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浙江諸暨人。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后，歷任青年團上海盧灣區工委宣傳部部長，《萌芽》雜志、《文藝月報》編輯，《解放日報》編委。“文化大革命”中，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結成“四人幫”。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永遠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犯有領導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和誣告陷害等罪行。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1981年1月25日上午，莊嚴的時刻到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
作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獨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別了一支自來水筆——他依然保持著“筆桿子”的形象。
對于姚文元的審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姚文元概況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審主要內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幫” 宣讀起訴書。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 “長沙告狀”。姚文元污蔑鄧小平是
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后臺。”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進行反革命宣傳；
誣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陳丕顯、曹荻秋；
支持濟南“五·七”武斗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魯瑛派記者搜集誣陷黨政軍領導
干部的材料；
誣陷南京人民群眾，指使魯瑛派人到
天安門廣場搜集革命群眾的言行，
誣陷群眾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辯論。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幫” 法庭宣判。
嚴肅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審問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里養病的毛主席誣告鄧小平同志。在王洪文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張春橋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樣誣告鄧小平。姚文元你交代，當時說過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說過攻擊鄧小平同志的話，我現在認識到這些話是錯了。”
這位“輿論總管”出于職業習慣，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誣陷”換成了“攻擊”：“誣陷”，乃捏造罪狀陷害人，自然要比“攻擊”嚴重得多。
法官又問：“姚文元，你具體交代講了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眨著金魚眼，欲言又止，抬起頭來問法官：“我現在可以把這些話說出來嗎？”
十名主犯被押進被告席上的鐵欄里，左起：張春橋、陳伯達、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
看著姚文元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聽席上差一點爆發出笑聲。
他，終于罪有應得，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他，四十五歲入獄；1996年他刑滿時，六十五歲。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我訪問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宿舍里了。在上海東南方一條稍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樓。姚家住在二樓的一間。夏日的中午，二時半，我敲響了房門。
姚文元的三女兒給我開門。她是個中學生，正準備去上學。聽說我要訪問她的母親，便帶我走過小小的灶間，步入臥室。灶間里放著一大碗燒熟的梭子蟹。
聽見敲門聲之后，金英剛從午睡中醒來，臉頰上有著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與二女兒、三女兒住在一起。大女兒已經出嫁了。
她，一頭短發，臉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顆痣，穿一件短袖細咖啡條子上衣。
她家共兩間屋。書櫥里堆滿書。床上鋪著竹席。家具很簡單。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談著，桌上正放著一份當天的上�！段膮R報》。
她不斷地唉聲嘆氣，幾度想哭。她的手，不斷地摸著方桌玻璃臺板的邊緣。
她早已不在原單位工作，已經調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工作單位，只是掛名而已，從未上班。她長期請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獲準前往北京秦城監獄探監，見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親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關部門提出，她能否繼承姚蓬子遺產？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陜西南路的中國人民銀行里存了一筆錢。“文革”前，姚蓬子作為上海師院代課教師，每月有一百元工資。“文革”開始之后，“停課鬧革命”，姚蓬子也就無課可教，代課工資沒有了，靠這筆存款維持生活。1968年6月，當周修文到銀行取款時，營業員風聞姚蓬子是叛徒，見到周修文所持戶口冊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師院代課教師，即打電話給上海師院“革委會”。師院答復說，姚蓬子確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規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凍結。叛徒當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凍結了。
姚蓬子急了，讓妻子到上海師院交涉。師院總算開了證明，準許姚蓬子每月領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夠一家子的生活開銷?何況，姚蓬子正生病。這事情鬧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家辦公室”。市里倒好說話，因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一副主任”�？丛谝ξ脑拿嫔希欣锵逻_了姚蓬子存款解凍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總算有了生活來源。
姚蓬子死后，這筆存款便供周修文維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繼承的姚蓬子遺產，則是另一筆款子。姚蓬子的“作家書屋”在接受“資本主義改造”之后，姚蓬子作為資本家，每年領取定息。但是，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至1966年9月，他沒有領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對家人說過，這筆定息上交國家。
姚蓬子只是口頭說說而已，并未辦理過正式上交手續。根據現行政策，原工商業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屬要求領取定息，可予發還。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繼承遺產的要求。
根據繼承法規，除周修文及女兒姚文華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遺產的法定繼承人。
在秦城監獄，姚文元談了關于姚蓬子遺產的三點意見：
一、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父親上交定息是對的�，F在母親和妹妹對父親的遺產提出繼承要求，請依照繼承法給予滿足；
二、我個人對父親遺產沒有想過繼承問題。對于母親，我長期未盡贍養義務；
