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國藝術史家丹納在名著《藝術哲學》中寫道：“有一種‘精神的’氣候，就是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氣候起著同樣的作用�！睆牧硪粋�角度看，歷史上任何一個作出過重要建樹或留下濃重印跡的時代，都擁有屬于自己時代的精神風貌。漢代就是這樣一個在精神風貌上留給我們許多深刻印象的時代。

　　漢代 社會在性以及某些男女關系方面是一個比較通達的社會。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飲，結伴同路甚至同車而行，女子也能單獨會見男賓�！讹L俗通義·怪神》說青州等地祭祀城陽景王（朱虛侯劉章）祠時，常有“倡優男女雜坐”宴飲的場面�！半s坐”表明男女不僅同場而且還相鄰而坐，并不隔開。密縣打虎亭漢墓畫像石繪有梳髻插笄女子與著帽男子并列坐于賓客位置上宴飲，其旁又有兩個女子對坐宴飲，這可視為“雜坐”情境的形象展現。他如英布愛姬單獨去為其療疾的醫家赴宴，以及漢代墓葬中屢見不鮮的男女裸體恩愛圖像，也都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才能出現的事情。當時雖已存在“貞”的觀念，但人們更為強調的是“孝”。秦漢婦女不改嫁的最早例子是《列女傳》卷四《貞順傳》“陳寡孝婦”條所載陳地寡婦事，時當漢高祖至文帝時。但陳氏守寡并非出于貞節而是為盡孝于婆婆，故文帝賜號“孝婦”。到了東漢時期，雖然情況有了變化，但在社會輿論對女性“貞”與“孝”的要求上，“孝”依然占據上風。婦女改嫁蔚然成風，且不受道德譴責。如張負孫女六嫁，漢景帝以離異并與前夫生有一女的王氏為皇后，以及曹操著文令其妻妾“顧我萬年之后，汝曹皆當出嫁”（《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等，不過是漢代社會眾多類似事情中的典型例子。與此相關的社會現象是婚姻關系中的自主選擇。漢代社會一個核心家庭的婚姻決定權有四個依次遞減的層次，即父親、母親、兄姊和本人。一般來說，當父母都不在世時，本人對其婚姻有很大的決定權。平陽公主離異后選擇大將軍衛青為夫，孟光向父母提出欲嫁梁鴻，表明即使父母諸親在世，子女對自己的婚姻也有建議權。

　　對人體美的欣賞可以體現一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在漢代人眼中，男性美中最為突出的是體現男性第二性征和富有力量感的方面，如胡須濃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西漢人王商高八尺余，“身體鴻大”；東漢人虞延“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他們的身體形態都得到了正面評價。胡須的意義也非同尋常，是男子尊嚴的象征。東漢初人溫序被隗囂部下逼迫自殺，死前“銜須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須污土�！�”（《后漢書·獨行列傳》）女性美則突出其面容的俏麗姣好，頭發的修長烏黑等。清代學者俞正燮注意到古人有“女貴大”的觀念。顧頡剛、童書業先生根據《詩經·碩人》、《澤坡》等篇，指出春秋時代美女的標準是身材高大。這種觀念在漢代也得到延伸。漢代人較為欣賞身材高挑豐滿的女性，出土的漢代畫像資料上貴族婦女大都身形高大豐腴，與身邊的侍女形成鮮明對照。

　　載歌載舞是漢代重要社會風俗，人們對歌舞格外喜好，歌和舞大都緣情而發，隨意而起。酒酣耳熱后起舞高歌不但是家庭宴飲的內容，也是社交場合中的節目。漢代文獻記載，當時在各種宴會上都有參加者的歌舞表演。景帝后二年諸王來朝，景帝令稱壽歌舞。長沙定王劉發“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本暗鬯鞛殚L沙國益土（《史記·五宗世家》“集解”引應劭曰）。由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在那個時代，若不能舞或舞技不高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在漢代人的歌舞形式中值得專門提到是“以舞相屬”�！皩佟蓖ā皣凇�。這是正式宴飲場合中的固定程式，一般在宴會高潮時進行。其程序是：主人先行起舞，舞罷，再“屬”（囑）一位來賓起舞，客人舞畢，再以舞“屬”另一來賓，如此循行。所有的來賓都要參與舞蹈。在宴會上不舞或舞而不旋都是對他人的失禮行為，不僅破壞宴會的氣氛，而且會導致或激化雙方矛盾。如蔡邕遇赦還鄉，五原太守王智為其餞行，“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王智感到大失顏面，當眾辱罵蔡邕，并誣告他“怨于囚放，謗訕朝廷”，蔡邕被迫亡命吳地（《后漢書·蔡邕傳》）。

　　“面子”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標志性的內容之一。漢代人也十分看重“面子”，且維護“面子”的方式似乎更為激烈。漢代官員自殺者數目眾多，其原因大都緣于不愿下獄，“義不受刑”。其中有拔刀在北闕下自剄的蓋寬饒，也有年逾六十的經學名家蕭望之。司馬遷深愧遭受宮刑而茍活，他在《報任安書》中用“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描述自己的悲郁。周黨為鄉佐所辱，與鄉佐約定時間決斗，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決斗事例。在忠孝節義觀念支配下，漢代社會對“面子”的維護，由自身擴展到對家庭和親族尊嚴、再擴展到對主人和師友尊嚴的維護。彌漫漢代社會的復仇行為有宗親、主臣和師友三種類型，可以說這三種類型正是這種社會觀念的實踐。與以后的一些朝代不同，漢代主流文化對復仇行為持同情和肯定態度。清代學者趙翼曾被漢代人“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難之間”的行為所打動，在《廿二史?記》中用頗長篇幅記下了這些感受，這些感慨也反映了時代精神的變遷。

　　崇武尚武是漢代世風中頗有特色的內容。在出土的漢代畫像磚石上，較力、徒手和使用刀劍戟等器械比武是常見的內容。徐州漢畫像石上有表現力士拔樹的場面。漢代可能已經有類似《水滸》中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的民間傳說。當時較為正式的舉重活動是扛鼎。除人們熟知的項羽“力能扛鼎”，一些貴族如劉邦少子淮南厲王劉長、武帝子廣陵厲王劉胥也以能扛鼎留載史冊。武帝在宮中設鼎官，判定殿前舉鼎的成績。值得提到的是在漢代畫像文物上描繪了人與虎、野豬等猛獸的搏斗，其中最為驚心動魄的是徒手制服野豬和一人同時與猛虎和悍牛性命相搏。許多比武和斗獸者都是社會上層，文人們也參與其間。司馬相如、田疇、崔琰善擊劍，王充朝夕習騎馬射箭，經學名家轅固在獸圈中刃斃野豬……錢穆先生說漢代文人性格質樸，拿起筆可撰文，放下筆可耕田。其實漢代文人也不是后代那種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這既是尚武精神的結果，也是時代的重要標志。

　　生活在漢代的人們，率直而較少含蓄，開通而較少壓抑，粗樸而欠圓通，勇敢而鄙視怯懦。漢帝國拓疆開土，鑿空異域，以及社會秩序的形成，都與這些精神風貌息息相關。星移斗轉，漢代精神風貌中有些內容雖已褪色消失，但它在中國古代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濺起的浪花至今仍能攖動人心。（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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