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張國剛

　
　


總結本世紀20世紀中國隋唐五代史，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既需要有高屋建瓴的宏觀把握，又需要能具體地點出各研究領域的代表性作品和前沿性的問題。我主編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曾經以近百萬字的篇幅對本世紀以來隋唐五代史研究史做了一個基本的描述。而目前唐史學界更組織了一大批力量進行世紀性的全面總結。限于學歷與篇幅本文只是就近百年來中國學術界對這段歷史研究情況做一簡單的回顧。

一 概觀
盡管人類編年符號的更替并不一定與學術發展的規律同步，但是20世紀確實是近代意義上的中國學術知識體系建立與發展的時代。運用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方法和視野去整理國故，是五四以后學術發展的主流。其主要特征不外乎陳寅恪所概括的“二重證據法”：“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就隋唐五代史斷代研究而言，本世紀初葉仍然帶有比較明顯的舊的時代特征。據統計，1900-49年發表的隋唐五代史論文約1100篇，著作不下150種。前30年內發表的論文不多，主要是考證性文字。其中史籍考訂41篇，其他考證文章24篇，論述性文章僅8篇。人物研究的文章涉及近150人，絕大多數為文學人物，政治、學術人物僅10%。最能體現這個時期的時代特色的是西域考古學論文。黃文弼、向覺明（達）等介紹了西域考古的新收獲；羅振玉、蔣斧、王仁俊、劉復等刊行了敦煌殘卷；韓儒林翻譯介紹了西方學者對突厥三碑的研究成果。1937年以前，主要局限在考史、補史方面，包括運用新材料如西域出土文獻所做的考訂。30年代起，以陳寅恪為代表的一些唐史學者，運用西方新的理論學說，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使唐史研究出現了別開生面的格局。
無論從哪方面看，30-40年代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績，是20世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一個高峰。社會經濟史和財政史的研究出現了嶄新的局面，代表性的著作是鞠清遠《唐宋官私工業》（上海新生命書局，1934）以及他與陶希圣合著的《唐代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35）等。代表性的論文有葉芷蓀“隋唐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第2卷，1934）、呂振羽“隋唐五代經濟概論”（《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2卷第4期，1935）等�！短拼�經濟史》以其新的學術視野和問題意識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當時重要的報刊如《天津益世報讀書周刊》、《中國社會經濟集刊》等都發表了書評。《食貨》雙周刊在1933年創刊后發表了許多關于唐代經濟史和財政史方面的論文。該刊發起了唐代經濟史討論，將論文匯編成集出版；也翻譯和介紹了不少日本學者的經濟史著作。從此以后，租庸調、兩稅法、均田、莊園、漕運、邸店、鹽鐵、茶稅、錢荒等成為中國學者研究唐代經濟史、財政史經常涉及的課題。
在政治制度與法律制度史方面，陳寅恪“元白詩中俸錢問題”（《清華學報》10/4，1935）、劉樊《五代的幕府》（《食貨》5/1，1937）、桑伯華《漢唐間地方行政區分的演變》（《天津益世報·食貨》27，1937/6/8）是比較早的論文�？谷諔馉幰郧皩τ谒逄莆宕�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思想和重要軍政人物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少數評點式的論文仍然可以見到，如馬其昶“唐代藩鎮論”（《民彝》1/4，1927）。但是大多數成果都是考證性的文字或史料編纂性質的作品，如孫詒讓“唐靜海軍考”（《國粹學報》5/9，1909）、吳廷燮“唐方鎮年表”（連載于1930-1931年的《東北叢鐫》）等。這些都仍然反映了傳統的研究方式。這個時期比較引人注目的討論是劉盼遂、朱希祖、陳寅恪等人關于李唐先世氏族的研究。陳寅恪關于李唐氏族的意見，后來在40年代出版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有集中的體現。在社會史研究方面，30年代廣義的社會史內容很豐富，除了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外，還包括婦女、婚姻、家庭、宗族和社會制度等方面。董家遵“唐代婚姻制度”（《現代史學》1/1-2，1933）、黃現?“唐代之賤民階級”（《師大月刊》13，1934）等等是其時的代表作。
本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前期是中國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二個高潮，其主要標志是出版了多部斷代史作品，從1955-1965年10年間出版了楊志玖《隋唐五代史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吳楓《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7）、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中華書局，1959）、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三聯書店，1961）、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一、二兩冊（人民出版社，1965）。顯然，這對于隋唐五代史學科體系的建設，對于促進隋唐五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都亥生了積極的作用。這些斷代史著作的內容和體例各有特色。岑著《隋唐史》基本上是札記性質，呂著《隋唐五代史》則以史料豐富見長，這兩位史學家都屬于三十年代就發表作品的本世紀的第一代唐史學者，其著述體例或語言風格，都比較多地保留了傳統方式，因此迄今的重版和再版，是對其學術價值而不是對其斷代史編著體例的肯定。范著作為通史中的一個部分姑且不論，其他幾部斷代史基本屬于大學教材性質，它們開創的這種主要從經濟、政治、文化和農民戰爭幾大板塊來介紹一個斷代的歷史，比較容易吸收五十年代流行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當時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這樣寫出的斷代史成為模式之后，便很難容納社會史、歷史人物的活動和典章制度等內容，隨著研究的深入，其缺陷便日益暴露出來。從這個角度說，不久前完成的白壽彝《中國通史》就是試圖糾正這一偏向。
“文革”前隋唐五代史研究也受到“五朵金花”討論的影響，主要是關于土地所有制的討論和農民起義問題的討論。學者們認真地翻檢了馬克思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來探討均田制究竟是什么性質？如果是國有土地所有制，是否排除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如果不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它到底真正實行了沒有？隋末農民大起義和唐末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在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人們認為中國古代農民戰爭提出的口號具有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相信農民起義用暴力手段從肉體上消滅了一大批官僚地主以后，便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劈了道路。因此，人們開展了對隋唐五代時期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提出的口號或者稱號的研究。對于唐太宗李世民時代的“貞觀之治”，也有學者從隋末農民起義給統治者的教訓，統治者被迫采取“讓步政策”去進行說明。
70年代末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也是我國隋唐五代史研究飛速發展的第三個階段。
“文革”后的最初幾年，史學界撥亂反正，致力于清除極“左”路線思潮影響。隋唐五代史研究領域，也在反思“影射史學”中的武則天研究，清理批儒評法中對隋唐歷史人物的評價。許多學者出于補償心理，埋頭致力于具體歷史課題的研究，史學的反思停留在對“文革”史學的批判的表面層次。由于“文革”前唐史研究在浮泛的概念層次上的討論居多，沉潛的實證研究開展不足，也給歷史研究工作者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制度史的鉤沉索隱，政治史的探幽發覆，經濟史的推陳出新，社會史的異軍突起，文化史的別開生面，在在都顯示出80年代以來隋唐五代史學界的活躍局面。敦煌吐魯番研究吸引了相當一批優秀的唐史研究者。從個別文書的校錄、考釋，到文書涉及的歷史問題的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最需要實證、需要細密工夫，它與唐史研究互相借重，相得益彰。
比較重要的斷代史著作有章群的《唐史》（1958，1980）三卷，以敘事詳實受到稱道。王壽南《隋唐史》（1989）為臺灣地區的大專教材。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990）有110多萬字，非常詳盡地敘述了這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基本歷史事實，于文化部分著墨較多。最近完成的白壽彝主編的12卷本《中國通史》隋唐五代部分篇幅更大，而且采取了綜述、典制、傳記的新體例，但各部分水平參差不齊。武漢大學3-9世紀研究所主編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出版了18輯，始終保持著以考證資料、疏釋史實為主的辦刊風格。史念海主編的《唐史論叢》已經出版了七輯。新江主編《唐研究》已經出版六卷，并以其嚴整的學術規范受到學術界好評。大陸、臺灣、香港編輯的有關唐史的會議論文集有多種�！短蒲芯炕�金會叢書》截止2000年也已經出書15種。臺北文津出版社推出了數十種大陸學者唐史方面的博士論文和學術專著。
相對唐史而言，隋代史和五代史的研究成果要少多了。隋代斷代史目前還只有韓國磐《隋朝史略》（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和金寶詳等的《隋史新探》（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后者帶有專題研究的性質。五代史方面有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鄭學檬《五代十國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前者概述了這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歷史事實，后者則帶專題性質。國別史著作有楊偉立《前蜀后蜀史》（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任爽《南唐史》（東北師大出版社，1993）、諸葛計與銀玉珍合撰《吳越史事編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把握和認識它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處的地位和階段。
中外史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唐代或者說唐宋之際中國社會曾經發生了重要變革。大多數意見認為，唐代經濟、政治、軍事及文化方面發生的重大變化，是中國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后期轉變的標志。王仲犖《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均持此看法。也有人把這種變革放在唐宋之際。個別學者否認唐宋之際變革說，卻又肯定陳寅恪《論韓愈》中說的唐代前期結束了南北朝相承的舊局面，唐代后期開啟了趙宋的新局面的看法。前兩種觀點雖然有細微的差別，但如果把唐代后期的變化看成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則基本上是一致的。
問題是怎樣來看待唐代前后期或者說唐宋之際的變化，其主要表征是什么？金寶祥反對“把均田制的破壞作為劃分唐代歷史前后兩個不同階段的唯一標志”，認為決定這一變革的，“是世族所有制的瓦解，而不是均田制的破壞”，“唐初以至開天之際的主要歷史內容正是世族地主所有制向庶族地主所有制的轉化”。金先生的主要立論根據是世族地主的莊園制才是主要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不應該過多地重視均田制。前引胡如雷、侯外廬的論文則著重從農民起義口號上去分析“唐中葉以前和以后有著鮮明的不同點”，認為前一時期“主要表現在反徭役并爭取人身權方面”，后一時期則主要表現在“分產均產方面”。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則是由于“中唐以后，中國封建社會已進入后期”，生產力提高了，土地所有權形式和土地占有關系以及地租形態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并且因而引起封建制社會內部上層建筑的變化，如九等戶等級制代替了九品制等。唐長孺及其弟子牟發松教授突出地強調唐朝的南朝化傾向，認為：“唐代經濟、政治、軍事以及文化諸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它標志著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后期的轉變。但這些變化，或者說這些變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東晉南朝的繼承，我們姑且稱之為‘南朝化’”。具體說來，“是指十六國北朝以來逐步形成、后來為隋唐所繼承的一些有別于東晉南朝的制度因素隨著唐代社會的變化漸次消失”。這標志著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已越過北朝的迂回而重新回到魏晉南朝以來的正常發展軌道。對于中古歷史的這種理解，既表明了中唐前后歷史發展的銜接性和連接性，具有劃階段的重大意義，同時也說明了這種階段仍然是封建社會內部發展階段，是封建社會因素自然發展的結果。

