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流亡于旅順、仍沉浸于恢復大清帝業的肅親王善耆迎來了他的第38個孩子，他為這個小生命取名愛新覺羅·顯琦。90年后，當“公民金默玉”回望當年身為肅王府的十七格格時，這位最后的格格，也完成了對中國最后一代王朝的記憶和見證。
旅順和大連當年也是清朝遺老遺少聚集的地方。父親到了旅順后，恭親王溥偉也追隨他到了大連。恭親王溥偉特別崇拜我父親，他也贊成父親，認為不能鎖國。恭親王長得漂亮極了，真像個王爺的樣子，不像我父親是個小矮人。他小楷寫得也漂亮，問他《紅樓夢》哪一回寫的什么，他隨口就能說出來。父親去世后，他特別疼我，認我為干女兒。我在恭王府行四，是“四格格”。恭親王也是對清朝念念不忘，1931年跑到沈陽去拜祭清祖先陵，后來又跟著溥儀跑到長春“滿洲國”，沒幾年就死了。現在大連還有恭親王的房子，我幾個哥哥也在大連買房子住，現在大連黑石礁一帶還有一套，據說已經變成了飯店。
愛新覺羅·顯琦
剛到旅順時我們家還是一個大家族，都已破落成那地步了，還有兩百多口子人呢！父親是為了他的復辟夢而到旅順的，但對那幾位夫人來說，旅順太小太悶了，哪能跟北京比呢？父親在時她們不敢動，但我們家吃的、喝的、用的都從北京運。父親一死，幾位夫人很快回了北京，有幾位哥哥去了大連，這個大家庭很快就散了。
沒落皇族
我在旅順待到13歲。我畢業那年，溥儀的“滿洲國”也成立了，我去長春上了很短一段時間的學。那時我幾個哥哥在“滿洲國”謀得了一官半職—同母的大哥金憲立任“齊齊哈爾市長”，后來他跟人鬧別扭也不干了，要去日本；當時川島芳子也在長春，哥哥們也怕我受她影響，就把我一起帶到日本了。
我們到日本被安排讀日本的貴族學校。一起去留學的都是滿清后代，比如婉容的弟弟潤麒，溥儀的妹妹、醇親王府的三格格都是我們同學，他倆后來成了一對夫婦。潤麒年輕時候特別淘氣，一不高興就掏出槍沖天上放兩槍，不過后來經歷了那么多磨難，他的脾氣也變了。前一段聽說他還好好的，沒想到出門摔了一跤，就死了。
那時我們家是被川島浪速控制著的，川島浪速是利用我們家起家的。父親當年為了復辟找到他，父親在世時，他“王爺長、王爺短”的，拍父親馬屁，他過去就是個三等翻譯官，中國話也不怎么樣。川島浪速就怕我父親一個人，他看透了我們家，哥哥們都無能，年紀大的幾個哥哥都抽大煙，年紀小的還在上學，父親一死，我們家也沒什么人頂事，整個家就被川島控制了。
我很小的時候見過川島浪速，他到過旅順。記得有一次吃飯時他突然把襪子脫了，往后一扔，那時候我不知為什么就對他有些反感，覺得他真下等。川島浪速掌管我家很長時間，他對父親的幾位夫人不敢不恭，她們回北京后，川島每個月定期給送生活費，那幾位夫人什么也不懂，只要給生活費、生活不成問題就不過問了，還感恩戴德地喊他“川島大人”。后來大奶奶、三娘、二娘等都相繼去世，川島浪速就一點點掌握了我們家的財產，我們在大連、天津都有不動產，最終都被他控制了。
從格格到平民
珍珠港事件爆發后不久，我被迫中斷了兩年的大學生活，從日本回到北京自己家的那所老宅，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長住，也是我記憶里最無聊的時期，什么事情都沒有，在家里憋壞了，王府井一天能逛好幾次。
我關于人生的所有夢想也因為那個動蕩的年代而破滅。我曾經設想自己做一名四處采訪的女記者，甚至去做歌唱演員，但長輩們覺得，身為一個王府里的格格，怎么能四處拋頭露面呢？我喜歡騎馬和打網球，為了玩起來方便，在19歲生日那天，我剪了一個短短的男式頭發，那張照片被照相館放大了放在櫥窗里，被我一個哥哥無意中看到了，他特別生氣: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隨便掛在外面讓人看！
從小我對錢沒什么概念，從不接觸錢，也不必拿錢，要什么有什么，大了以后也不用我管錢，哥哥們早給買好了。他們從幾百樣里挑幾樣好的，拿回來給我挑，哪用得著我花錢呢？到了民國時期，開始實行記賬。去東安市場逛，大家都知道這幾位常去的客人的身份，說這個小姐是什么府的，那個人是什么市長的女兒，他們也都知道我是肅王府的小格格，我一去他們就“您隨便拿”，喜歡什么就說送回家里，也不用自己帶回家。到了節假日、舊歷年算賬，家里的賬單一疊，到時自有人算賬，但誰給的我都不知道。
