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有利”：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條件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與新中國的意義

根據解密檔案和當事人回憶，朝鮮戰爭爆發時，中美雙方均感突兀，也都懷疑是對方策劃了戰爭，但這并不意味著戰爭的爆發是一個偶發事件。從1949年10月到1950年9月最初公開提出中國要卷入戰爭，新中國建立尚不足一年。百廢待興，中共內部的主導意見是不想卷入戰爭。1949年比較強調的事情是肅清殘匪，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各級黨的機關迅速轉變職能，是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是解放軍正規化，搞文化教育，是已經提上日程的民族區域問題，更不要說戰后的恢復重建了。1950年6月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召開，會議反復強調的主題就是土地改革;毛澤東告誡全黨“不要四面出擊”。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刻，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部隊正在轉進新疆、西藏途中，并在東南與國民黨爭奪沿海島嶼�？傊�，新中國沒有加入到這場戰爭中的準備。

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朝鮮戰爭的爆發與中國毫無關系。在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下，朝鮮半島的抵抗力量早已與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密切相關。1949年5月，毛澤東同意將參加中國的解放戰爭、原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三個朝鮮師移交朝鮮，其中兩個師于同年7月抵達朝鮮，另一個師整編為一個師和一個團，于1950年3至4月間移交朝方。這是中國革命與周邊關系的一個歷史延伸，也是中國革命者對朝鮮半島南北對峙格局的實質回應。1950年10月初，毛澤東決定參戰，這個決定不是從戰爭由誰挑起這一問題出發，而是從對戰爭進程及其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影響的判斷出發的。他給當時在蘇聯的周恩來發電，指出采取參戰的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一口號準確地概括了中國參戰“對中國，對朝鮮”極為有利的方面。美軍在仁川登陸后，憑借其軍事優勢，迅速北進，威脅中國東北，朝鮮方面面臨軍事崩潰的局面。中國出兵對于朝鮮方面的支持是顯而易見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推斷中國出兵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擔心聯合國軍會入侵東北、破壞水豐水電站和鴨綠江沿岸的發電設施。1950年11月10日，法國在聯合國提出議案，呼吁中國軍隊撤出朝鮮，保證中國邊界不受侵犯。這個議案立刻得到美英等六個國家的支持，卻被蘇聯否決。這些事實也為當代歷史敘述提供了素材，即中國是在誤判的條件下、由于蘇聯否決了這項議案而介入戰爭的。如果美國沒有進攻中國的計劃而中國出兵朝鮮，“保家衛國”的意義何在?

這里暫且提出兩點解釋：第一，美國總統和國務院的一兩個電文，或者美國操縱下的聯合國通過的一、兩個決議，并不能決定戰爭進程。帝國主義戰爭總是超出他們的“計劃”。從歷史上看，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或者“七七事變”也不是天皇或者日本內閣直接下令，而是由前線的軍事將領決定的，至今有人以此為日本的戰爭政策辯護。布魯斯?柯明思(Bruce Cumings)指出：對朝鮮戰爭的干預和美國外交政策決定常常產生于一個“決策矩陣”(matrix)，而不是個別人的指示。僅僅根據解密的某些檔案、選取其中一兩條電文和文件作為證據，并不能斷定美國是否會跟中國打一場戰爭，美國是否想壓迫到鴨綠江邊。在麥克阿瑟揮師北上的時刻，如果沒有有效的阻擊，朝鮮和中朝邊境的軍事態勢究竟會發生怎樣的突破是無法預估的。事實上，在法國提出議案不久前，美軍就已經于11月8日開始轟炸鴨綠江上的公路橋梁，美軍在轟炸橋梁時“入侵了中國領空，有的還對中國邊境的城鎮進行轟炸掃射”。在此之前，從1950年8月27日開始，美軍飛機就屢屢飛越中朝邊境，并在城市、鄉鎮、港口進行掃射和轟炸，造成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美國海軍并在公海上武裝攔截中國商船。中國政府向美國提出抗議并向聯合國安理會控訴后，美國飛機的入侵和襲擊行為仍然持續。

第二，中國的底線不是要求美軍不要直接進攻中國，而是不允許美軍越過“三八線”。1950年10月3日，周恩來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請他轉告英美，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出兵朝鮮，但美國顯然沒有意識到這是中國的底線。10月7日，在美國操縱下，聯合國繞過可能遭到蘇聯否決的安理會而直接召開大會，通過了由美國主導占領北方、進而統一朝鮮的決議，次日美軍就通過了“三八線”。毛澤東強調：不出兵，首先對東北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的電力將被控制。在這個判斷背后，是一個決斷，即決不允許新中國受到軍事威懾。