二 經濟史
以下各節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分別介紹。
鞠清遠、陶希圣合作的《唐代經濟史》雖然篇幅不大，但是對于經濟史的許多細節問題也有精湛的論述，它提供了后來學者討論唐代經濟問題的基本范圍，包括莊田、草市、行會、色役、資課、漕運、客戶、邸店、柜坊、飛錢等等。李劍農《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9）是作者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該書論述了隋唐社會經濟承繼魏晉南北朝之后的發展與變化，但對鞠清遠《唐代經濟史》提出的許多具體課題，并沒有進一步的發展。
50、60年代的經濟史研究也受到學術界論戰風氣的影響。鄧廣銘《唐代租庸調法的研究》（《歷史研究》1954-4）提出了均田制未曾認真實行，在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鄧氏否定均田制實行的重要根據之一是敦煌戶籍中各戶已受田數遠低于應受田數，而且兩者的比例又各不相同。說明所謂均田令只是一紙空文。韓國磐、胡如雷、烏廷玉等則提出反對看法，其強有力的論據之一正是敦煌戶籍中既然寫明已受田、應受田和未受田，而且符合均田令的數額規定，就說明均田制曾被推行，只是受田不足而已。于是，圍繞著均田制是否實行和均田的土地所有制性質，從1955年開始在《歷史研究》等報刊上展開了熱烈討論。
80年代以來關于均田制的研究又有了新進展。宋家鈺的有關論文及專著《唐朝戶籍法與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通過對戶籍法的研究發現均田令實際上是國家關于土地占有最高限額的規定，戶籍上的已受田就是來自祖業的私田，它們被劃分為口分田與永業田，是為了按照田令審查民戶土地的繼承和轉讓的合法性，性質上都是私田。王永興《論唐代的均田制》（《北京大學學報》1987-2）及有關論文也認為均田制是國家對私田的管理制度。他的《關于唐代均田制中給田問題的探討》（《中國史研究》1986-1）提出了冬季授田主要給欠地丁的問題。從一個方面坐實了均田令的實施和土地授受問題。楊際平《均田制新探》（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肯定均田制的國有土地性質，但是他通過對四至和自田的考察，認為永業、口分田之外仍然存在私田。武建國《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提出均田制下的永業田和口分田具有國有和私有兩重性質的看法，認為封建國家對于民戶土地的登記即所謂簿籍授受也體現了國家對于土地的某種所有制關系。寧波天一閣藏宋《天圣令》發現后，戴建國就已佚唐《開元二十五年令》中的田令進行了專門研究（《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研究》，《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對傳世的唐令可以作多方面的補正。
鄧廣銘《唐宋莊園制度質疑》（《歷史研究》1963-6）反對把唐宋的莊園比附成比較獨立的經濟共同體的看法，這實際上是進一步發揮了陶希圣、鞠清遠《唐代經濟史》中關于唐代莊園只是一處地段的觀點。韓國磐等則持相反觀點。討論一直繼續到“文革”以后，1979年吳泰發表《論唐宋文獻中的“莊園”》（《歷史學》1979-4）基本上對這個問題做了總結，即唐代的莊園不同于歐洲中世紀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共同體。
在唐代土地制度的討論中，也涉及到一些十分具體的問題。如敦煌戶籍中的“四至”和自田的性質問題，韓國磐認為自田既然寫在戶籍的四至中，就不會是政府不知的私田；侯紹莊、胡如雷、楊際平都認為自田就是私田；張維訓則提出自田包括均田和私田，但是自田的增多反映了籍外私田的發展趨勢。又如吐魯番文書中的部田和常田問題，國內學者大體有三種看法，即認為部田是休耕之田，部田是瘠薄之田，部田是部內之田。有關論文在此不具引。
研究中還涉及到職田、屯田和營田問題。一般不認為它是均田制的組成部分，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把職田作為官府財政問題來處理。屯田和營田是唐代官府土地經營方式。黃正建《唐代前期的屯田》（《人文雜志》1985-3）、《唐代后期的屯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4）在六十年代鄭學檬、烏廷玉有關論文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論述。關于租佃制的問題，沙知《吐魯番佃人文書里的唐代租佃關系》（《歷史研究》1963-1）通過對佃人文書的統計分析，得出自耕小農私田出租多于官田出租的結論，不同意韓國磐官田出租較私田為多的看法。唐耕耦進一步探討了租佃關系的多樣性（《關于唐代租佃制的若干問題》，《歷史論叢》5，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凍國棟《唐代的小農經濟與經營方式管見》（《中國前近代史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認為唐代的小農經濟經歷了一個從自耕農經濟向佃農經濟變化的過程，中國封建社會也隨著而由前期向后期轉化。
農業的研究涉及到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工程、耕作技術和作物種植與栽培等問題。汪?估算出唐代實際耕地面積在800~850萬頃（《汪?隋唐史論稿》）。胡戟研究唐代糧食產量后認為平均畝產為一石。李伯重在《唐代江南的農業發展》（農業出版社，1990）及有關論文中認為江南水稻產量約每畝三石，稻麥復種則達四石。學者們還論及隋唐時代的水稻產地、茶葉產地、絲織品及紡織品的地理分布問題。個別論文還討論了唐代林業種植、漁業生產以及花卉業、蠶桑業、畜牧業和農民副業問題。利用敦煌文書和考古資料并結合文獻記載研究區域經濟特別是河西地區、敦煌地區、關中地區、江南地區和河北地區等經濟生產的論著也很多。
手工業領域的重要著作，早期的有鞠清遠《唐宋官私工業》（新生命書局，1934），近年有張澤咸《唐代工商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魏明孔《隋唐五代手工業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等。鞠著一般地討論“官工業的組織”、“私工業的組織”、“私工業成品銷售方式及流動資本之考察”、“工業種類與地域生產”、“工業的行會”等問題；張著論述采掘與冶煉（包括探礦、選礦、礦冶、石油與天然氣等）、鑄銅、鐵器制造、兵器制造、金銀制造、建筑、造船、紡織（包括絲織、麻織、毛織、棉織）與印染、陶瓷、制茶、制鹽、糧食加工（碾?、釀酒、制糖）、漆器、制紙與印刷等十四個行業門類的生產狀況，資料比較豐富。魏書的重點不在手工業的各個部門，而是著重研究了手工業的類型和管理體制和手工業者身份，手工業在南北經濟中比重的變化，手工業與市場關系的變化和，手工業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以及與其時科學技術發明的關系。
趙豐《唐代絲綢與絲綢之路》（三秦出版社，1992）廣泛搜集有關文獻和考古資料，研究唐代絲綢的生產與產量、在經濟中的地位，以及當時絲綢技術與品種工藝，建樹頗多。盧華語《唐代桑蠶絲綢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側重于討論唐代蠶桑絲綢業的產地分布、絲綢的圖案特色以及絲綢的用途等。楊遠（臺）《唐代的礦產》（臺北，學生書局，1982）對于礦業生產與分布、陳衍德與楊權合著《唐代鹽政》（三秦出版社，1990）對于鹽業產地與制鹽技術、陳明偉《唐宋飲食文化史》（臺北，學生書局，1995）與黎虎《漢唐飲食文化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對于餐飲業及食品加工業都有詳實的論述。季羨林的《糖史》及有關論文是制糖業研究的重要成果。一些論文還涉及造船業、航海業、釀酒業等。
商業與貨幣。三十年代陶希圣等已經發表過《唐代管理市的法令》、《五代的都市與商業》、《唐朝的貨幣》、《五代的貨幣》（均見1935-36年（《食貨》）等論文。近年凍國棟的專著《唐代的商品經濟與經營管理》（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論述了商品與市場、流通與資本、管理與經營等商業問題。前舉張澤咸《唐代工商業》介紹了國內商業、邊境互市和對外貿易三種商業類別。貨幣金融的研究集中在錢貨兼行、估法（虛估與實估）、除陌錢、飛錢、公廨本錢等。重要論文有李埏《略論唐代的“錢幣兼行”》（《歷史研究》1961-1）分析了唐代絹帛與銅錢同時流通的原因；盧向前《唐前期估法研究》（《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指出時估的制定及其對民間交易的約束作用；李錦繡《唐代后期的虛錢實錢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9-2）認為唐代后期的虛估是企圖挽留實物貨幣的措施；陳明光《唐代“除陌”釋論》（《中國史研究》1984-4）指出“除陌”不僅是交易稅，還是一種貨幣支付方式，即中央政府財政支付中每貫扣除若干錢；除陌也是一種流通方式，即銅錢在流通過程中不足一貫準許按照一貫使用。全漢升《唐代物價的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3）至今仍不失為重要論文。王仲犖《唐西陲物價考》（《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5，1992）鳩集了敦煌文書中關于生活價格的資料。鞠清遠等30年代已經在《食貨》上發表了關于研究四川蠶市、嶺南墟市的論文。最近10年來論述農村集市的論文有牟發松《唐代草市略論》（《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4），他在《唐代長江中游的經濟與社會》（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第四章對于草市和城市都有專門討論。傅宗文的專著《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第一章介紹了宋以前草市的歷史梗概。龍登高《中國傳統市場發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對于中古時期的農村市場和城市市場也做了集中的敘述。
財政史研究。鞠清遠《唐代財政史》（商務印書館，1940）討論稅收與財務行政問題，奠定了后來學者研究唐代財政史的基礎。近些年出版的三部斷代財政史：蔡次卿《隋唐五代財政史》（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概述隋唐五代時期的財政制度；陳明光《唐代財政史新編》（中國財經出版社，1991，修訂本1999）試圖從財政預算的角度把握唐代財政制度及其變化；李錦繡《唐代財政史（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廣泛征引敦煌吐魯番文書和文獻資料，以百萬字的篇幅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唐代前期的財務行政機構、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等問題。屬于財政專題史方面的著作有張弓《唐代倉廩制度初探》（中華書局，1985）、葛承雍《唐代國庫制度》（三秦出版社，1991），探討的是財務工作中的倉廩與國庫的出納管理。王永興《唐代勾檢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探討了唐朝前期財務行政監督問題。吳麗娛《唐后期五代財務勾檢制探微》（《唐研究》第6卷，2000年）認為唐后期尚書比部的財務勾檢完全不存在，新的勾檢體制在三司內部形成，御史臺作為財務監察部門也實際參與了財務勾檢工作。
賦稅與徭役。張澤咸《唐五代賦役史草》（中華書局，1986）比較詳細地論述了賦稅和徭役問題，賦稅包括租庸調、地稅戶稅、資課勾剝、兩稅法、工商稅雜稅、土貢進奉、和糴和買常平倉義倉等；徭役包括力役、雜徭、色役、和雇、兵役。鄭學檬主編《中國賦役制度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修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由楊際平撰寫的第一編第五章、鄭學檬撰寫的第二編第一章論述隋唐五代賦役制度，簡明而精到，吸收了前人成果而間有新意。有關論文對于租庸調與戶等的關系、與均田制的關系展開了討論。但是意見最為分歧的是關于戶稅地稅與兩稅法的關系問題�；蛑^戶稅起源于唐初定戶等時，或謂起于隋朝，或謂戶稅分大小稅，其起源也不一致。關于建中元年施行的兩稅法的內容，大多數學者贊同鞠清遠《唐代經濟史》兩稅即戶稅與地稅的觀點。但是，是以戶稅為主，還是以地稅為主，抑或根本就不包括田租斛斗，學者的看法很不一致，主要原因是唐代后期關于兩稅法施行的實態的資料非常有限。
資課是唐代賦役制度中比較復雜的問題。陶希圣、鞠清遠《唐代經濟史》指出資課是官民皆納的代役錢。李春潤《唐開元以前的納資納課初探》（《中國史研究》1983-3）、《略論唐代的資課》（《中華文史論叢》1983-2）首次提出納資與納課的區別在于身份性，開元前納資是有官資的人納錢代替色役，納課是課口納錢代役。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上卷則認為區別在于納資與納課的用途不同。張鄰、鄭學檬曾分別考察了唐五代商業稅收。陳衍德對于鹽鐵茶酒專賣制度發表過系列論文，吳麗娛近年對鹽政也有精到的研究。
關于徭役制度。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注意運用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徭役問題。王永興《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釋》（《歷史研究》1957-12）和《唐天寶敦煌差科簿研究》（《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中華書局，1982）是關于唐代前期的色役制度的重要論文。唐長孺、張澤咸、楊際平、程喜霖、吳麗娛對雜徭、雜任、兵役與差科等也發表了很好的研究成果。楊際平《唐代前期的雜徭與色役》等論文也論及唐代兩稅法時期的徭役問題，但是討論得并不充分，專門論文有陳明光《試論唐后期的兩稅法改革與“隨戶雜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5-4）。李春潤《庸值的構成及其實質和特點》（《中國前近代史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試圖從理論上說明庸值是封建超經濟強制下戍力（征戍所付出的勞力）或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費用的社會平均值，因而也反映著農戶范圍內的中等人家的生活水準。