此前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剩下的大半生，竟會以這樣一種方式度過。1948年，哥哥成了眾多匆匆離開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員，留給我的是100塊錢、6個孩子，外加一個老保姆和她的女兒，一家9口的生計都落在我一個人身上。我既沒結婚，也沒孩子，為了維持生計，我開始陸續變賣家中的鋼琴、地毯、沙發、皮大衣、留聲機等。為了謀生，我還給海軍織過毛衣，3天1件，但還湊不夠一家人的菜錢……在這種窘迫中迎來了一個新的政權。
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館做館員。當年在日本學習院的那些同學設法找到了我，分隔幾十年，她們說我一點都沒變，還嘻嘻哈哈的。我拒絕了他們讓我去日本定居的邀請，我還是那個想法，我畢竟是中國人。現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們這一輩，男的是“憲”，女的是“顯”，下一代女的是“廉”、男的是“連”，現在這些后人有姓金，有姓連、廉，姓什么的都有。以前是皇上賜給8個字，可以用八代人，這8個字用完了再給8個，現在也沒人給排了。我們家到“連”就沒了。那個曾經顯赫的皇族，已完完全全是這個民族徹底翻過去的一頁了……
愛新覺羅·顯琦（金默玉）-中國最后的格格
出生
金默玉出生的時候，父親肅親王善耆已經在東北流亡6年了，他給這個最小的格格起名叫顯琦——一塊寶玉。
金默玉沒有趕上肅王府的鼎盛年代。那時候北京有一句話：“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墻，肅王府的銀子用斗量。”傳說當年由于銀子太多，每年肅王府都要曬銀子，怕銀子發霉。肅王悠閑地坐在屋子里喝茶，對管家說：“去，查查，銀子少沒少。”管家出去點點，回報說：“沒少”。肅王點點頭：“再曬。”第二天，肅王又對管家說：“去，查查銀子少沒少。”管家又出去點點，回報：“沒少。”肅王再點點頭：“再曬。”如是幾番，管家領悟過來，帶著幾個管事的，一人撮了一簸箕銀子帶回家去，回頭稟報：“銀子少了。”肅王點點頭：“那收起來吧。”那應該是八國聯軍進北京之前的事情了。那一年，出逃的善耆奉命回京與各國軍隊談判，回到東交民巷那所200年傳下來的肅王府時，他被通知：這里已經是日本使館了。就這樣，肅王府從東交民巷搬到了東四十四條。
幼年
父親去世的時候，金默玉剛4歲。肅王的風光大葬，一直到金默玉成年，依然被旅順人津津樂道，那是一個王爺的葬禮：靈柩的顏色是鮮紅的，棺木是堅硬的金絲楠木；從肅王即位的那一年開始，這靈柩就早早地預備下了，每年上漆一次。送葬的隊伍很長，按照規定，抬靈柩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換班的那套人馬，一共128人。隊列的最前面是如海的“金山”、“銀山”、“馬”、“車”；為了趕制這些供品，旅順所有紙店里的存貨都被搶購一空。送葬的親友多達數百，由于隊伍過長，從旅順家中趕到火車站整整用了一天時間。靈柩用火車經奉天、山海關到達北京，袁世凱親自在車站迎接。送靈的時候，撒的紙錢多得把路面都埋住了，街上擠滿了揀紙錢的窮人。
不論歷史上對這位末代肅親王有什么評價，金默玉始終認為，父親是開明的。北京的東安市場、第一所女校、第一家電車公司、第一所公共廁所、第一所警察學校均出自善耆的建議。1911年，各省代表聯名請愿，督促朝廷早日立憲，攝政王載灃震怒不見，滿朝官員中，只有肅親王迎見代表，表示贊同立憲。1910年，汪精衛刺殺載灃未遂，將被斬首；肅王從中斡旋，將斬首改為監禁。但善耆也有他自己的固執：清王朝滅亡后，善耆率家族200余人逃命旅順。身在旅順的善耆做了一件其他王爺不敢做的事：他把歷代的肅王傳下來的敕封金冊，抵押給日本財閥大倉喜八郎，換來100萬日元的贊助經費，在滿蒙王公中招募武裝，成立宗社黨，一心以復辟清朝為念。1916年，袁世凱暴亡，善耆支持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率眾3000人叛亂。
