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北大才子邱小剛的歷史隨筆集。全書共分三輯:“中國好人·中國壞人”以論人為主,講的是歷史上被臉譜化的一些人;“世事·人情”一輯以論事為主,落后就要挨打、先進就要挨罵,一語道出中國式道德天平上人們的生存境況;“以天下為狗任”是全書最激烈的一輯,作者痛批法家式的出人頭地狂,儒家式的道德混亂癥,而這些病癥,至今還深深纏繞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
夏姬 放縱的權利
女性最愿意生活在哪個時代?
也許春秋時代是個選擇。我喜歡春秋,那時天下未定,不僅是在政治上,是在一切方面,包括種種觀念和風俗,所以機會顯得很多。春秋的另一個好處,是那時的人講究體面。哪怕是在最殘酷的事務——戰爭中,都客客氣氣的。很少有偷襲的事,宣戰一方總會辭令優美地說,對不起,我要打您了;另一方也同樣優美地說,我不得不還手,實在是沒辦法,抱歉得很。
對一些出格的事情,也不如后來那樣暴跳如雷般地過敏。
夏姬的事是很好的例子。這位中國的海倫出身鄭國的王室,她的第一個丈夫,年輕時就死了,第二任丈夫,陳國的御叔,在生下一個兒子后也去世了。若干年后,放肆的夏姬和陳靈公私通,大臣孔寧和儀行父也是她公開的情夫。這三個人四處宣揚,欣欣得意。有一次在夏家飲酒,陳靈公對儀行父說,你看徵舒,長得多么像你呀。儀行父說,也像您呀。這個下流的玩笑使夏姬的兒子徵舒再也不堪其辱。徵舒埋伏下箭士,在陳靈公離開時把他射死了。
這只是故事的開頭。徵舒自立為陳侯。一直想擴張的楚國借機主持正義,攻破陳國,殺死徵舒,順便把夏姬擄到楚國。楚莊王想自己娶夏姬為妻,屈巫進諫說:您不能這么做。您召集諸侯伐陳,名義是聲討罪惡。如果娶了夏姬,人們就會以為您發動戰爭的真實目的是想得到夏姬……
后面還有一篇大道理。楚莊王只好做罷。楚國的上卿子反也想娶夏姬,屈巫又勸阻說:“這是個不祥的女人。她先克死了兩任丈夫,后又害死了陳靈公和她自己的兒子。人活一輩子不容易,何苦要自陷于那樣的危險?天下美婦人多得多,為什么非得娶她呢?”
子反也被嚇退了。最后,不怕死的襄老娶到了夏姬。第二年,晉楚間發生了著名的?之戰,襄老戰死。
襄老死后,襄老的兒子居然還想把夏姬娶過來,屈巫坐不住了,把自己那一番大道理拋諸腦后,派人給夏姬送信說:你先返回鄭國,我一定會娶你為妻。屈巫使了種種巧妙手段,哄過了楚王,終于娶到了夏姬。
這位從前的“禍水論”者,從前的直臣拂士,便這樣向愛情投降。屈巫在楚國心不自安,索性攜夏姬逃到晉國,在那里給楚國搗了許多亂。夏姬的故事到此總算結束,她和屈巫留下一個女兒,后來嫁給了晉國的名臣叔向。
劉向《列女傳》說她“殆誤楚莊,敗亂巫臣”,不過是禍水論的老調。而在春秋時期,夏姬的名聲雖然不好,也絕不曾壞到人人攻之,要她替世道人心負責的地步。在春秋人眼里,她是一個多情而放縱的美麗女人,如此而已。
《詩經》中的下層婦女可以自由戀愛,《左傳》中公卿大夫相當多地私通,說明那時的女性,尚有社交的機會。到了后世,私通幾乎只發生于社會的兩端,平民與皇族,前者迫于生計,沒辦法把女人關在屋子里,后者擁有特別的權勢,可越軌而不受追究。在地主和士大夫階層,私通的事情極為罕見,因為這些家庭的女性,與外界隔離。女性的放縱終于被鎮壓下去了,男性的放縱則越發地沒有檢束,當然,他們的放縱,不外乎通過買賣與搶奪這兩種形式來實現。
李斯 自斷后路的尷尬
李斯臨刑前,對兒子發出著名的感嘆:“現在,就是想再與你牽大黃狗,出上蔡東門捉兔子,又哪里還能做得到呢?”李斯本是上蔡小吏,某日見到溷廁和米倉中的老鼠生活不大相同,便有所觸,發愿不為廁鼠,力爭上游,前往荀子那里學“帝王術”。
后人討論李斯相秦,一方(如李白)說他得到如此功名,遠勝于糟糠不飽的拘儒,另一方(如柳宗元)說他貪利殺身,還不如曳尾于泥中!鋈肴ゾ,在今天早已不是問題了,至少不該是問題,但在過去,可是件大事,如何能夠出而不至于背義害身,入而不至于輾轉溝壑,一直令古人頭疼。