三政治史

政治史一般被理解為統治集團內部權力斗爭的歷史。就這一點而言。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無疑開創了政治史研究的一個新時代。他用關隴集團的形成和演變來說明北朝隋唐的政治紛爭，認為西魏北周迄于隋唐，統治集團的核心都是宇文泰入關后形成的關隴貴族。這種用地域分野解釋黨派斗爭的觀點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六十年代曾經在《歷史研究》等雜志上開展過關于唐初政權性質的爭論，其中有人用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矛盾來分析問題。文革后一般都用士庶之爭來解釋唐初至武則天時期的政治斗爭，但是黃永年認為，無論用地域差別，還是用士庶分野來解釋唐朝的黨派矛盾都是求之過深。黃永年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對陳寅恪建立的唐代政治斗爭系統幾乎逐一做了翻案文章。黃永年講得很直白，西魏北周時期，其統治區域的核心是關隴地區，統治集團的人當然只有關隴人，也只能執行所謂“關隴本位政策”，但是北周滅齊，隋朝滅陳后，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不會死守關隴人的舊框框。根據他對“太原元謀功臣”和“功臣實封”名單的分析，認為李淵、李建成和李世民等在用人上沒有關隴或山東的殄域之見。（《唐代史事考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
人物始終是政治史研究的熱門。目前、隋高祖、煬帝、唐高祖、太宗、武則天、玄宗都有傳記出版，而且大多數人的傳記還不只一種。韓?《隋文帝傳》（人民出版社，1998）對于楊堅的開皇政治和統一事業作了充分肯定。胡戟《隋煬帝新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認為楊廣是中國歷史上建樹最多的皇帝之一，試圖描述一個精力充沛、改革勤政的政治家形象。牛志功《唐高祖傳》（人民出版社，1998）充分肯定了李淵在建唐過程中的功績，糾正了史書中美化袒護李世民的偏頗。袁英光、王界云著《唐太宗傳》、《唐明皇傳》（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1987）；趙克堯、許道勛合著的《唐太宗傳》、《唐玄宗傳》（人民出版社，1984、1993）都以文筆流暢、取材精審、評論允當而受好評。胡如雷著《李世民傳》（中華書局，1984）及有關論文對唐太宗的局限性與貞觀之治的背景條件也注意加以分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唐帝列傳”（少數二帝合傳）。這些傳記試圖以帝王的一生來展示一個時代的重大歷史活動，雖各有所長，但是總體說來，學術含量欠足。
唐代歷史人物的評價以對武則天的評價最為復雜。陳寅恪《論唐代李武韋楊婚姻集團》（《歷史研究》1954-1）提出武則天代表山東集團的觀點，胡如雷《論武周的社會基礎》（《歷史研究》1955-1）不同意用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的矛盾解釋當時的政治斗爭，認為武則天實際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集團的利益。這個看法得到吳澤等的響應。六十年代初經過郭沫若用戲劇的形式為武則天翻案，武則天的正面形象終于占了主導地位。武則天研究甚至在“文革”中成為“影射史學”的一部分。因此七十年代末的撥亂反正，就有熊德基《武則天的真面目》（《社會科學戰線》1978創刊號）等全面否定武則天的文章出現。此后，關于武則天的論文、傳記和討論會都有很多，絕大部分論著都象胡戟的《武則天本傳》（三秦出版社，1986；陜西師大出版社，1998）一樣，肯定了武則天時期的成績，也指出了她的酷吏政治的殘酷性。胡如雷《關于武則天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93-1）糾正了他原來認為武則天代表中小地主或庶民地主的觀點，認為武則天并沒有自覺的階層意識，她對上層集團嚴刑重罰，對下層民眾基本實行“無為”政治，即所謂“上法下道”。
近年出版的《薛仁貴》（黃約瑟著，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李光弼》（馬馳著，陜西師大出版社，1996）是兩位杰出軍事家的傳記�！堆θ寿F》澄清了關于傳主的一些粉飾和迷霧，力圖通過薛仁貴的事跡展現唐代前期軍事外交的歷史�！独罟忮觥吠ㄟ^描述一個有契丹血統的蕃將的身世與戰功，再現了中唐平定內亂那場血雨腥風的斗爭，并且從“光弼現象”分析了唐代蕃人漢化的基本歷史特征。田居儉《李后主新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以優美而略帶傷感的筆調敘述了南唐李煜作為絕代才子和薄命君王的一生。
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唐王朝從盛世走向了衰弱。關于這次事變的原因，陳寅恪曾經從種族和文化方面進行分析，認為河朔地區大量的蕃胡內附，安祿山等人成為胡族的首領，種族和文化上的矛盾導致了戰亂的發生和割據局面的形成。五十年代以來，大多數著作都從民族壓迫、階級矛盾和中央與地方軍事力量對比的失衡以及邊疆節度使權力的過重來進行探討。西方漢學家蒲立本早就論述了安祿山的粟特人血統，最近榮新江《安祿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史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通過仔細分析各種記載，確認安祿山及其親密從屬有祆教的宗教信仰，安祿山以祆教的“光明之神”自居，對于參與叛亂的胡人具有很大的號召力。
唐代藩鎮曾經被看作是地方分裂割據勢力的代表。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系之研究》通過統計分析，認為大部分藩鎮在大部分時間對中央的態度是恭順的，跋扈割據只發生在特定時間（如德宗貞元間和僖宗以后）與特定區域（如河朔地區）。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進一步把藩鎮劃分為不同類型，這些類型根據其功能和地域特點分別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邊疆御邊型、東南財源型。王援朝提出藩鎮的類型應該劃分為長期割據型、一度割據型、京東防內型、西北防邊型、南方財源型。（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5輯，三秦出版社，1990）。也有一些文章對武寧鎮、忠武軍、宣武軍等個別藩鎮做了專題研究。何燦浩《唐末地方動亂的新特點》研究了唐朝末年地方動亂的新特征，即動亂的主體力量由以軍士變成了刺史和軍將，動亂的地區也以州為主。地方獨立化的趨勢在明顯增強（《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他的《唐末方鎮的類型》（《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2卷，2000）研究了黃巢起義后方鎮的四種形態。
牛李黨爭與宦官專權。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首先用黨派之分來解釋牛僧孺、李德裕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岑仲勉《隋唐史》等論著力主李德裕無黨，舊史“牛李”的李指李宗閔。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提出牛黨為進士科出身的庶族地主的代表，李黨（以李德裕為首）是門蔭出身的門閥士族地主的代表的看法，實際上是對陳寅恪觀點的進一步引申。胡如雷《唐代牛李黨爭研究》（《歷史研究》1979-6）以對藩鎮的態度來劃分牛李兩黨陣營，認為在公卿顯官集團、豪強大地主階級、中小地主階級中，李黨是公卿顯官集團的政治代表，他們與中小地主結盟，反對藩鎮割據，從而與代表豪強大地主政治利益的牛黨發生沖突。此文反映了當時的中國學者力圖用階級分析的觀點解釋黨爭的研究思路。王炎平《牛李黨爭》（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仔細考辨牛李黨爭中的人和事，認為李德裕父子并未結黨，并且把牛李之爭定性為“朋黨亂政和李德裕反朋黨的斗爭”，可以說是岑仲勉觀點的引申與完善。傅璇宗《李德裕年譜》（齊魯書社，1984）也是研究牛李之爭的重要著作。最近丁鼎發表《牛僧孺年譜》（遼海出版社，1997）及有關論文，主張為牛僧孺辯誤，認為李德裕也結黨。與周建國揚李抑牛的觀點不同。
關于宦官。王壽南（臺）《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1）概述了宦官內侍省的組織以及宦官權勢的演變，分析了宦官獲得和維持權勢的原因及其政治影響。張國剛《唐代監軍制度考論》（《中國史研究》1981-2）考察了唐代宦官監軍的組織與職能及其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微妙影響。唐長孺《唐代的內諸司使及其演變》（《山居叢稿》，中華書局，1989）勾勒了唐代中葉以后15個主要由宦官擔任的內廷使職的職掌。牛志平《唐代宦官年表》（《唐史論叢》2，1987）表列神策中尉和樞密使與地方監軍人選，資料尚可增補。葛承雍《重評高力士》（《人文雜志》1984-1）試圖客觀地評價高在玄宗朝政局中的積極作用。杜文玉《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研究》4，1998）以1983年出土碑文為線索，對高力士的家世作了考索。唐代中后期政治史研究中還有“永貞革新”問題，“甘露之變”問題，大多與宦官擅權問題有關。
農民戰爭。李斌城主編《中國農民戰爭史·隋唐五代十國》卷（人民出版社，1981）概述了這個時期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的情況。該書與王永興《隋末農民戰爭史料匯編》（中華書局，1980）、張澤咸《唐五代農民戰爭史料匯編》（中華書局，1979）都可以看做是50、60年代以來農民戰爭史研究的總結性成果。胡如雷《唐末農民戰爭》（中華書局，1979）注意分析戰爭前的階級狀況和戰爭后的社會變動，力求避免就事論事的描述。方積六《黃巢起義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則致力于考證起義過程的一些細節。諸葛計試圖從軍事學上探討唐末農民戰爭的戰略問題。
五代的政治史近年來也有不少論文發表。鄭學檬《關于石敬塘評價的幾個問題》（《廈門大學學報》1983-1）認為割讓燕云十六州是國內民族間的疆界問題，不能視為賣國。譚其驤、孫祚民等對此提出了反駁。這種爭論的關鍵不是史實問題，而是基本的歷史理論問題。對于論者一向垢病的馮道歷仕唐、晉、漢、周四朝的“氣節”問題，也有論文指出他有為官清廉的一面，他成為不倒翁與割據政權更迭頻繁的歷史特點有關。任爽《南唐史》（東北師大出版社，1993）及有關論文分析了南唐黨爭的地域特征，認為不同地域集團（包括土著和僑寓的分野）圍繞各種利益在政治和經濟方針上都表現出了對立與斗爭。關于周世宗，學者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肯定他改革的成績和為統一所做的貢獻。