舊日習俗
整個童年，金默玉都在旅順的宅邸里度過。在那所宅邸里，姐姐們關起門來，梳了兩把頭，把手舉到和發髻持平，練習前清的禮儀，一練就要練半天——沒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還在，逢年過節，一定要拜祭；同族的親戚也還在，請安的時候，失了禮節，就成了大笑話。說起那些清宮戲，金默玉覺得可笑：“動不動就‘喳’、‘喳’，你‘扎’誰呢？那字兒念‘zhe’。”
在肅王家里，吃飯是件大事。像在電影里看到的那樣，哥哥們圍坐在一張大桌子旁邊，身后站著伺候的仆人。吃餃子時候，仆人們會端出一個大盤子，依次遞過去，一人一次只準夾一個，夾多了便失了身份。女孩子們更不能表示出狼吞虎咽的樣子，尤其是在宴會上。在宴會上，金默玉和姐姐們甚至不會去夾遠處的菜——那種不雅觀的事情通常由奶媽代勞，奶媽們會遞給她們一個小盤子，一樣菜夾一點在里面。這當然會吃不飽，但是不能流露出來——她們要堅持到回家去，由奶媽再給她們開小灶。
對這些規矩，金默玉的哥哥姐姐們都無條件地遵守下來。違反的后果是可怕的，有過這樣的先例：大福晉房里的二哥哥，過年打牌的時候偷了兄弟們的牌，被肅王趕出了府。肅王說，王府里不能留這樣沒有“德行”的人。
家族叛逆
金默玉算是個小小的叛逆者。王府的規矩，每個格格都有一個奶媽和一個“看媽媽”。格格出門，總會有一個奶媽或者看媽媽看著。金默玉去上學，奶媽也跟著她去；她覺得別扭，堅持不要奶媽。和她大多數哥哥姐姐一樣，13歲到19歲，金默玉是在日本的貴族學校里度過的。19歲，她對未來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四處采訪的女記者，或者歌唱演員。王府里的長輩們被她的想法嚇壞了：一個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拋頭露面做職業婦女呢？
職業生涯
十七格格顯示出了和父親一樣的固執。1937年，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她被迫中斷了在日本的學業回到北京。這是她第一次在北京長住。直到88歲，金默玉還要抱怨這種生活“讓人窒息”：“哪受得了啊，一天到晚什么事都沒有，憋壞了，王府井一天能去好幾趟。”她終于瞞著家人找到了職業：一家日本人開的鐘紡公司請她去當顧問，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見大家從樓梯上下來。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針，那時候經常會打各種防疫針。我就和他們打招呼：你們是打針去么？他們都笑：金小姐，現在5點鐘了，我們下班了。”在那時候的照片上，她像一個真正的職業婦女一樣，燙著時髦的卷發，眉毛描得細細的，穿著碎花旗袍。微微有些胖，一副心滿意足的大小姐樣子。還有一張照片，是19歲生日那天拍的，穿著旗袍，卻剪了一個短短的男式頭發。她說，把頭發剪成這樣完全是為了玩起來方便。那時她喜歡騎馬和打網球，都是當時最時髦的運動。
那張照片曾經被照相館放大了放在櫥窗里，她的一個哥哥無意中看到了，震怒：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隨便掛在外面讓人看！照相館的人嚇壞了，才知道這位姑娘原來是肅王家的格格，趕忙用鑲金的相框鑲了，恭恭敬敬抬了送到肅王府里來。