且說李斯跟著荀子和春申君,在楚國不得為用,掉頭向西,投向六國的對頭,新起的強秦。秦國雖強大,尚無文化的自信,也不知如何運用自己的武力。李斯的第一課輔導,便是為秦王立下平諸侯、成帝業的大志。當時關東之士,往投秦國的本來就少,李斯所言又恰中秦王的心事,所以一拍即合,秦王便讓李斯主持大計,派辯士與劍客來招募六國名士,能利誘的利誘之,不能的則殺之。
二十年后秦一統天下,李斯又做了兩件大事,第一是力主郡縣制,第二是禁止學術,行焚書坑儒之政。——李斯本是中原儒士,荀子的門生,乃禁百家,焚圖書,視師道如寇仇,豈不自斷后路?說起這一點,宋人通常歸罪于荀子主張人性惡。
其實,荀子的事業本在于將儒學改造為治術,其學說本身便包含權變的后門。且他及春申君的門下來路很雜,李斯所學,未必盡出于荀子,如他的中央集權思想,可能就有一大部分是來自同學韓非。韓非被李斯設法害死,可惜后來焚書不徹底,使我們尚能知道先秦思想的脈絡。
李斯是個杰出的人。有點讓后人難辦的,是如何處理他的雙重身份。一面是政治家,一面是士人。他的文才的確非常好,足以配得上他的頭腦。魯迅說“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不過魯迅又加上一句“由現存者而言”,——是啊,別的士人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他自己了。李斯對同儕的態度,既與他的治國主張相符,又未嘗沒有固寵之意。在權力盛時,他已生懼意。那時他兒子娶的是公主,女兒嫁的是王子,整日拜謁填室,車騎塞門,李斯嘆道:荀老師曾說事不可太盛,物極則衰,不知以后我會怎么收場。
當年李斯西投,除干求功名外,還有一番意思便是實踐自己的政治理論。如今志得意滿,又不免難繼之憂。秦二世時,李斯為了保命,甚至對皇帝說:明主就是要滅仁義,絕辯爭,大大方方,想怎么來就怎么來。這種議論空前絕后,便是黃皓、魏忠賢輩,也從沒敢公開這么說。他還運用自己的學識,給這種奇特的主張以詳細的論證。但也不能取容于趙高,后來李斯自知難保,索性與趙高反目,硬著頭皮說些忠言,自然是想成則全身,不成也博得個身后之名。
后人感嘆李斯之死,或說他不懂得功成身退。其實這個道理,李斯何嘗不知,只是他一手奠定的格局,已沒有退路了。當年商鞅出亡,想找個旅店,店主說:“商君的法令,如果收容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坐以同罪。”商鞅只好長嘆自己的“為法之弊”。在這一點上,兩人的境況真是相似。
司馬相如 可原諒的諂諛
漢代“純文人”中,我最喜歡與最不喜歡的,都是司馬相如。他的文才,自不用說;他的性格,大有可愛之處。最有意思的是“當壚賣酒”這一出,跡近無賴,然而無賴得有風度。順便說一句,當初他勾引卓文君,是看上了卓老太爺的家產,不過結尾圓滿,歷代不以為亂。
司馬相如是成都人,卓家在臨邛。他把卓文君拐到成都,等了些日子,不見被迫做了老丈人的卓王孫送來一個大子兒。他們回到臨邛,在卓王孫鼻子前面開了家小酒館,兩人自操賤役,一個賣酒,一個跑堂。卓王孫斗不過他們,只好送上錢財,于是,像童話里說的,王子與公主從此快樂地生活在一起。
司馬相如本來也出身富家,花錢謀為郎官,家產蕩盡,才出此下策。他是喜好事功的人,看名字便可知道。此番有了經費,不數年,又去做官,因為《子虛》、《游獵》二賦,得到武帝歡心。以后的年頭,或宦或否,逍遙自在。若到此也就好了,但他終于腸熱難耐,做了那篇《封禪文》。
此前,封禪的事也有儒生提過,但沒人能夠像司馬相如這樣,詳細而雄辯,力證漢武帝是如此偉大的君主,可以封禪,應該封禪,必須封禪,如不封禪,老天爺一千個不答應,老百姓一萬個不答應。有意思的是,司馬相如殫思極慮寫了這篇雄文,一直藏在家里,待機而售;然而很快生了重病,便在臨終前囑托卓文君,皇帝若派使者來求書,把這一篇送上去吧。
我不喜歡的不是《封禪文》的諂諛,而是諂的方式——先意承志。帝制下討生活,不說些奉承話,是不可能的。但把事情想到前面,先主上之憂而憂,后主上之樂而樂,如非心性熟透,何能及此?