四政治制度史

關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30、40年代的主要成績是資料疏釋和整理，代表性作品有吳廷燮《唐代藩鎮年表》以及岑仲勉對郎官石柱題名、御史臺精舍碑、翰林壁記等的考證文字。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主要從文化史的意義討論隋唐禮樂刑政主要源于南朝的梁陳和北朝的魏齊（其中包括中原文化在永嘉之亂后移存涼州者），而不是一般所想象的西魏北周。70年代以前出版的力作則有嚴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6）、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科學出版社，1957）、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嚴耕望對唐代尚書省及其職權的研究、陳仲安《唐代的使職差遣制度》（《武漢大學學報》，1963第1期年）都有一定影響。這個時期大陸沒有通論性的政治制度史著作，臺灣地區出版的若干部政制史，總體水平都不高。
　　70年代末葉以來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在職官、軍事、法律等方面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論著發表。就總體情況而言，學者們主要致力于制度史的歷史學研究，也就是說，主要把政治制度史問題作為一個歷史學而不是政治學的課題來進行描述和考釋。這在職官制度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張國剛《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對唐代官制的一些基本內容做了簡明的概述，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中華書局，1993）分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選舉制度、俸祿制度四章，主要是梳理了迄今的研究成果，同時在使職差遣、九品中正制度等問題也做了較深入的探究。謝元魯《唐代中央政權決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指出唐代中央有皇帝御前決策、政事堂宰相會議決策等不同層次的決策形式和運行機制。王素《三省制略論》（齊魯書社，1986）論述了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在魏晉南北朝的醞釀、隋代建立、唐初發展成熟和唐五代遭到破壞的歷史過程。吳宗國《三省的發展和三省制的確立》（《唐研究》3，1997）對三省體制作出了新的探討。袁剛《隋唐中樞體制的發展演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研究了從三省制到翰林學士、樞密使和中書門下組成的新的中樞決策體制的變化。雷家驥《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試圖從行政學的角度，探討隋朝及唐初人事結構、權力運作及其與政治演進的關系。趙永樂的兩本論文集對唐五代宋初變革時期的內廷機構做了多方面的探討。（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1994）
前已提及的王永興《唐勾檢制研究》從官制方面看主要研究了尚書都省和財務系統對文書的勾稽檢核工作，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胡滄澤《唐代御史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全面論述了御史臺及其屬官的監察職能，并且列表揭出了大夫、中丞和三院御史的任職人員與年代。李錦繡《唐代直官制》、《唐代的視品官制》、《唐代的勒留官》、《唐代“散試官”考》所探討的都是過去治官制者比較忽略的一些問題，反映了作者的敏銳和讀書的細致（《唐代制度史略論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葉煒《試論隋與唐前期中央文官機構文書胥吏的組織系統》(《唐研究》5，1999)梳理了都事、錄事、主書、令史、書令史、府、史等胥吏的結構體系，頗有新意。
科舉與選官制度�？婆e制度起于隋，還是始于唐？一般的論著都說起于隋。何忠禮《科舉制起源辨析》（《歷史研究》1983-2）提出進士科創始于唐，引起一些商榷（金旭東《〈科舉制起源辨析〉之商榷》、周東平《關于科舉制起源的幾點意見》，均見《歷史研究》1984-6）。但是最近仍然有人認為，從科舉制度的特征看，應該起源于唐代（王麗君《科舉制度的重要特征及其起源標志探究》，《河南教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2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1998年第6期）。吳宗國《唐代科舉制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在考證制度基本內容的同時，對科舉制度的運作作了精湛的論述。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在詳細介紹隋代及唐代貢舉及武舉制度的同時，還用專章討論唐貢舉制度對儒學研究的影響以及對韓國和日本的影響。翁俊雄《唐代科舉制度及其運作的演變》（《中國史研究》1998-1）試圖揭示唐代科舉考試科目、內容、生源、風氣與授官情況在前后期的演變。大多數論著都肯定科舉制度在選拔優秀人才、沖破門閥制度上具有積極作用，任爽《科舉制度與盛唐知識階層的歷史命運》（《歷史研究》1989-4）則分析了盛唐知識階層因為科舉而與統治集團同流合污，喪失了獨立的批判能力，為專制主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任士英《唐代流外官研究》（上下篇分別刊于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5輯，三秦出版社，1990；第6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對流外官的設置與銓選初步作出了系統的鉤稽。對散官問題人們也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寧欣的《唐代選舉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參見劉后濱書評《唐研究》第3卷， 1997）是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少數有價值的專著之一。
軍事制度與軍事史。唐長孺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唐代西域地區的軍事問題。（《唐代差兵文書跋》，見《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1983；《唐先天二年軍事文書跋》、《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的西州府兵》，并見《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參見張國剛的書評（《唐研究》第一卷，1995）運用同樣的方法對于唐代前期戰爭動員狀態下的軍隊及其集兵、作戰制度做了深入的研究。他最近出版的《敦煌吐魯番所出躺帶軍事文書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雖然主要是對文書的考釋，但是涉及關于府兵、兵募、健兒等兵制的一些細節，頗見功力。王永興的論文集《唐代前期西北軍事研究》主要研究了河西、北庭、安西、朔方等節度使的軍鎮設置，對出土文書中涉及軍制的內容也進行了疏釋。程喜霖《漢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對唐代軍事警報系統--烽堠的研究系統而詳盡。張國剛《唐代政治制度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的主要內容是關于府兵、兵募、健兒、防丁等兵員的研究以及對北衙六軍、神策軍、藩鎮軍隊體制及其出征制度的探討。王援朝對于唐代兵器和兵法進行了有價值的探索。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推出的多卷本《中國軍事通史》的隋、唐、五代部分占有四卷，不僅比八十年代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軍事史》篇幅要大，而且其按照斷代分卷的方法與后者按專題內容（如兵器卷、兵制卷）分卷的方法也不同。馬俊民、王世平《唐代馬政》（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視野比較開闊，不僅討論了馬政，還廣泛地論述了馬政與邊防、內政和外交的關系。盧向前、王冀青則利用出土文書研究了交通通訊用馬的問題《唐交通通訊用馬的管理》（《敦煌學輯刊》1985年第2期；1986年第2期）。
法律制度。法制史的研究是歷史學和法律學相結合的交叉學科。倪正茂《隋律研究》（法律出版社，1987）對隋律制訂的背景、內容和階級本質、歷史地位進行了專門探討。楊廷�！短坡沙跆健罚ㄌ旖蛉嗣癯霭嫔纾�1982）以論文集的形式討論唐律的制作年代、社會基礎和階級本質以及唐律的淵源與內容等。韓國磐《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也部分地論及隋唐的法律問題。它們與程樹德早年的《九朝律考》（中華書局，1963）一樣，都是典型的運用歷史學方法研究法律制度的著作。喬偉《唐律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上篇主要研究唐律的立法原則，下篇探討《唐律疏議》中規定的犯罪種類和訴訟程序，是典型的法律學研究方式。臺灣的戴炎輝六十年代在《法學叢刊》、《法律評論》等各種雜志上發表20來篇論述唐代各種法律和刑罰的文章，并出版了《唐律通論》（臺北，正中書局，1964）、《唐律各論》（臺北，三民書店，1965）。90年代以來，大陸學者王立民、錢李群等在《法學研究》、《法學》、《比較法研究》等專業法學刊物和學報上也發表許多從法學角度研究唐代法律的論文，出版了《唐律新探》（王立民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唐律與唐代法律體系研究》（錢李群著，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唐代行政法律研究》（錢李群、艾永明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等著作。與歷史學家主要擅長文獻和史實的考訂與說明不同，從事法律研究的學者力圖運用現代法學概念和范疇去梳理古代法制史內容。關于治安、貪污、自首、獄政以及審判監督機制、刑訊責任制度、刑事起訴制度和刑事審判制度、經濟立法、商事立法、市場立法等專門的法律問題，近年也都有論文發表。劉俊文《唐代法制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是其多年研究唐代法律的總結性成果。

　　禮制研究。高明士在發表《從律令制度論隋代的立國政策》之后，又把《隋代的制禮作樂》作為隋代立國政策之二來探討（分別見《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1；《隋唐史論集》，香港，1993）。姜伯勤《唐貞元、元和間禮的變遷》和《沙洲儺禮考》結合敦煌文書的研究，提出了唐代后期禮的日用化和世俗化的重要論點，這兩篇文章的擴展，加上對《大唐開元禮》與敦煌書儀以及高昌祭禮的研究，構成了其專著《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中的《敦煌禮論》篇的主要內容。最近他又發表了《王涯與中唐時期的令與禮》（《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詳細討論了王涯對禮和令的改革，認為改革的失敗象征著盛極一時的禮和令已經走向“后開元禮”和“后開元令”時期。劉俊文《唐律與禮的關系試析》、《唐律與禮的密切關系例述》為中國文化中的禮、法合一論提供進一步的具體論證（分別見《北京大學學報》1983-5、1984-5）。任爽《唐代禮制研究》（東北師大出版社，2000）論述了唐代吉兇兵嘉軍五禮的一般內容。