那應該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現在想起來，她臉上的笑容還久久不去：薪水還沒發下來，就被她預支光了：親戚朋友們上公司來買東西，一律掛她賬；女同事們下班了，她請她們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錢。那時，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給海軍士兵打毛衣來維持一家9口的生計；有一天，她一個月只能拿到十九塊五角錢，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飛快計算。
生活巨變
1958年2月1日，金默玉入獄。她的房東，一位前清舉人的女兒檢舉了她，她的入獄讓她的丈夫、畫家馬萬里瀕臨崩潰。他們是在1954年，由于一位畫社老板的牽線相識并結婚的。這是金默玉的第一次婚姻，大喜那天，旗袍是借來的，請帖是馬萬里親自用毛筆寫的。金默玉說，那一天，看著大紅的喜帖，她忽然有了感慨：“我怎么這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如果沒有革命，她或許已經像她的姐姐們一樣，嫁給了某位蒙古王爺。她們是滿蒙聯姻的重要工具。但是金默玉不想像姐姐們一樣。在北京的時候，她拒絕了家里人的提親，她沖著他們喊：“我的事，你們誰都不要管。”
那時候，她覺得：“男人們都太不成器。”善耆把他的兒子們都送到了國外，他們讀的是國外最好的軍事院校。在金默玉看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軍事院校里只學到了一身大爺脾氣，有幾位哥哥還抽上了大煙。東四十四條的房產、旅順的房產、大連的房產一點一點都變賣了。他們把賣房子的事情托給川島芳子的養父川島浪速，這個日本人卻私吞了一半財產，到1949年哥哥們去了香港，留給金默玉的全部財產就只有100塊錢。
艱難生活
這場婚姻，一半是仗義，一半是無奈。為了養活包括大哥的四個孩子、二哥的兩個孩子、老保姆和她的女兒在內的一家9口，昔日的十七格格開過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個月下來，買肥皂的錢比掙得還多。給海軍士兵織過毛衣，用的是在日本貴族女子學校里學來的技巧和款式，三天織一件，終于能掙出一家人的買菜錢�？椕率Ｏ碌木�，舍不得丟，攢起來，攢了一年，給小侄子織了一件毛衣，歡喜得逢人便說：“我賺了一件毛衣。”賒賬成了每天的必修課。胡同口雜貨鋪的老太太，看到她走進來就追著問：“錢什么時候給啊。”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她辦起了四川飯館，飯館就開在院子里，北京當時有40萬四川人，這家四川飯館一下子火了起來。但沒想到，合辦飯館的那個南京老頭，盯上了單身的她，一天到晚纏著她。只有結婚，才能讓她擺脫這個老頭的糾纏。
嫁給畫家
金默玉是馬萬里的精神支柱，遇到她的時候，馬萬里流落北京，覺得國畫沒有前途，一意自殺。金默玉讓他有了作畫的地方，也有了一個家。1966年，為了不連累馬萬里，金默玉申請離婚，她要面對的，是一個人度過15年的刑期。
“監獄讓我徹底了解了中國社會。”88歲的時候，她這樣評價她的監獄生涯。
她曾是那樣的歡欣鼓舞地迎接過新中國的來臨。解放軍進城的那一天，在租來的東單四合院外面，她靠著磚墻，看一隊隊士兵打著綁腿，身板筆直地從街上走過去，心里特別歡喜。她想，以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挎著舞女的酒氣熏天的大兵了。她誠心誠意地要當一個街道積極分子，跟著大家拿著玻璃瓶瓶和竹夾子，到各家廁所去，翻開磚頭，挖出磚頭下的蛹。1954年，她的飯館被公私合營，她成為中央編譯社的一名職員，每月拿60元工資，她回到家里，開心得哼起了《我的太陽》。
如果1949年，她和哥哥們一起走了，就不會有后來的這些事，但是她不后悔。她說，在日本讀書的時候，她有一個家庭教師叫加藤。加藤告訴她，高尚不是別人笑的時候你不笑，高尚是一種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須找一天閉門思過，想想有沒有做什么對不起人的事情。你認為正確的，就堅持到底，不要管別人怎么想。
