的知識界和傳媒都有一些紀念性的活動和報道，對于80后、90后的年輕一代，魯迅和胡適在他們的心智生命成長中似乎都不像對他們的上幾代人那么重要了，相當多的青年
人根本就沒聽說過胡適，而對于魯迅，因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學教科書大量選取魯迅作品)也持一種反感的態度，有人認為這是很自然的歷史現象，余先生怎么看待這種代際之間的“失憶與遺忘”現象?
余英時：你們說，對于八○后、九○后年輕一代，魯迅和胡適都已在若存若亡之間，有些青年甚至沒有聽見過胡適其人。你們又說，關于這一現象，有人以為是自然的，但你們最后又提出了代際之間“失憶與遺忘”的問題。
我的看法也認為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一件事了。讓我先引清代趙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一首詩作為答案，這首詩過去是人人都能背誦的，我希望今天在大陸仍是如此。詩云：“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
年。”試想李白、杜甫流傳幾百年后都會失去“新鮮感”，何況他人的作品?但趙翼所謂“各領風騷數百年”是指變動緩慢的傳統文化環境而言，在三日一小變、五日一大變的現代社會中，一個學人的吸引力若能在身后維持“數十年”，便已難得之
至了。
胡適死在一九六二，到今年恰是五十年，他的思想依然在大陸受到如此高度的注意，以致《東方早報》還感到在他一百二十歲生日這一天，應該為他出紀念�？@就充分說明他的思想還有旺盛的生命力。若和同時代的知識領袖相比，包括影
響巨大的梁啟超在內，胡適絕不能算是被“遺忘”之人。至于欣賞他還是批評他，卻全不相干。批評或指斥也是記憶的表現。一九五○年代初大陸對胡適展開全國性的全面“批判”，今天從思想史角度看，正是對他最高的禮敬。我在這里并不是要
捧胡適，只是講客觀的歷史。我的結論是：他是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也最長久的學者和思想家。如果有人說他的“學問簡陋”、“思想淺薄”，我也不想為他辯護。但是有一個客觀事實是否認不了的：正是這種“簡陋的學問”、“淺薄的思想”，
才使他成為至今仍受注視的人物。
我相信你們說的，今天大陸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學生大概很少直接讀胡適的作品了。不僅胡適，“五四”時代其他聲名顯赫的作家也逃不了同一命運，甚至魯迅也不例外。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書和文中所涉及的具體對象——人、事或問題——早
已過去了，今天的年輕讀者讀起來自然會感到相當隔膜。不過胡適所提出的基本原則和中心觀念則仍然是今天青年人所能理解的(這種情形當然也適用于其他學人或作家)。所以胡適在今天的影響是間接的，即通過后人關于胡適思想的研究和闡發。
胡適研究之所以重要便在這里。
通觀胡適一生而論，他發揮最大的影響是從提倡白話文開始，一般稱之為文學革命。他到北大以后通過講堂和報刊(如《新青年》、《努力周報》、《晨報副刊》等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這是他光芒萬丈的時期。一直到一九
三七年抗日戰爭，以個人影響而論，胡適都可以算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左”傾思潮在一九二○年代以后急起直追，一時之間確有逐漸壓倒胡適的趨向。但胡適的思想還是在當時不少“左”傾青年的心中留下了種子，幾十年后竟有“春風吹又生”
的奇跡出現。我先后所讀到的王元化、李慎之、舒蕪幾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顯透出“回向胡適”的消息。
為普世價值護航
東方早報：1958年，年近古稀的胡適從美國紐約回到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作為提倡自由、民主、容忍等基本價值的五四知識人，他似乎遭受來自當局、新儒家和自由主義陣營內部的三重壓力。比如晚年胡適的助手胡頌平整理出版的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披露的胡適對徐復觀等人的坦率批評，就讓習慣了“溫文爾雅”的胡適形象的大陸讀者感到“吃驚”，他晚年在臺灣的真實處境怎樣?對臺灣的自由民主運動有著怎樣的影響?
余英時：至于胡適晚年在臺灣的影響，就我所知，則只能說是間接性的。他以《自由中國》發行人的身份，終成為臺灣自由主義者的護法�！蹲杂芍袊肥菄顸h教育部出錢支持的，時在一九四九年初，胡適還在上海。當時國民黨危機感極
大，非常需要自由主義者的支持，因此決定辦這樣一個刊物�！蹲杂芍袊返�“宗旨”便是胡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赴美船上寫成的。初到臺灣的時候，國民黨為了爭取美國的援助，繼續需要與自由主義者合作，也更不能失去胡適的精神支持。因此
余英時：只能說一兩句話結束。我覺得胡對今天年輕一代的中國知識人最能發生積極影響的地方，便在他能不向政治權威低頭。我要引胡適下面一段話贈與年輕一代的知識人：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注：余英時，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生于天津。1956至1961年就讀于美國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密歇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系臺灣
“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士與中國文化》、《歷史與思想》、《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等著作數十種。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543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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