五 社會史

社會史的研究經歷了一個比較曲折的發展歷程。30年代陶希圣、董家遵、陳鵬等就發表了不少研究唐代社會生活史的論著。50年代以后社會史研究論著是鳳毛麟角。80年代以后才又東山在起。徐庭云《隋唐五代社會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是此時期的綜合性著作。
社會結構。黃現?《唐代社會概略》（商務印書館，1936）第一章“階級”劃分為“賤民”、“娼妓”、“勞動”、“貴族”、“坐食”，反映了30年代學者對社會結構的看法。韓國磐的長篇論文《隋唐五代時期的階級分析》（《隋唐五代史論集》，三聯書店，1979）就地主階級、農民階級和賤民等級的情況做了一般論述。張澤咸的專著《唐代階級結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參見劉健明書評，刊《唐研究》第4卷，1998）對唐代社會各階級和階層的狀況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具體分析。他對衣冠戶、寄莊戶、客戶有比較深入的研究，所提出的鄉村上戶、鄉村次戶與鄉村下戶等概念用以分析鄉村社會構成具有新意。
對于社會各階層的研究以對士族和庶族的研究最為充分。唐代士族研究中的分歧的主要癥結是人們對于什么是士族、什么是唐代士族的理解有偏差。如果說唐代士族只是魏晉南北朝門閥士族的遺存，那么他們政治勢力在總體上的衰落是客觀存在的，即使有些家族通過科舉制等保持了高官厚爵，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它的得官途徑已不同于前。如果把唐太宗修《氏族志》和唐高宗、武后修《姓氏錄》中的人物都算做唐代的士族，那么對于唐代士族的內涵、特征及其政治勢力當然會有另外的估計。目前還沒有詳盡全面研究這一課題的專著，但毛漢光的系列論文及《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不僅從總體上討論中國家族和士族的演變，而且對崔盧李鄭王等山東大族著房問題和?琊王氏、蘭陵蕭氏、吳郡陸氏等展開了個案研究。宋德熹對關隴集團中的代北家族、盧建榮對彭城劉氏家族進行了探討。最近大陸學者也陸續發表了對趙郡李氏、河東裴氏和北方張氏（吳郡、清河、范陽、敦煌）、城南杜氏（濮陽房）等著名家族的研究論文。這些個案研究無疑將深化人們對隋唐時代士族的認識。王曉麗《唐五代擬制血親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卷）第一次對唐五代時期擬制的血親關系做了系統的討論。
對于士人群體的研究也受到關注。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唐史研究叢稿》，新亞研究所，1969）列舉了二百余士人在山林寺院讀書的事例（主要是中唐以后）。宋大川《略論唐代士人的隱居讀書》（《史學月刊》1989-2）、任爽《唐代隱士流變略論》（《學習與探索》1991-6）、齊濤《唐代隱士略論》（《山東大學學報》1992-1）論述了唐代隱士行為模式的多元發展。王永平、鄭學檬、魏良?分別研究了隋、唐和五代時期江南的士人群體的文化特征及其與政治的關系。（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沉浮》，《歷史研究》1995-1；鄭學檬《唐代江南文士群體初探》，《春史卞麟錫教授還歷紀念唐史論叢》，1995；魏良?《南唐士人》，《江蘇社會科學》1995-5）
關于農村勞動者。張澤咸《唐代階級結構研究》中關于鄉村次戶、下戶、自耕農、佃農和客戶的論述仍然是我國學者最系統討論農民的成果。張澤咸理解客戶除了客籍戶外，還有地主官僚的寄莊戶，認為五代時期正式出現了主客對稱的局面。唐長孺《唐代的客戶》（《山居叢稿》，中華書局，1989）則基本將客戶限定在客籍戶的范圍，認為兩稅法前，客戶是浮寄戶，兩稅法后，客戶無論附籍與否，基本上都是無資即無地戶，他們與其他貧人一起成為地主田莊上的合法的直接勞動者。但是一旦造籍入戶，客戶就成了土戶。因此土客之分也就是土著與外來之分而非有產與無產之分。翁俊雄《唐后期民戶大遷徙與兩稅法》（《歷史研究》1994-3）則認為，唐代后期已經發生了土客對稱的變化，客戶指無地戶，主戶為有地戶。
關于唐代商人階層。研究者普遍注意到唐代后期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也有人指出其社會地位提高的有限性。姜伯勤《從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終結》（《歷史研究》1990-3）從市籍制松弛的角度探討了商人地位的變化問題。傅筑夫、姜伯勤討論了唐代行會和行人問題，張弓研究了唐五代的商業活動中的中介者牙人。楊德泉《唐后期經濟發展的特點和市民等級的成長》（《揚州師院學報》1959-3）試圖從上中下三個經濟層次來把握唐代城市市民階層的構成及其特點。張澤咸《唐代城市構成的特點》（《社會科學戰線》1991-2）主要從職業特點上來說明唐代城市居民的構成。
關于唐代工商業勞動者。唐長孺認為唐初沿襲過去的制度，手工工匠有番役制、世襲制和征發制。唐代后期人身依附關系不斷減輕，納資、和雇等新制度逐漸普遍化（《魏晉至隋唐官府作場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晉南北朝論叢續編》，三聯書店，1959）。魏明孔《淺論唐代官府工匠的身分變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4）側重對官府工匠的身份、待遇及其變化的探討。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分“研究篇”和“史料篇”，他輯錄了25類工匠的史料及其不同的技術級別“都料”、“博士”、“師”、“匠”、“工”，對其身份和生活狀況也做了論述。朱雷、程喜霖對吐魯番文書中出現的農奴型“作人”和商業雇傭關系中的“作人”做了精審的研究（朱雷《論麴氏高昌時期的“作人”》，《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1983；程喜霖《唐代過所文書中所見的作人與雇主》，《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二編》，1990）
關于唐代下層勞動者以對賤民的研究最有特色。部曲、客女、工戶、樂戶、官戶、雜戶、奴婢和寺觀人戶都有文章論列。部曲研究中的關鍵問題是對資料的理解，如《唐律疏議》中的關于部曲的條文是前朝的遺制，還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早期的說法一般認為部曲是人身關系很強的農奴，安史之亂后的私人武裝也稱部曲。后來的論文基本上認為唐代前后期部曲的身份和含義有所變化，即唐前期部曲也許有從事生產者，但身份不是農奴，唐代后期部曲大多指作戰將帥的扈從。李靖莉《從吐魯番文書看唐代西州部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從研究吐魯番文書中的部曲得出結論說，在內地部曲逐漸絕跡時，西州卻由于作人的轉化和奴婢的放良而有相當的存在。朱雷《〈唐律疏議〉中有關“部曲”法律條文的現實意義》（《中國前近代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7）根據對吐魯番文書的仔細探究，認為唐代部曲客女根據實際需要也會用于農業勞動；逐漸消亡中的部曲客女之所以仍然存在唐代法律條文中，是因為現實中有不少身份接近的賤口，仍需要繼續按照前朝法律來比附處理。
研究者大都認為唐代“賤民”的人身依附關系隨著納資代役等的普遍推行逐漸趨于減輕或消失。關于奴婢問題，唐代奴婢究竟是奴隸制的殘余，還是封建社會必然的現象？實際上不涉及對資料的理解，而是取決于對“理論”的接受。孟昭庚《唐代的奴仆問題》（《唐史研究會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用“奴仆”的概念來說明唐代奴婢的性質，認為唐代奴婢有向傭仆過渡的趨向，達官貴人的傭仆有的實際上是黨羽和鷹犬，不能以一般奴婢視之。李天石發現中唐以后奴婢出現了雇傭化的趨勢，認為這是商品經濟活躍和雇傭關系發展的結果（《試論唐宋時期奴婢的雇傭化趨勢》，《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唐宋時期典身性質的變化及其意義》，《歷史研究》1993-3）。至于寺觀依附人戶，早在三十年代何茲全就指出寺院領戶具有農奴性質。這一基本看法迄今沒有根本變化。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中華書局，1987）等研究成果使人們對于寺戶、梁戶的認識更加具體、系統和深化了。他還研究了寺戶等向常住百姓的演變，認為這反映了寺戶制度的衰落。張弓《南北朝隋唐寺觀戶階層述略》（《中國史研究》1984-2）注意到中唐后以世襲賤口為基本成分的寺觀依附階層的沒落時，大批良口卻依附于寺院，他們即所謂“枝附”，認為枝附是晚唐社會特殊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寺觀依附人戶�！安┦俊痹诙鼗臀墨I中特指有技藝之人。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2）認為敦煌寺院中的博士包括獨立手工業者的雇匠和依附寺院的手工業者，后者包括寺戶和常住百姓。謝重光《凈人新探》（《社會科學戰線》1991-2）討論了這一用以指稱寺院依附人戶的外來名詞伴隨著佛教的中國化而逐漸消失的歷史過程。
關于僧尼的研究。郝春文的新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不僅論述了敦煌地區從俗人到僧人的過程和程序，而且詳盡討論了該地區僧尼生活方式、財產關系、宗教活動和收入以及僧尼的遺產處理和喪葬問題。但很少有論著專門從社會史角度研究道士和女冠的生活。
關于隋唐五代家庭的研究，30、40年代的論著大多從法學、社會學的角度立論。例如陳鵬（鯤化）是學法律出身，他的《唐宋時代家族共產制度與法律》（朝陽大學《法律評論》第12卷第1、2期，1934年1月）、《唐律繼承法研究》（《法律評論》第15卷第3、4期，1947年7月）討論了唐代家庭財產共有及繼承問題的法律意義。近年邢鐵《唐代的遺囑繼產問題》（《人文雜志》1994-5）、《唐宋時期的立嗣繼產問題》（《河北師院學報》1994-3）考察了家庭財產繼承的具體手續和程序。魏承思《唐代家庭結構初探》（《社會科學研究》1986年第2期）等論文認為簡單個體家庭是唐代普遍的家庭結構。熊鐵基《漢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也有一章專門概述家庭問題。凍國棟利用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比較細致地統計出唐代西州的家庭平均人口為4-5口，沙洲大約為5口左右，與內地差別不大（《唐代人口研究》第6章，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楊際平、郭鋒、張和平合著的《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系》（岳麓書社，1997）統計了敦煌文書中資料比較完整的126戶家庭情況，得出核心家庭占52.4%，主干家庭占16.7%的結論。該書還對家庭的功能、家族生活及家庭與家族的關系進行了探討。
婚姻關系的研究比較熱門。陳鵬從30年代就開始撰著的《中國婚姻史稿》（中華書局，1990）定稿于1957年，基本依據文獻資料討論古代婚姻制度。董家遵的30年代在中山大學《社會研究季刊》等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研究唐代婚齡、離婚、收繼婚等。趙守儼《唐代婚姻禮俗考》（《文史》第3輯，1963，收入《趙守儼文存》，中華書局，1998）、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中所見的唐代婚喪禮俗》（《文物》1985-7，收入《唐五代寫本書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迄今仍然是研究唐代婚姻禮俗的重要論文。向淑云《唐代的婚姻制度與婚姻實態》（臺北，商務印書館，1991）、牛志平《唐代婚喪》（三秦出版社，1996）都用了約10萬字的篇幅比較全面地介紹唐代婚姻關系中的各方面問題。牛志平的著作及有關論文還力圖通過探討唐人婚姻觀念、心理和風氣來挖掘唐代婚姻文化中深層社會因素。譚嬋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在匯錄了敦煌婚姻關系文獻與壁畫的基礎上，討論了敦煌地區唐代婚姻制度、婚姻類型、婚姻儀式和生育與離異問題。
與婚姻相關的是唐代婦女的研究。高世瑜《唐代婦女》（三秦出版社，1988；日文版，巖波書店，1999）是目前為止第一部全面論述唐代婦女的專著。作者鳩集零散資料，對唐代各階層婦女的基本面貌、生活狀況和各方面的業績，做了系統論述，揭示了唐代婦女的特殊風韻。趙超《從墓志看唐代的婚姻狀況》（《中華文史論叢》，1987-1）利用墓志材料考述了唐代婦女的婚姻與社會生活。陳弱水《試探唐代婦女與本家的關系》（《史語所集刊》68/1，1997）利用墓志材料從一個獨特的視角觀察到唐代婦女的社會地位和家庭關系。張國剛《墓志所見唐代婦女生活探微》（《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卷）分析了有關唐代婦女婚齡、育齡、生育密度等方面的一些資料。
關于社會生活。早期關于社會生活史的論述主要有呂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和傅樂成的論文《唐人生活》（《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近年出版的臧嶸、王宏凱的《中國隋唐五代習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綜合前人成果對這個時期的社會生活做了概括的介紹。李斌城、李錦繡、張澤咸、吳麗娛、凍國棟、黃正建合著的《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近50萬言，是迄今最系統翔實的關于這一時期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和風俗禮儀等社會生活的著作，許多章節是作者專門研究成果。劉毅《唐三彩所展示的唐人社會生活探微》（《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卷）以唐代兩京等地歷年出土的三彩瓷器為基本資料，結合唐宋文獻，勾勒了唐代服飾、宅園與家具、娛樂活動與喪葬制度等社會生活史內容。
黃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及所發表的系列論文比較細致地考察了唐人日常物質生活的幾個主要方面，內容大體與他執筆的《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有關部分相同。前舉陳明、黎虎關于飲食文化史的著作外，王利華《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運用農學及營養學的相關知識，也討論了魏晉隋唐間烹飪技術與飲食文化問題。近來這方面的論文還有楊希義《唐人飲食與飲食文化》（《周秦漢唐研究》1，三秦出版社，1998）、黃正建《韓愈日常生活研究》（《唐研究》第4卷，1998）等，后文通過韓愈展現了貞元長慶時期一個官僚士大夫生活水平和生活習俗的主要內容，是一個成功的個案研究。關于飲茶風氣或者茶文化，韓金科等結合陶瓷茶具和法門寺文物發表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周峰《中國古代服飾參考資料（隋唐五代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把服飾風格分為隋-盛唐、中唐-五代兩個不同的時期，介紹男女服飾的流行情況，并配有大量圖錄和文獻資料。段文杰等根據敦煌壁畫主要討論了當時婦女的衣裝和化妝的演變。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文物出版社，1993）分上下兩篇，上篇的諸篇論文結合考古和文獻資料討論唐代的車馬革帶、幞頭和婦女服飾等，下篇為《舊唐書·輿服志》、《新唐書·車服志》全文校釋。
居室與家用器具的研究由于資料的限制研究有一定的難度，有關論文大多依據于考古資料和壁畫材料。李知宴關于唐三彩生活用具的研究（《唐三彩生活用具》，《文物》1986-6）、韓偉關于唐代金銀器的研究（《海內外唐代金銀器萃編》）都作出了重要成績，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討論了唐代金銀器及其與西域地區的文化關系。
關于社會組織與社區的研究涉及到莊園、社邑、寺院、行會、城市、市鎮、鄉村等問題。但是總體上說，從經濟史、宗教史、歷史地理的角度研究者居多，而把這些問題作為一個社會史課題研究的很少。
寧可《述“社邑”》（《北京師院學報》1985-1）在國內比較早地討論到這一課題，認為唐五代時期佛社和從事經濟互助的社邑在前代的里社衰落時發展興盛起來。他的學生郝春文研究了這兩類社邑與寺院的密切關系；研究了社邑活動中受到儒佛兩種文化影響的情況；研究了社邑活動中的春秋座局席是每年二月和八月的社祭、歡宴活動，而不是日本學者那波利貞說的社人參加寺院的俗講活動。他們合作的論文《敦煌社邑的喪葬互助活動》（《首都師大學報》1995年第6期）認為喪葬費用的浩大是促使唐后期五代宋初民眾結社互助的原因，文章討論了喪葬互助的具體辦法。劉永華《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變遷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3）通過分析天寶六載到大歷四年的敦煌籍帳，認為大量殘破家庭的出現，家庭生育、感情、保障和教育功能的破壞和喪失，是群眾自發組織社邑互助的重要原因。寧可、郝春文合撰的《敦煌社邑文書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收錄社邑文書345件，為該課題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史念�！端逄茣r期的交通和都會》（《唐史論叢》第6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系統地考察了隋唐時期政治都會（京都和陪都）、經濟都會（揚州、益州和開元十五道采訪使治所）以及沿邊沿海城市等的地理和交通情況。張澤咸《唐代城市構成的特點》（《社會科學戰線》1991-2）概括了城市布局和坊市格局的變化。與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1991）等歷史地理學家利用考古資料對唐代城市建筑和坊市布局進行研究不同，宋肅《唐代之長安研究》（臺北，大立出版社，1983）則試圖探討唐代長安的市民生活。黃新亞《消失的太陽--唐代城市生活長卷》（湖南出版社，1996）從外來文化（“胡風”）的輸入、城市布局設施、市場的繁華與活躍、科場的士子與求學的少年、佛教信仰與佛寺文明、節日與休閑活動等方面描述了以首都長安為典型的城市生活情況。程薔、董乃斌《唐帝國的精神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分為歲時節日、都市民俗、婦女生活習俗、文人士子風貌、神靈崇拜與巫術禁忌、民間文學與技藝六個部分敘述唐人的精神生活。武伯倫《唐長安郊區的研究》（《文史》第三輯，1963）是少有的一篇研究城市郊區的論文，他試圖從出土墓志及有關詩文中說明長安市郊的田園別墅的風貌和勞動者的生產和生活狀況。此外還有一些論文以小說筆記等為資料討論了長安的治安、消防、文化和人文景觀。
寺院作為宗教性社會組織也受到學者的重視。30年代何茲全《中古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中國經濟》第2卷第9期）就論證了佛教寺院是一個很完備的教會組織。80年代他重新研究佛教寺院問題，在《佛教經律關于寺院財產的規定》（《中國史研究》1982-1）論述了寺院內部的財產關系，包括寺院財產（三寶物）的借用、出貸、僧尼的膳食供給、贍待道俗的開支辦法等。謝重光有多篇論文研究中國佛教寺院，討論了寺院的社會文化功能以及其內部的經濟活動。張弓的近著《漢唐佛寺文化史（上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煌煌八十萬字，是迄今篇幅最大的中古佛教寺院文化的研究專著，共有九篇。 “尋藍篇”根據高僧傳、正史和后世方志的材料列舉了漢唐寺院分布情況，介紹佛寺型制的演變。“造設篇”論述寺院的營造者（檀主）、營寺動機、寺院的命名及其文化意義和寺院營造體現的人天和合的景觀�！盎�壤篇”寺院的經濟來源和寺院經濟。“僧伽篇”僧尼儀制、寺院規約、僧官制度和僧伽管理�！翱崎T篇”論述佛經翻譯、義林宗派、禪宗佛寺、佛門律學和聲唄之學�！懊钕嗥�（上下）”概述寺院和石窟繪畫造像區群及其藝術成就�！拔脑菲�”寫僧人撰寫或與寺院有關的人文著作和文學作品�！八嚰计�”寫佛教樂舞、戲弄以及與僧人和寺院文化有關的書法、茶道、醫藥與歷算�！拜o世篇”論述寺院與世俗社會的有關問題，如歲時節令、寺學外藏以及寺院停寄納客、悲田濟貧、護生營林的功能。如此宏篇巨制，有作者長期深入研究的心得，也有綜合概括前人成果之處，反映了作者試圖全面地展示中古佛教寺院文化內涵的努力。
關于人口問題的研究涉及到人口統計與分布、人口遷徙和人口壽命等問題。30年代《食貨》曾發表易曼暉《唐代的人口》（第3卷第6期，1936）、黃仙谷《唐代人口的流轉》（第2卷第7期，1935）的論文。前文利用一般史料討論唐代戶口分布、人口政策和唐后期人口南遷問題；后文分“移民”、“流徙”、“戰爭影響”和“逃亡就食”四個方面論述當時人口流動情況。80年代以來興起的人口研究首先關注的是對舊史記載人口資料的考證。翁俊雄《唐初政區與人口》（北京師院出版社，1990）主要對《舊唐書·地理志》貞觀十三年大簿的戶口數進行考訂；《唐朝鼎盛時期政區與人口》（首都師大出版社，1995）則對天寶十二載戶口情況進行考訂。他的論文集《唐代人口與區域經濟》（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也收入了多篇考察唐代人口問題的論文。其中關于唐代人口的職業構成的文章立意頗新；關于《通典·州郡門》的戶口系年，認為應該是開元二十九年的戶口數，與通常認為的天寶元年的看法相左。凍國棟的專著《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開篇也對人口記載進行了考訂。該書重點研究的問題還包括隋代戶口數字的增長、唐代人口的升降、唐代人口的分布、唐代人口的遷徙和唐代人口的結構等，是迄今最深入地研究唐代人口問題的力作。近年來區域人口問題的研究引起學者的重視。陳勇發表了《唐后期淮南道戶口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3）、《唐后期長江下游戶口考》（《中國史研究》1997-4）等論文。杜文玉等撰寫的《五代人口數量與分布》（《延安大學學報》1989-2）可以說填補了該時期人口研究的空白。古人的年壽由于資料的匱乏很少有人研究，李燕杰《唐人年壽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首先從碑傳資料中輯錄出唐人年壽資料，制為總表，然后在幾乎沒有前人成果可資借鑒的情況下，運用統計學和抽樣分析的方法對唐朝人的平均壽命以及各階層人士的享年及其原因進行了考察。總之，人口研究雖然改變了過去從屬于戶口制度、賦役制度或者土地制度等相關課題的狀況，在80、90年代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課題之一，但是由于資料的限制和理論的不足，真正從人口學上探討隋唐五代人口問題的論著還是十分有限的。