三、我接受父親遺產中屬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間，我應繼承的份額由妻子代管，作為家屬去探望的費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學習的費用。
上海的司法部門，現在已經按照繼承法，把姚蓬子遺產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華繼承。這，原本是身處囹圄的姚文元，連做夢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監獄里，他每天都仔仔細細看報紙，從頭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著拿起鉛筆寫“批示”了。他也愛看電視，尤其是每晚的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節目，他是必看的。據告知，他在獄中完成了論文《論自然科學與哲學》。
姚文元曾“評”過這，“評”過那。如今，如果要評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過于他自己在評論中寫過的一句話：
“野心會隨得志的程度而膨脹，正同資產階級的貪欲會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而發展一樣，永不會有止境……” （注：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頁。）
姚文元的結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日所寫的“精辟之言”：
我手無寸鐵，就一支筆，且是鉛筆，“打倒”除殺頭坐牢之外，就是把我這支筆剝奪掉。
時光如逝水。轉眼之間，到了1996年10月6日。這是逮捕“四人幫”二十周年的紀念日。
已經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傳媒所關注的新聞人物——因為姚文元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這天刑滿。
由于我寫過《姚文元傳》，于是，許多記者便打電話向我詢問有關情況。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報》記者徐景輝打來長途電話，采訪了一個多小時。他詳細詢問了姚文元的經歷。我逐一作了答復。
《明報》在6日報道了我的談話。
接著，6日傍晚，日本《讀賣新聞》記者中津先生從北京打來電話，也是采訪關于姚文元問題，問了一些類似的問題。
7日下午三時許，接到法國新聞社駐上海記者劉秀英小姐的電話，很急，要求馬上趕到我家采訪姚文元情況。
她留著長長的披發，小個子，講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話。我的談話，她用英文作記錄。我拿出《姚文元傳》給她看，她說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來，作一次補充采訪。
記者們的采訪，主要是詢問姚文元的生平、經歷，也問及他的近況。我只能盡我所知，作了答復。
問：“姚文元在10月6日會獲釋嗎？”
答：“理所當然。”
又問：“會回上海嗎？”
答：“有可能。”
還問：“他會完全自由嗎？”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陳伯達獲釋的情況，告訴你：陳伯達刑滿的當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長主持，舉行了一個小小的獲釋儀式。當時，陳伯達住院，儀式就在醫院里舉行。副部長講了話，陳伯達也講了話，還有接收單位負責人講了話。所謂接收單位，也就是陳伯達出獄后分配工作的單位——此后由那個單位發給工資。這儀式不公開報道，但是有人攝影，有人攝像、錄音。陳伯達獲釋后，在家安度晚年。不過，他畢竟是曾任要職，曾是中共第四號人物，所以他家的‘鄰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員，以保證他的安全。沒有得到允許，不許外人接觸他。我得到允許，在陳伯達晚年，多次采訪了他。我想，姚文元這次獲釋，大體上會跟陳伯達差不多。”
再問：“你如何評價姚文元獲釋？”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幫’之中，唯一一個活著走出監獄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經先后死于獄中。張春橋雖然仍活著，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樣獲釋。張春橋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緩期二年執行。兩年后又改判為無期徒刑。既然是無期徒刑，那也就沒有刑滿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獄中仍堅持寫日記。他出獄后，會寫作回憶錄。盡管他仍處于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狀態，在被剝奪政治權利期間，不能出版，但是他會堅持寫下去的。”
姚文元
……
在“四人幫”之中，最后一個離開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終年七十四歲。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后半個月，由新華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華社用簡短的篇幅報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
香港媒體披露說：
新華社的此條消息是姚惟一的官方訃聞，不過港臺報刊和國外媒體卻多有報道。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說：“新華社消息出來后，美國《洛杉磯時報》等七八家媒體都有打電話來，我沒有接到國內媒體的一個采訪電話。”他認為，官方訃聞的發布是特意選擇了周五的下午時間，因為接下來是雙休日，以此避開海內外媒體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內中提及的“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顯然是指在下。
跟張春橋之死一樣，姚文元的離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陣議論。我在2006年香港《開放》雜志發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選”了一個最敏感的時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這篇“宏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來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幫”三十周年慶。姚文元之死，喚醒了眾多中國人對于“文革”的記憶。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國諸多年輕人竟然不知姚文元為何許人，問“姚文元是誰”？也有的年輕人聽說姚文元是“四人幫”中的一個，便問：“‘四人幫’是哪四個人？”在網上，還可以見到年輕人的種種奇談怪論：“姚老走好！”“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死得默默無聞��！”甚至有人在網上我的一篇關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黨偉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發的一系列怪現象，凸現了中國也有“教科書問題”：盡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后，有人對“文革”諱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張“淡化文革”，使年輕一代不知“文革”。
其實，記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為了防止這樣的浩劫在中國重演，是為了中國不再產生“張春橋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種各樣的“小張春橋”、“小姚文元”。時至今日，中國并沒有徹底鏟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極左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席卷中國大地之時，連巴金都驚呼“文革”又來了！幸虧胡耀邦及時制止，才使這場“后文革”運動半途而終。
姚文元之死，為《“四人幫”興亡》畫上了句點。“四人幫”俱亡，這四顆災星，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永遠值得記取。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6257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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