當年梁啟超罵奴性,云“依賴之外無思想,諂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實還有更高一層的,為言主人之所難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這個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隸不同,奴隸是不得已而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則其樂陶陶,一日無主,反倒渾身不舒服!斎,他們并不是沒腦子,自甘下賤,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約說的“鼠憑社貴,狐借虎威”。所以古人早有預報,不可以因其柔媚而輕侮之,因為他們一旦遇到批評,立刻就會招來主子,指示對手所在,以及種種可惡當誅之處。
話說回來,司馬相如并不是這種人。他是豪邁的人,雖然有些不謹慎,而他的才學,足以掩羞。漢朝人就是不好,也壞不到哪兒去。
海瑞 有女千萬莫嫁他
古代名氣最大的三個直臣中,漢代的汲黯可愛,宋代的包拯可畏,明代的海瑞可嘆。
包公廉隅,令人凜凜,尚在人情之常;海瑞的性格,每有常情不能度者。當初海主事罵皇帝獲罪,逮下錦衣衛獄,第一個上疏論救的,是戶部司務何以尚。為這件事,何以尚挨了一百廷杖,也入詔獄,日夜拷問。若干年后,海瑞出任南京吏部右侍郎,何以尚是郎中,正是屬下。二人相會,海瑞待以長官接見下屬之禮。何以尚說,若論官位,是該如此,但你我當年一場交情,就不能以客禮相待嗎?海瑞堅持不肯。何以尚大怒,拂袖而去,說:“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薄@輩子是不要見你了。
克制自己心中任何妥協的想法,對人對己不留情面,我們不知道海瑞是怎么做到的,但他確實做到了。
他曾有個五歲的女兒。有一天,海瑞見她拿塊餅子在吃,問起來,是家中的仆人給她的。海瑞十分憤怒,說,你是女子,怎么可以從男仆手中拿東西吃?簡直不像我的女兒。你要是能知恥而餓死,才是我的女兒。這個五歲的小女孩,哭啼起來,再不肯吃飯,七天后真的餓死了。
與海瑞同時的文人王世貞曾詩論海瑞“胸中無黑白,止有徑寸丹”。他是在批評海瑞執法,不論事之是非曲直,只憑胸中一團正氣。原來正氣不能取代一切,若不格以事理,便成蹈空。海瑞巡撫應天時的事跡流傳最廣,不多述,只說他事事偏袒弱小,不但未奏顛覆之功,反倒弄出些奇奇怪怪的效果。在海瑞這邊,只要緊握高尚的動機,便問心無愧,在受治者那里,又難免有別的感受。
海瑞在任上沒做過什么殘酷的事,雖衙門前總有枷號的人,但并不算出格,雖建議恢復朱元璋的嚴刑酷法,也只是說說,未得施行。他的意志可盡行的地方,是他的家庭,如果不算他母親對他的控制。這位母親也是非常之人,青年守寡,便把“全部心血傾注在兒子身上”,同處一室,日夜督問。
海瑞是孝子。頭兩位妻子,與婆婆不和,都被休掉,其中的潘氏,過門不到一個月,便被逐出。第三位夫人在家最久,最后與一妾先后自殺。時人非議海瑞的,一是矯激,二是迂闊,第三便是“薄于閨閣”。家事不好妄說,但無論如何,這不像一個幸福家庭。
海瑞胸中的徑寸丹心是什么?對弱者的同情心?從他的政令來看,似乎是的,因為他斷起案來,總是站在弱者的立場上,但聯系到其他方面,又未必然,因為很難想像一種廣泛的感情會豐于彼而吝于此?磥砟鞘且环N抽象的正義,圣化的政治理想,強烈到可以克制正常的情感,而不是養成與豐富之。其實圣人哪里又是這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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