六 民族關系與中外關系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異彩紛呈的領域。早在本世紀初葉丁謙就在浙江圖書館出版了關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傳的考證文字。1949年以前關于民族史的論文約有60余篇，其內容大多是關于史實的概述和文獻的考訂。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國維《黑車子室韋考》（《國學論叢》第1卷第3期，1928）、馮家升《契丹名號考釋》（《燕京學報》卷13，1933年）、韓儒林《邊陲石刻跋文譯叢》（《邊政公論》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文革前有關隋唐五代時期民族關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資料的介紹，關于民族團結、和親問題的論述。新時期以來，關于這個時期民族史研究的論著十分豐富，涉及問題的廣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擬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專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盧勛、蕭之興、祝啟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關于民族政策，涉及的問題有和親政策、羈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關于和親的論文以排比史料為主，并流露出大漢族主義情緒。文革前關于和親的文章有相當一部分是表達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學術研究。近二十年來的論文比較注意分析和親的史實和政策，還出現了如崔明德《漢唐和親研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1）這樣的專著。羈縻府州是唐朝管理邊疆地區而建立的一種政治制度。林超民《羈縻府州與唐代民族關系》（《思想戰線》1985-5）肯定了這種制度對于開拓和穩定邊疆、建立多民族國家的意義。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分上下兩篇，上篇系統研究了羈縻府州的設置和各項管理制度、與朝廷及邊疆地區的關系，下篇具體考證了諸道羈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論隋唐時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4-3）論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邊疆少數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內容，認為這種政策的實施程度決不亞于戰爭、撫慰與和親等政策。民族問題的敏感性和復雜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現實關懷或者階級情結的影響。熊德基、胡如雷關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爭論就是如此。孫祚民《論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與民族關系史研究中的幾點意見分歧》（《社會科學評論》1986-9）試圖對這個問題作出理性的分析。
陳寅恪研究中古歷史特別注重種族與文化問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提出，北朝時代的胡漢之別文化重于血統，唐代安史之亂后的河北問題關鍵也是文化問題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與文化新論》（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從民族融合與互補的角度論述唐代民族構成的變動及其對唐代民族文化的影響。呂一飛《胡族習俗與隋唐風韻》（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數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漢文化的問題，書中概述了所謂“五胡”（鮮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數民族對于隋唐社會生活和風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喪葬、民歌、音樂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禮俗、節日慶典、社會風氣等的影響，以羅列有關現象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冊（中華書局，1958）上冊為突厥史編年，下冊為史書中突厥本傳、突厥部屬傳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還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綜合性著作有馬長壽《突厥人和突厥汗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書最晚，篇幅最大。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是討論東西突厥汗國與隋唐王朝的政治關系的專著，作者重點研究了東亞政局中突厥汗國的作用，隋及唐初統一和經營西域的活動中對突厥的關系等。
回紇與回鶻史研究。馮家?、程溯洛、穆廣文等編著的《維吾爾族史料簡編（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類收錄了關于回紇的中文歷史資料。劉美崧《兩唐書回紇傳疏證》（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是繼丁謙之后對正史中回紇文獻的最有價值的整理研究。目前還缺少關于回紇（回鶻）史的綜合性中文專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論文收入林干主編的兩卷本《突厥與回紇歷史論文選集（1919-1981）》（中華書局，1987）中。楊富學《回鶻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僅討論了佛教在回鶻的傳播與佛典的翻譯問題，而且還涉及到寺院經濟和回鶻文化（語言、文學、藝術、哲學）等領域。
吐蕃史研究。陳寅恪是我國吐蕃史學的開拓者之一。他早年發表的《吐蕃贊普名號年代考》（《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長慶唐蕃會盟碑”糾正舊史有關記載的訛誤。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科學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漢藏文資料撰寫而成。近年來王堯、陳踐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獻資料和金石資料。還有一批從《通鑒》、《冊府元龜》輯出的吐蕃史料和從藏文文獻中翻譯的文獻史料出版，促進了吐蕃史研究的發展。陳楠《藏史叢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論文十余篇，大多數論文是討論吐蕃職官制度和吐蕃與唐朝關系的。
西北地區與吐蕃關系密切的民族還有吐谷渾和黨項。周偉洲著有《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渾史入門》（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書為概述性著作，后書為研究資料、信息和狀況的介紹。周偉洲《唐代黨項》（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黨項早期的歷史和社會狀況以及與吐谷渾和唐朝的關系。韓蔭晟《黨項與西夏資料匯編》（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為早期黨項歷史研究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重要論文有湯開建《關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986-4）、《隋唐時期黨項部落遷徙考》（《暨南學報》1994-1）等。
南詔史研究。南詔由于沒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據漢文文獻，所以關于南詔史的史料問題一向受到學者的重視。向達《蠻書校注》（中華書局，1962）、王忠《〈新唐書·南詔傳〉箋注》（中華書局，1963）對南詔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極有價值的整理。方國瑜、林超民對有關南詔的史料做了介紹和說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詔史話》（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華書局，1978）。楊仲錄等編輯的《南詔文化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關于南詔史的論文38篇，書末有1936-1988年有關南詔史論文索引。作為附錄還附有珍貴的《南詔圖傳》（原卷現藏日本）、《大理國梵像卷》（原卷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圖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經有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20卷（1934）刊行，今人則有孫玉良《渤海史料全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資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資料，分類編排，頗便參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禮《渤海簡史》（黑龍江出版社，1984）、李殿國、孫玉良《渤海國》（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發表于80年代以后。學者們主要討論了渤海的族源、族屬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與周邊各族的關系、渤海國的社會性質以及有關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宗教和地理等問題，有關論文無法具舉。王承禮、劉振華主編《渤海歷史與文化》（延邊人民出版社，1991）收錄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論文48篇，書后還附有楊雨舒編制的中外學者研究渤海史的論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論著索引，發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東北地區的民族還有契丹、室韋、奚族的研究，關于契丹因為與遼史研究關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論文，室韋、奚族的研究相對薄弱一些，茲不贅述。
中外關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通史類中外關系史論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寫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論。概述隋唐五代中外關系史的專著目前還不多見。黎虎《漢唐外交制度史》（蘭州大學出版社，1997）論述了漢唐時期中央政府處理對外關系制度的演變。張廣達《唐代的中外文化匯聚與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國社會科學》1986-3）認為條貫折中漢魏以來的文化遺產，兼容并蓄地攝取域外文化營養導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榮。但是唐代完備的典章制度使外來文化只能起補缺增色的作用，無法改變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他的《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北京大學學報》1985-4）認為接受中原文明影響的西域地區，同時也向中原轉口輸送各種外來文明（印度、西亞、中亞），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過程也就是各自有選擇性地吸收外來文化，共同創造新的文化的過程。
關于中外人員的交往，30年代向達在《燕京學報》上發表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聯書店，1957）介紹了豐富的關于流寓長安西域人的材料。謝海平《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論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與生活情形、唐朝對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對唐人文化生活的影響。章群《唐代蕃將研究》及《續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1990）和馬馳《唐代蕃將》（三秦出版社，1990）都論述到蕃將在唐朝的活動和作用。當然上述著作中所謂“蕃胡”或“蕃將”并不都是外國人，有寫只是漢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區介紹中外關系史的研究概況。
東亞地區。關于中日關系，余又蓀《隋唐五代中日關系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關于白江口之戰的文章屬政治關系的范疇外，專題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論著為多。早期的代表性論文有賀昌群《唐代文化之東漸與日本文明之開發》（《文史雜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賀昌群史學論著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近年發表的論文則有吳廷?、鄭彭年《隋唐時代日本與中國文化》（《世界歷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來的論文注重發掘考古資料，如王仁波《從考古發現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與文物》1984-3）、楊泓《從考古學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錢幣、古墳壁畫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見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書儀與中日文化關系》（《歷史研究》1984-1）、《史書與中日文化關系》（《中外文化比較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88）分別討論了唐代書寫范本和史書體例對日本的影響。齊東方、張靜《唐墓壁畫與高松冢古墳壁畫的比較研究》（《唐研究》第1卷）從比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繪畫對日本高松冢壁畫的影響。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關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這方面的概述性論文有楊曾文《隋唐時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鑒真東渡、日本留唐學問僧、遣唐使等也是論文比較集中的課題。此外，文章還涉及到音樂、舞蹈、文學、藝術、學術、醫藥、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況。
中朝關系的研究以討論政治關系的論著為多。劉健明論及隋文帝、煬帝父子對高麗的戰爭。黃約瑟注意到隋朝與新羅之間的佛教外交。韓?近年發表了《隋朝與高麗國際政治關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中國古代的國家與民眾》，東京汲古書院，1995）、《唐朝對高句麗政策的形成與嬗變》（《東北亞研究》1995-2）、《唐平百濟前后的東亞國際形勢》（《唐研究》第1卷）討論隋及唐初東北亞國際關系的基本史實與發展脈絡。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舉對高麗的影響以及賓貢科中的東海士人。榮新江《唐與新羅文化交往史證》（《韓國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禪院碑為中心，鉤稽了唐羅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實。陳尚勝《中韓關系史論》（齊魯書社，1997）收入多篇討論中韓關系的論文，其中《唐代的新羅僑民社區》（又刊于《歷史研究》1996-1）與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內的高句麗、新羅和百濟人》（前引《春史卞麟錫教授還歷記念唐史論叢》）、牛致功《圓仁目睹的新羅人》（《唐文化研究論文集》，傷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羅旅華僑民的情況。陳尚勝還有《從唐羅文化交流看新羅在漢文化圈中地位的確立》、《唐朝對外開放政策與唐羅關系的發展》綜述了唐朝與新羅文化交流的盛況，后文還列表介紹了唐羅官方和民間的使節往還。黃心川《隋唐時代的中韓佛教文化交流》（《韓國宗教》[韓]，第16輯）、黃有福與陳景富合著的《中韓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對這個時期佛教在朝鮮半島的流傳有詳實的論述。王小甫《唐朝與新羅關系史論》（《唐研究》6）論述了新羅統一對于唐羅關系和東亞國際關系的意義。
西域地區。關于唐朝與西域關系史，榮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1998-2）做了詳細的評述，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關系的若干論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國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書漢譯的推動。馮承鈞翻譯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務印書館，1932；中華書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書局，1958）論及公元6至8世紀中國與西域關系史。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中華書局，1934-1962）以及張星?《中西交通史資料匯編》（商務印書館，1934）、林筠茵譯勞費爾《中國伊朗編》（商務印書館，1964）等對中西關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關系史著作，如耿?譯瑪海扎《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3）、吳玉貴譯謝弗（薛愛華）《唐代的外來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與中國的關系是學者們比較關注的領域。主要關心的問題是絲綢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動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東遷和粟特人在內地的商業活動、粟特地區與唐朝的文化關系等等。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關論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華活動的重要論著。蔡鴻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種與文化交流”三編，是作者積數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關系是中西關系的重要內容。20年代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1，中華書局，1980）考證了祆教入華的若干史實以及在唐朝的興衰，比較了祆教與景教、摩尼教（是為三夷教）的異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論稿》（《歷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陳垣以來的理解，解釋高昌文書的“胡天”為祆神或其祭祀場所。林悟殊則不同意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匯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論文。姜伯勤《論高昌胡天與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認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張廣達《唐代祆教圖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進一步論證姜伯勤《敦煌白畫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圖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媧(Daêva)，試圖為中國境內奉祀胡天的記載找出罕見的實物證據。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論略》（《唐研究》第4卷）認為西域宗教政策從寬容到取締的變化反映了唐朝開放性的逐漸淡化過程。林悟殊還與榮新江合作，對于傳世的唐代景教文獻真偽進行了深入的辨正。（參見林悟殊《富岡謙藏氏藏景教〈一神論〉真偽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獻，載《唐研究》6，2000）
唐朝與波斯（伊朗）關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考古學的進展和新史料的發掘。主要論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薩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綸《唐代長安遺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關的歷史文物》（《西北大學學報》1978-1）、劉迎勝《唐蘇諒妻馬氏漢、巴列維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學報》1990-3）等。武文比較全面地介紹和討論了70年代末葉以前西安及周邊地區出土的墓志、壁畫以及金銀器、陶俑、銀幣等文物資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與波斯的關系。劉文對1955年在西安城郊發現的《蘇諒妻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蘇諒妻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來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討。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陽出土唐代猶太僑民阿羅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東方出版社，1995），對于清末才見知于世的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國大酋長”的事跡進行了比較具體的考證。
研究唐朝與大食的關系的論著多以文獻史料為主要史源。如白壽彝《〈新唐書·大食傳〉注》（《史學集刊》3，北平，1937）、《從怛羅斯戰役說到伊斯蘭教最早的華文記錄》（《禹貢》5-11，1936）、張一純《〈經行記〉箋注》（中華書局，1963）、丁克家《〈經行記〉考論》（《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對迄今僅見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幣進行了考釋（《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幣》，《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系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紀中葉到8 世紀末葉的強權政治時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區的政治角逐。作者廣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在內的第一手資料和國外的研究成果，把唐與大食政治關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亞地區。求法高僧傳是研究唐代與南亞關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王邦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中華書局，1988）和《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1995）、張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中華書局，1994）以及孫毓棠、謝芳校點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華書局，1983）、范祥雍校點的《釋迦方志》（中華書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傳的代表性成果。它們大都有長篇緒論，大體反映了當時學術界對該書及對中國與南亞關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編《中國載籍中南亞史料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冊第三部分約有400頁的篇幅為“隋唐五代有關南亞的記述”，下冊第四部分“宋遼金有關南亞的記述”也有約150頁收入《唐會要》、《五代會要》、《冊府元龜》、《新唐書》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亞資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關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跡湮沒不彰，因而有鉤玄索隱的論著出。較早的有馮承鈞在東西方學者成果的基礎上撰寫的《王玄策事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中華書局，1957）鳩集有關史料36條。最近出版的孫修身《王玄策事跡鉤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參見《唐研究》6王邦維書評），吸收了馮著以后的學術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條，共分成53個條目，也就是53個故事或史跡，將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語與說明。書前還有四篇是關于王玄策的事跡概述和綜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羨林對紙、造紙術、蠶絲的傳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醫術的傳入中國都進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論文發表。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補了學者鮮有論及的晚唐中印關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長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舉了印度人在長安的生活與事跡）。
關于隋唐五代與南海諸國的關系主要論著有向達《漢唐間西域及南海諸國古地理書敘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列舉介紹有關與南海關系的史書；王仲犖《唐和南海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唐史論叢》2，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國別論述與唐朝交往情況；沈福偉《唐代對外貿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紹對外貿易狀況�？傮w說來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

