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之初，北京一夜之間封閉了全市所有的妓院，并對妓女進行集中收容改造，這種斷然禁娼的方式，被稱為“北京方式”。2000年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高度肯定了這項成就：“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使這種在中國延續3000多年、嚴重摧殘婦女身心健康和尊嚴的罪惡淵藪絕跡。”

1949年11月21日晚，冬日北京的街巷漸漸地沉寂下來，但八大胡同卻正是迎來送往的熱鬧時分。晚飯剛過，胡同里來了些穿干部服的人，他們將各個妓院的老板和領家(俗稱“老鴇”)叫去派出所開會。這并不是第一次集中開會，老板、領家雖心有不滿，卻并不反抗，乖乖地去了。

大約8點左右，突然有幾輛卡車疾馳入胡同口，“嘎”地停下。從上面沖下來帶槍的解放軍戰士和穿制服的民警，他們堵住每一個妓院的門口，熟練地登上房頂，占據最高點，其余的人則迅速守住大門口、天井以及街角。

這一日，北京市所有的妓院一夜之間被查封，無一漏網。

行動由北京市公安局長羅瑞卿親自指揮。就在此前，當天下午5點，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通過了關于封閉妓院的決議。“晚上8點開始行動，天亮前就把全北京244個妓院全部封閉，把1200多妓女集中起來。”時任北京市婦聯聯絡部副部長、現年已89歲高齡的張潔?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起60

年前的事情，思路仍清晰。

第二日，《人民日報》即發表評論文章宣告：從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絕跡，妓女解放。

但是，對于妓女們來說，她們并不知道被“解放”意味著什么。

一名妓女對著站崗的戰士敞開上衣

查封妓院的當晚，北京各處的妓女們被送到北京市婦女生產教養院來。

“封閉妓院之前，市婦聯抽調了10個人，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各單位抽調了一些女同志，一共80多人，成立了北京市婦女生產教養院。當時是市婦聯副主任楊蘊玉負責，我協助她。中途她走了之后，就是我來負責。”張潔?說。

北京市婦女生產教養院的指揮部就設在八大胡同的春艷院，下設8個分所，集中在八大胡同的兩條胡同：韓家潭和百順胡同，任務是教育改造妓女，將她們變成社會普通勞動者。

教養院工作人員的年齡普遍偏小，都在20歲上下。二所所長裴棣25歲，從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調來,后來成為著名女作家的柯巖20歲，大學剛畢業的孟睿才18歲。孟睿剛剪了男式頭，顯得更瘦小，擔心自己壓不住場。曾做過地下學生工作的裴棣問她：“你身上穿著什么?”“列寧服。”裴棣說：“這就行了，這身列寧服，就是咱們的身份。”她們忐忑不安，為自己打氣，因為后面有一場未知的戰爭。

好容易把妓女們分到各個所，分了屋子，安排妥當，工作人員們就在被搬空的妓院床鋪上開始工作。床鋪潮濕陰冷，又是性病傳染點，她們在床上灑了厚厚一層六六六粉，嗆得直打噴嚏。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裴棣就聽見從一個屋子傳出哭聲，緊接著，“哇——”，全所一百多妓女全部開始號啕大哭。

一早趕到教養院來報到的柯巖，也見識到了同樣的場景：撲面而來的是一片哭天搶地的號叫，一個個花紅柳綠，又披頭散發、捶胸頓足。

事情報告到指揮部，等張潔?趕到時，眼前已是一片亂象：又哭又鬧的，上房逃跑的，尋死上吊的，往外沖的，還有鑿墻洞的，無所不有。

“之前妓院的領家、老板造謠說，共產黨要把她們送到東北去配煤黑子，共產黨要共產共妻，一個人配十個傷兵等等，所以她們很害怕，不知道把她們集中起來干什么，”張潔?說，“當時每個所里有一個排的解放軍戰士，是為了保護她們，以免從前的地痞流氓再來騷擾她們，但她們以為是來看押她們的，所以第一天反抗情緒特別激烈。”

到中午吃飯的時候，裴棣負責的二所又出了狀況。就在工作人員去打飯時，一名妓女突然對著站崗的戰士敞開上衣，戰士當即背過身去。半裸的妓女喊：姐妹們快跑，解放軍不敢向我們開槍!裴棣和教管員們見勢不好，拔腿往大門口沖，站崗的戰士也回過神來，但仍擋不住妓女們瘋狂的外涌。

裴棣情急之中大喊：你們就是跑出去，也會給送回來!散居在外面的暗娼，今天也要被送回來，你們能跑到哪兒去呢?

后來裴棣知道，當時有妓女曾出主意想掐死工作人員再各奔東西。

“當時給她們講政府的政策，為什么封閉妓院，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人民大眾的政府等，但她們根本不懂，也聽不進去。后來吃了點東西，稍微休息休息，我們就去各個屋里看她們，跟她們聊聊，安撫情緒。”市婦聯主任助理、時任一所副所長陳心濂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除了妓女的情緒，站崗的解放軍戰士的情緒也需安撫。據柯巖后來回憶，每次所里開會，解放軍戰士都哭，因為許多妓女佯裝不小心，往他們身上潑臟水，然后湊過去摸他們的腳。

連管教干部都用不上的盤尼西林

“現在回想起來，對她們最有效的安撫，是歸還了她們的個人財物。”如今已80有余的裴棣家住南城，身體很好，每天早晨仍保持游泳的習慣。

查封妓院時，所有人都不能將財物帶出。有領家、老板企圖通過妓院里的茶房把妓女們值錢的首飾送出院外，都被一一攔下，查清主人，加以封存。

重返社會

半年后，改造工作基本結束，妓女們可以由家人領回家,可以出去結婚,也可由政府安排工作。但是教養院也有一些條件。

“家里來接的，一定要有當地政府的介紹信。結婚的對象一定要有正當職業，不是無業游民。而且保證生活，不能再做暗娼。”張潔?說。“到1950年6月底，有596人與工人、農民、攤販結婚，379人被親屬領回家，有62人被吸收進劇團和醫院，最后剩下209人，政府為她們買了82臺紡織機器，辦了一個新生棉織廠。”

裴棣因為懷孕，提前離開教養院，1955年又隨丈夫到新疆工作。1959年，她回北京辦事，到中山公園看淮北抗洪的展覽。“上面有張大照片，看起來特眼熟，后來發現就是我所里的一個河南小姑娘，她在蘇北救災當了英雄模范，挺好的。”

時隔不久，裴棣又在電車上偶遇了另一名妓女學員。她身穿灰白干部服，很自然地與裴棣打招呼，說話與姿態已毫無當年的風塵痕跡。她笑說她后來學了醫，在同仁醫院工作。

當時的社會對妓女多懷同情之心，能平等看待，但也有人心懷疑慮。在張潔?的印象中，有一個妓女學員叫張金香，年輕貌美，有一副好嗓子，人稱“郭蘭英”，后被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招走。但1952年，她又被公安局當野妓收容，嗓子也壞掉了。“據說是劇院里有人看不起她，怕她有病，總和她保持距離，后來就跟嫖客跑了，淪為野妓。”張潔?如今回想起來，仍一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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