金默玉說，她這一生做過的最正確的事有兩件，一件是沒有去香港，一件是在監獄中沒有陷害過任何一個好人。
結婚
1974年冬天，在天津茶淀農場，度過了15年監獄生涯的金默玉在用一把比她還高的大鐵鍬費力地挖著蘋果樹下的凍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做聲。在監獄時候，她的痔瘡磨破了，血浸透了棉褲，她也不說，只是等活兒干完，悄悄地找地方換了。她知道，她和別人不一樣，別人是人民內部矛盾，她是大資產階級的小姐，漢奸川島芳子的妹妹。
一位講北方話的上海人給手掌流血的金默玉帶來了一把自制的小鐵鍬和一本日語版的《人民中國》，也給她帶來了第二次婚姻。金默玉答應了他的求婚，因為她希望能在農場里分到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她厭惡身邊的那些女勞改犯，她們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來要喝幾大杯酒，用別人聽不懂的話喃喃地咒罵；有人用紅紙把嘴染得通紅，游手好閑。
晚年
犯病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親的時候，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上顯示，她的脊椎有9節都壞了，病歷上寫了“脊椎骨質增生、骨髓炎、腰肌勞損”等一系列病癥。農場給她辦了病退，每月工資隨之只剩下了19元2角，連吸煙的錢都不夠。在監獄里，腰疼得受不了，或是累得支撐不住的時候，她就吸煙，到后來，一天能吸一包。何況，還要給丈夫在上海的母親寄錢。
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50年代在北京，代代跟在她家的保姆白媽拉著她掉眼淚：“格格，您這是從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這不是還沒摔死么！”60年代在監獄，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鋪蓋，就用腳去移；沒有了梳子，就用牙刷把頭一點一點地刷過去；衣服破得沒有替換的，就用碎布在上面縫出小花來；無論處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齊齊的。90年代在美國探親，一位侄孫女苦苦請求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煩他們。”但是在1979年，她寫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鄧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還記得信里的內容：“我如今已經干不了體力勞動了，但是還干得了腦力勞動，請給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別北京生活40年后，金默玉終于可以成為北京街頭市民中那最普通的一分子。她唯一的遺憾，是沒有孩子，在一個女人最好的繁花似錦的年華，她一個人在監獄里做貓頭、做鞋、做玩具劍，干得比其他任何一個人都虔誠。
好在，這十幾年，沒有讓她毫無收獲。在監獄的時候，她幫助別的犯人寫材料，聽到許多她從前想象不到的故事：一個媽媽為了保住祖傳的房產，失手把兒子打死了；一個無辜的女學生被認定成殺人犯。她想，如果大家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人對人的理解就不會這么簡單和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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