七文化史

文化史的內容至為廣博。羅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務印書館，1946）收入唐史論文多篇，涉及文獻、佛教和游藝等方面。趙文潤主編《隋唐文化史》（陜西師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試圖全面描述這個時期文化發展的著作。孫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與科舉”、“學術”（經學、史學、地理學、小學、類書的編纂、《文選》學）、“文學”（詩歌、散文、小說、詞、俗文學）、“藝術”（舞樂、散樂百戲與民眾游藝、繪畫、雕塑、工藝美術、書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學技術”（歷法與天文、醫藥學與化學、雕版印刷術與文房四寶的改進、建筑與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與伊斯蘭教）等章節來范圍文化史的內涵，還介紹了邊疆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及其與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國際影響。以上二書內容十分龐大，每個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詳深入。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當大的篇幅。熊鐵基《漢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總論文化發展的大勢與特點，分論社會思潮與文學藝術，詳于漢而略于唐。
哲學與學術思想。20、30年代黃侃等已經有《漢唐學論》（《哲學月刊》1-6、7，1926-27）、《漢唐玄學論》（《時代公論》11，1932）等論文。建國后的50、60年代專門論述這時期哲學和學術思潮的論文不多，但任繼愈等《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專門章節論述韓（愈）、柳（宗元）、李（翱）、劉（禹錫）等的哲學思想�！拔母铩逼陂g“批儒評法”，不足具論。新時期以來關于隋唐儒學、經學的論著驟然增多。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第四冊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該書試圖擺脫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來描述哲學發展的簡單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會通來說明這時期歷史發展的線索。尹協理《隋唐儒家哲學的變化趨勢》（《哲學研究》1985-5）論述了隋唐作為儒家哲學的主要變革期和宋明理學的醞釀階段的變化趨勢。謝保成《中唐學術思想的重大變異》（《中國史研究》1994-4）著重從學術思想上論述了隋唐哲學向宋明理學的轉變。張弓《隋唐儒釋道論議與學風流變》（《歷史研究》1993-1）從一個獨特的視角論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時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時期、唐肅宗至昭宗時期等三個不同階段通過競爭、合并走向多元一統格局的歷史進程。葛兆光《七世紀以前中國的思想、知識與信仰世界》（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及相關論文涉及到隋唐時期思想史及，民眾意識的一般問題。
關于經學與儒教。概述性的專書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學》（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張躍《唐代后期的儒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權才《魏晉南北朝隋唐經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經學只有三萬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學術發展。楊蔭樓《唐代經學論略》（《求實學刊》1992-4）及有關論文具體描述經學的發展階段以及在各個時期的特征。儒家學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呂才、中唐以后的柳劉韓李，也有一些論文研究五代的潭峭與《化書》，還有個別文章專門討論唐前期的孔穎達和唐后期的啖、趙、陸春秋學派。

　　關于佛學的重要著作有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范文瀾《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齊魯書社，1980）。湯著以精審博大著稱，郭書于唐代政治與佛教的歷史事件敘述頗詳，于佛教本身則論述不足，范著主要對佛教的社會影響持批判態度。譚世�！稘h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學出版社，1981）考訂佛教的若干史實。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蕪的時代被譽為一代名著。謝重光《漢唐佛教社會史論》（臺北，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會史的論文結集。就單篇論文而論，一般說來湯用彤、任繼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學史專家探討其宗教學派和思想學說的為多。李斌城、謝重光、張弓則大多從佛教與政治、佛教與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關系立論，偏重佛教社會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討。嚴耀中《漢唐密宗》（……）及系列論文對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關于道教及民間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繼愈分別主編的《中國道教史》都有對這一時期道教發展的概述。李剛《隋文帝與道教》（《福建論壇》1991-1）、李斌城《唐太宗與道教》（《晉陽學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淺論》（《歷史研究》1985-4）、薛平拴《論唐玄宗與道教》（《陜西師大學報》1993-3）論述一個帝王及其統治時期道教與政治的密切關系以及與社會興衰的牽系。司馬承禎、吳筠、陳摶、張果、呂洞賓、李榮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論及。黃烈《略論吐魯番出土的“道教符錄”》（《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見道教佚經考》（《蘭州大學學報》1982-1）、姜伯勤《〈本際經〉與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討論了敦煌文書中的道教資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補丹》（《歷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陰陽五行學說指導煉丹取得的許多理論成果。其他論文還有劉屹《唐前期道教與周邊國家、地區的關系》（《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學史研究。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備的一部斷代史學史著作。該書除論述了歷代正史的編撰及其成就、史館制度與國史、實錄的修撰外，還對古籍整理、史學理論（《史通》）、政書（《通典》與會要）、圖經地志、雜史筆記、官私譜牒等等作了具體討論，關于隋代及五代十國的史學都有專章論列。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師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時期以來關于唐代史學的重要研究成果。專題論文方面早期的論文有金毓黻《唐宋時期設館修史制度考》（《說文月刊》3-8，1942）等，比較全面的論述為張榮芳（臺）《唐代的史館與史官》（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80年代以來還有若干論文考察了史館編修制度的一些細節�？傮w說來對正史的研究以《隋書》的研究最充分，劉知幾與《史通》始終是熱門課題。張舜徽《史學三書評議》中的《史通評議》（中華書局，1983）、程千帆《史通箋記》（中華書局，1980）、張振?《史通箋注》（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書以考證史實為主，并加按語進行評議；后面二書皆以注釋考辨為主。發表的論文所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劉知幾的歷史觀、劉知幾的史學思想、劉知幾撰寫《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學批評主張等。趙俊還出版了《〈史通〉理論體系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寫的《通典》也受到學者的重視。瞿林東《論〈通典〉的方法和旨趣》（《歷史研究》1984-5）認為《通典》采取了歷史與邏輯一致的方法，開創了中國史學史經世之學的先河�！墩摗赐ǖ洹翟跉v史編纂上的創新》（《中國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會通、立分門、重議論三點創新。謝保成《論〈通典〉的性質與得失》（《中國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單純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認為是“一部記述唐以前社會結構和社會面貌演進歷程的史學巨著”。也有學者對《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態度，如朱維錚《論三通》（《復旦學報》1983-5）批評杜佑開辟的新領域是“靜態研究”；說杜佑的歷史觀是形而上學的，雖然主張社會進化，但是對社會進步原因的看法卻是荒謬的。這個觀點較少為其他學者所認同。
文學。對唐代文學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詳言，這里只就文學史界重視文史結合方面的成就略舉數例。早年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和《韋莊秦婦吟校注》等，以詩證史、以史證詩，開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徑。近幾十年來，注重社會歷史內容的唐代文學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舉與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試圖通過史學與文學的滲透或溝通，掇拾古人在歷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社會史料，作綜合考察，來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并努力重現當時部分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習俗，以作為文化史研究的整體素材和前資�！彼�的《李德裕年譜》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質。孫昌武《唐代文學與佛教》（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結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學的重要著作。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獨運地試圖透過社會風習與士人心態的演變的中介來探討文學思想的變遷。葛曉音的有關論文結集也展現了重視文史結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點。此外，文學史家們還十分熟練的運用歷史考據學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許多令人矚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79）、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郁賢浩《唐刺史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等。陳尚君等用這種方法考證出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是偽作引起學術界的極大震動。

