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北京干部子弟的成長環境和精神文化，即在建國后出現的大院文化，就不可能理清初期紅衛兵的思想脈絡，這應當是研究紅衛兵運動的一個關鍵點。
紅衛兵運動 資料圖
本文摘自：鳳凰歷史，作者：米鶴都，原題：紅衛兵運動起源剖析之一：大院的精神文化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中，其發起者和初期紅衛兵的主要組織者、領軍人物大都是干部子弟。聲勢浩大的紅衛兵運動之所以首先發軔于北京，而且是在中學，與當時北京的政治氣氛格外濃烈直接相關，更由于北京的干部子弟比較集中、中學生中干部子弟的比例大大超過大學生有著重要關系。因此，不了解北京干部子弟的成長環境和精神文化，即在建國后出現的大院文化，就不可能理清初期紅衛兵的思想脈絡，這應當是研究紅衛兵運動的一個關鍵點。
舊日的北京，是一個由四合院組成的文化古都。這種狀態自北京建城后大約保持了幾百年。在1949年以后，這種形態被改變了。各政府機關、軍事機關形成了自己的群落，而這種群落不再是前朝的衙門歸衙門、眷宅歸眷宅，而是混成一體，辦公區的周邊新建了宿舍區，而這種宿舍區在外在形態上不再是四合院而是樓房，在內在形態上往往形成一個小社會。有圍墻的也好，沒有圍墻的也好，總之在大院內，往往吃喝拉撒睡以致看病上學都可以一并得到解決。除少數機構留在北京的四九城的墻內，大多數的政府機構和軍事機關，出復興門，從舊城墻外原來的亂墳崗子向西拓展新區。這是北京最早的樓群，以不同單位或住宅區為中心，一個個的新型大院出現了。“大院”是很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社會形態，它必然衍生出新的文化。盡管身處大院的成年人以言傳身教奠定了這一文化的基調，但它真正開始形成所謂的文化，是在這個環境中的孩子們長大成人之時。
根據戰爭時期的有關規定，中共干部結婚需要符合三個條件：即“258團”。即：滿25歲，參加革命8年，團職以上。對此，各根據地有不同的說法，但大致有這么三條杠桿。由于戰爭時期的動蕩，結婚后的干部家屬大部分采取了隨軍的方式，因而建國后就馬上面臨一個安置問題。北京建都后，這樣一大批干部及家屬的安家落戶，是不可能從原有的市民住宅中得到解決的。再有，戰爭體制的后勤保障系統，在建國初期依然發揮著作用，供給制是主要形態。統一解決住房，也是伴隨著供給制及其后的全民所有制產生的。
如前所述，北京干部子弟的嬰兒潮是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產生的。這和戰爭時期轉向和平建設相吻合。由于內戰的因素，中國的這次嬰兒潮比美、蘇晚了幾年。但到了“文革”前夕，在這批嬰兒潮中成長起來的干部子弟，已經有一個相當大的數量，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具有產生巨大動能的基礎。而且，他們相對集中，一是集中于初高中這個年齡段，二是集中于大部分重點中學。這使得這批中學生和他們的兄長間有了一個重大區別，即在一些局部，他們的相對優勢出現了。
相對批量、相對集中的大院子弟在文革前出現了，這是和北京特殊的地域特點分不開的。全國沒有一個城市有這樣眾多的黨政機關和軍事機構大院，沒有一個城市有如此眾多的干部，也就沒有一個城市能夠形成干部子弟階層這樣一種社會力量。當然，在中央的示范效應下，各地也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大院，也都形成了幾乎獨立于整個社會的小社會。但是它們遠不具備北京大院的那種政治內涵和文化，更不具備北京大院的那種潛在動能。
大院這一社會形態的出現，勢必形成獨特的文化形態。而在百廢待興的中國，相對于傳統的市井文化，大院文化顯然具有時尚和領風氣之先的特點。這種文化形態，就是初期紅衛兵孕育的土壤。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其涉及的問題十分寬泛，這里僅就與紅衛兵這一主題相關的，大致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單純與輕信
大院是一種相對封閉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青少年，對外界社會真實的了解甚少，他們平時所接觸的大多是同一階層的孩子，他們聽到的基本都是來自學校和父母的正面教育，因此思想相對簡單或單純。他們真誠地相信，外面的社會很美好，全中國兒童的生活是和他們的金色童年一樣的。從小在農村長大的李冬民回憶：三年困難的時候，農村里沒糧食吃，城里出現了農村里來的大批饑民，要飯的。我那時候已不住校了，住在市委宿舍，挨著崇文門。崇文門南邊是護城河，護城河邊上搭著席棚，住著要飯的農民。我就跟他們聊起來，問他們是哪的？他們說從農村來的，如何如何……我們北京小學的同學好多都是從北海托兒所轉過來的，是從有蘇聯阿姨照管的那種干部子弟寄宿制的生活過來的。他們過著這種生活，實際生活在幻想的共產主義生活中。所以那些農民說在鄉下沒飯吃了，他們都不信，但我信。更有一些紅衛兵，直到在大串聯中見到了要飯的而震驚。不了解真實的社會是他們成長中的一大缺憾。單純的另一面就是輕信，他們的階級斗爭理論和觀念，完全來自與教科書和文藝作品。這是一代人的通病，只不過干部子弟來得更純正一些。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849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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