八史料與工具書

歷史研究離不開史料，歷史資料的整理以及工具書的編纂，對于歷史研究工作的開展具有巨大的意義。
文獻資料的整理。民國時期的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補編等的編輯出版，為學者利用版本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來，許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唐大詔令集》、《文苑英華》、《全唐詩》、《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這些史書的流傳更加廣泛。新式標點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是建國以來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標點錯誤，以《舊唐書》最甚。中華書局出版了點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議》，皆稱精審�！短茣�要》、《五代會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會要》的整理比價粗糙。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筆記小說，點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們無疑對于推動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最近十幾年來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試圖出版一些簡體橫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話翻譯，如《唐大詔令集》、《唐律疏議》、《唐六典》、《太平廣記》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魯番資料的整理。從本世紀初葉《敦煌石室真跡錄》（1908）、《敦煌石室遺書》（1908）、《鳴沙石室遺書》（1913），到20年代《沙洲文錄補》（1924）、《敦煌掇瑣》（1925）等資料的出版，敦煌文書的公布還是舊式文獻輯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編的《食貨》第4卷第5期是《唐戶籍簿叢輯》，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戶籍與差科文書。在敦煌文書整理中有劃時代意義的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輯的《敦煌資料》第1輯（中華書局，1961），它是用新式標點方式對所錄敦煌文書進行整理、分類和定名的第一本書。后來的同類著作都受到其影響。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綜合性敦煌文書資料匯編是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至5輯（書目文獻出版社、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86-1990），該書采取影印與錄文對照的形式，頗便讀者參考，遺憾的是圖版不太清晰。江蘇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已經有關于書儀（趙和平錄校）、社邑（寧可、郝春文錄校）、天文歷法（鄧文寬錄校）等專輯出版。鄭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價值的專題性輯錄工作，如《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1989）、《敦煌本佛說十王經校錄》（1989）、《敦煌碑銘贊輯釋》（1992，以上均為甘肅教育出版社）、《敦煌五臺山文獻校錄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饒宗頤主編的“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收入了一些導論性著作或者校錄兼研究的書，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興著《敦煌經濟文書導論》（1994）、姜伯勤、項楚、榮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贊校錄并研究》（1994）等，可惜內地學者不易見到。
黃永武編纂的《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1986）將倫敦、巴黎和北京圖書館公布的縮微膠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獻》（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推出的《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1993）、《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獻，則采取了先進的拍攝和印刷技術，圖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魯番文書在唐長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錄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冊；文物出版社隨后又推出了圖版與錄文合排本，使讀者有可能對照圖版對錄文的可疑之處進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編的《吐魯番文書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為更好地利用文書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較早的出版品有楊殿?《石刻題跋索引》（商務印書館，1940初版，解放后增訂再版）對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銘提供了檢索的方便。80年代以來出版了多種唐代墓志的匯集本。主要有毛漢光《唐代墓志銘匯編附考》（臺北，1984-1994）共18冊，有圖版和錄文與考證。周紹良《唐代墓志匯編》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標點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圖版與錄文并舉。其中《唐代墓志匯編》以物美價廉而廣為流通，唯有一些重復收錄和標點、錄文錯誤。大型墓志匯編如《千唐志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遠東學院藏拓片圖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1）、《曲石精廬藏唐墓志》（齊魯書社，1986）、《北京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陽出土歷代墓志輯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匯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陸續出版，唯收錄內容難免重復，有些書的圖版過于模糊，難以識讀。重要的石刻資料還有《房山石經題記匯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書與墓志增補《全唐詩》《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績。陳尚君《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補編》，于周紹良《唐代墓志匯編》外另搜集得唐人遺文6200多篇，編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將由中華書局出版。與此同時，還有吳鋼主編的《全唐文補遺》第1至5輯（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羅亦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處，使讀者難以查核。張璋、黃畬編《全唐五代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書目和作者索引等，頗便利用。
工具書的編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學社已經有洪業編纂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引得》之類的書問世，近20年來，各種索引和工具書層出不窮。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書人名索引》（中華書局，1979）、《新舊唐書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舊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詩》、《全唐文》等總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學術性比較強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合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中華書局，1982）；方積六、吳冬秀編《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中華書局，1992）；吳汝煜編《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還有一些實際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書，如吳廷燮《唐方鎮年表》（中華書局，1980）、嚴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華書局，1986）、郁賢皓《唐刺史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戴偉華《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書還有楊志玖、吳楓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分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詞最多的斷代史辭書；唐長孺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冊，匯集了各方面優秀的專家寫成，比較注意吸收學術界的研究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計算機室研制的《全唐詩數據庫》所生成的唐代詩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書編纂中的新動向。臺北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發的二十五史全文檢索系統，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方便（見杜正勝主編《古今論衡》創刊號陳弱水文，臺北，1998）。目前南開大學組合數學研究中心開發的簡體橫排二十五史全文檢索系統，彌補了史語所二十五史的遺漏與錯誤，也即將面世。這將大大方便大陸學者利用計算機檢索《隋書》、兩《唐書》和新舊《五代史》。期望將來有更多的歷史資料制成為全文檢索文本。

九展望與反思

20世紀是中國學術從傳統國學走向近代意義上的人文社會科學的世紀。中國傳統學術的局限性是明顯的。近代以來，進化論、歷史主義、實證主義、文化史觀、唯物史觀等等先后涌入中國，使近百年來中國的學術研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如果說近代學術史猶如一條波瀾壯闊的長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寬廣的小溪。但是試圖運用新觀念、新理論和新方法來闡釋歷史問題，同樣是大多數研究中古這段歷史的學者們的共同追求。王國維、陳寅恪的二重證據法，陶希圣、董家遵、陳鵬對于社會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論光芒，在那個時代都具有創新意義。5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成為學術研究的指南，運用階級觀點研究農民戰爭，運用唯物史觀研究經濟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豐富的，然而教訓也是深刻的。教條主義的、注經式、圖解式的研究使歷史學淪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則天研究中的比附；農民起義研究中的拔高等等。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學術界是否應該從此因噎廢食，只滿足于對個別具體問題的就事論事式的探討？陳寅恪觀察到牛李黨爭中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蔭；牛黨主姑息藩鎮，李黨主討伐藩鎮。后來有研究者以科舉制劃線，并用階級觀點解釋說，牛黨進步，李黨反動；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說中小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團或者說貴族公卿集團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則用對藩鎮的態度劃線，并且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把統治階級分成三個部分，即公卿顯官集團、地方豪強地主、中小地主。認為李黨是公卿顯官集團的代表，并且與中小地主階級結盟，反對代表地方豪強政治利益的牛黨。今天看來，這些解釋都有牽強附會的地方，當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對過去的歷史結論進行“解構”，比較時興的做法是在考證了一番具體歷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權力之爭來解釋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當然，權力之爭也是一種理論，但是它仍然無法掩蓋史學界在理論上的捉襟見肘。
理論并不是先驗的東西。理論是方法，是觀察問題的角度，是解釋歷史的依據，是敘述歷史的架構。以方興未艾的社會史為例，如果僅僅局限于具體歷史問題的敘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個敘述什么，怎么敘述的問題。即使只是介紹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和節日風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對于社會史的內容與方法、結構與功能等等問題的理解。從本世紀以來，我們從西方世界引進了太多的理論，無論是從日本轉口、港臺轉口，還是從俄國進口、歐美進口，這些理論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圇吞棗地被使用。實際上，關于中國社會歷史研究的理論范式與概念系統需要重新探討。諸如當代社會科學理論成果是否能夠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為中國歷史研究所吸收；怎樣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認識作為一種區域研究的中國歷史與主要以西方文明為模式而發展出來的社會科學專業領域的解釋系統（如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之間的契合與非契合關系問題，即如何解決在后者涵蓋性不足的前提下將其移植到中國歷史研究中所產生的矛盾問題，乃是今后學術界當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學界面臨的重要課題。
理論問題要創新，實證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經濟史研究曾經是實證史家縱橫馳騁的領域，均田制、租庸調、徭役、兩稅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業、行會、物價、市場、城市、貨幣、管理等領域還缺少有深度的論著，尤其對于唐代后期的經濟生活，還沒有比較系統的專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長于實證研究的學者樂于耕耘的一塊土地，近年的一些論著挖掘出了過去人們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問題，但是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資料，對唐代藩鎮使府僚佐、軍將的研究很有創獲，如今墓志的史料價值愈加受到人們的重視，利用墓志研究官員的升遷程序、中下級官員和中下級軍官的有關制度問題，還將有待于能夠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細密的鉤稽與研究。當前的問題是，表面看來隋唐史幾乎所有的問題都被研究了，沒有新題目可做了，實際情況是許多課題都沒有完全做到位、許多問題都沒能解決得很徹底。關鍵在于史料的發掘還不夠充分，對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夠。實證研究是這樣一種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啟發與階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時又不能饒過前人的研究歷程，仍然要竭澤而漁地重新讀書，詳盡地占有資料。也就是說既不能從頭干起--就借鑒成果而言，又必須從頭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資料難度比較大的課題，如邊疆史地、敦煌吐魯番研究、宗教與考古方面的課題，比較受到研究者的青睞，也比較容易見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謂傳統的“正規”課題--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會如中原地區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研究，大家公認的力作并不太多。這里除了理論方面的原因外，還因為研究這類看似老生常談的問題需要在史料鉤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學術積累比較多了，要再前進一步，必須作出非同尋常的更加艱苦的努力。
當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問，21世紀的青年學子不可能走從小記誦經史子集的老路。當前要想在資料占有上超越前人，還要充分利用各種優秀的工具書和電子計算機檢索手段。香港學者與武大等內地學者在編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們還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匯編》所附人名索引錯誤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還要象編《元史語匯集成》那樣，將文獻中的色役、資課、除陌、齋郎、行署等等語匯編成“唐史語匯集成”。總之，編輯出更多更好的工具書，將更多的史籍電子化，是我們今后應該大力倡導的一項重要事業。此外，還要把那些資質優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學歷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隊伍里來，要想在藝術、詩歌、宗教、禮樂、經籍等文化史領域里有所成就，不僅需要皓首窮經的傻氣，還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靈氣甚至天賦。研究歷史問題要比研究現實問題困難許多，而前者的社會回報率遠遠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紀市場經濟充分發達的條件下，要想吸引優秀人才到一個付出很多而回報率較低的行業來，無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須有社會的支持。
與歷史研究最為密切的學科是考古學和古文獻學。敦煌吐魯番學既屬于考古學，又屬于文獻學，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與敦煌吐魯番學研究分離的狀況應該改變。過去少數治敦煌吐魯番的學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獻資料，而許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學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魯番文書，隨著敦煌吐魯番資料的日益書籍化，相信其文獻價值會更便于治唐史者利用，而許多敦煌吐魯番學家也將從文獻校錄的基礎工作中脫身，從而有利于隋唐五代史研究與敦煌吐魯番研究的合流。
隋唐五代畢竟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個橫斷面，期待有更多的唐史專家兼通宋史。唐代后期的許多變化是在宋代才顯露出來的，宋代史籍中的一些關于唐史的資料還沒有充分挖掘出來。史學觀念的更新也會帶來新領域的開拓，諸如隋唐五代民眾的宗教意識與宗教信仰、社會思潮等已經引起人們的重視，還有家庭史、疾病史、輿論史、森林植被史等有待拓展。有些已經有研究成果的領域，如社會史、人口史、經濟史、文化史，還需要擺脫就事論事、一味堆砌史料的敘述與寫作方式，尋求新的敘事框架、范式與結構。為此，要加強與海外學術同行的交流，國外學者的研究方法和選題意識，也許是能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一部面目不同于50、60年代出版的同類著作的新的隋唐五代斷代史的出現還是比較困難的。但是一旦我們能夠從中國古代史的通史角度來審視隋唐五代的歷史發展，一旦我們的史學觀念沖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一旦各個專門史研究有了比較大的突破，那么新的隋唐五代史綜合性著作的問世便會水到渠成。



《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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