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底線是不允許美軍越過“三八線”，而不僅僅是保護中國水豐發電廠及沿江設施這么簡單。這一底線初看與美國的對朝戰略重疊，但內涵并不相同。事實上，毛澤東并未將“三八線”當作不可逾越的分界線，他在入朝作戰前兩次戰役結束之后就說過“必須越過三八線”。1950年12月13日，英美要求中國軍隊在“三八線”停止。在此之前，志愿軍攻入平壤的次日，即12月7日，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向中國副外長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說13個亞非國家聯合倡議在“三八線”停戰，但周恩來反問道：為什么在美軍打過“三八線”時，你們不講話?為什么13國不公開宣言要求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并譴責美國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在聯合國通過要求朝鮮戰爭雙方停止軍事行動的次日，12月15日，杜魯門宣布美國進入戰爭狀態。到1950年年底，中美兩國已經處于不宣而戰的戰爭狀態，各自進入了全國性的戰爭動員。

因此，毛澤東決定越過“三八線”包含兩個動機：第一，動搖英美的決心。在第四次戰役后，美軍再次突破了“三八線”，并策劃從側后登陸。從軍事上講，如果不能越過“三八線”，就難以挫敗聯合國軍、尤其是美軍的戰斗意志，并給他們的進攻找到喘息的機會，也難以通過重擊敵人以贏得自身的休整時間。第二，在聯合國軍敗退的情境中，美國利用聯合國發布決議，要求雙方在“三八線”停止下來。在毛澤東看來，此時的聯合國不過是美國操控的、作為戰爭之一方的“國際機器”，中國沒有義務接受它的決議或規定。在這個意義上，打過“三八線”不僅是拒絕承認美國霸權的邊界，而且也是以軍事方式對其政治攻勢的還擊。1951年4月，當麥克阿瑟在軍事失敗的背景下建議轟炸中國本土、武裝國民黨軍介入朝鮮戰爭后，很快被杜魯門以可能招致與中國的全面戰爭而撤換。杜魯門的這個決定與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痛擊了美軍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是通過一場持久的、充滿了苦難而最終獲得勝利的革命才擺脫被奴役命運的亞洲國家，它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強國，卻標志著對一個與帝國主義時代的國家截然不同的國家的承諾，對一個與歷史上既往的國家或王朝的不同態勢的承諾，對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諾。1950年9月5日，毛澤東在《朝鮮戰局與我們的方針》一文中，明確地將中國革命與朝鮮戰爭聯系起來，他說：“中國革命是帶有世界性質的。中國革命在東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鮮戰爭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1951年10月，也就是入朝作戰一周年的時候，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專門提到朝鮮戰爭，他指出：第一，這場戰爭是保家衛國，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第二，既然美國侵略者向我們進攻，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大旗，這是以正義的戰爭反對非正義的戰爭。第三，朝鮮問題應予和平解決，只要美國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解決問題，朝鮮的停戰談判是可能成功的。在上述第一條中，他特別提及如果沒有臺灣問題，沒有美國侵略朝鮮問題，沒有美軍威脅中國邊界問題，中國不會直接加入這場戰爭。

曾有歷史學家提出：如果中國在釜山戰役全面展開之前出兵朝鮮，美國就會失去仁川登陸的機會，這個觀點與1950年10月麥克阿瑟在威克島與杜魯門討論中蘇會否出兵時的觀點完全一致，即中國錯過了最佳出兵機會從而不會出兵。從軍事的角度說，這一判斷有一定的根據，但這種從純粹的軍事觀點判斷戰爭進程的方式與毛澤東對戰爭的把握大異其趣。

新中國的鞏固本身包含著突破冷戰格局的契機。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蘇聯在十月革命的炮聲中誕生，但未能阻止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個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稱霸世界的事實。毛澤東認為現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外國帝國主義稱霸世界的時代，已由社會主義蘇聯的成立，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成立，已由中蘇兩個偉大國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基礎上的鞏固團結，已由整個和平民主陣營的鞏固團結以及世界各國廣大和平人民對于這個偉大陣營的深厚同情，而永遠宣告結束了”。其次，二十世紀中期出現了一個在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的格局、一個新的世界體系，而在亞洲，一個由中國革命的勝利而被帶動和鼓舞的反殖民主義進程正在逐漸展開。這個進程的目標是通過抵抗帝國主義而實現和平，從而實現和平的方法包括了戰爭手段，即毛澤東所說“戰爭轉化為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這是從中國革命戰爭中延伸而來的戰略。早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消滅戰爭的手段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朝鮮戰爭則是用反侵略戰爭反對侵略戰爭。這就是正義與非正義戰爭的政治分野。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是“國內國際偉大團結的力量”得以凝聚的前提，是抗美援朝戰爭與此前所有中國革命中的戰爭之間的分界點。沒有抗美援朝的勝利，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門城樓的宣示就不能得到證明。

、朝鮮戰爭與中蘇關系問題

過去十年中，中國大陸關于朝鮮戰爭的研究發生了一個轉向，除了徹底拋棄了國際主義的視野，轉而用較為單純的民族主義視野解釋這場戰爭之外，另一個趨勢是將研究的中心從中國與美國的較量轉向中蘇關系。比較有影響的看法包括：一、斯大林與金日成聯手背著毛澤東策劃朝鮮戰爭，聯手誘導中國參戰;二、蘇聯放手朝鮮發起統一戰爭，是因為對控制中國東北失去了信心，而中國出兵朝鮮的目的之一是避免蘇聯以美國壓境為理由加強在東北的駐軍而受蘇聯控制;或者，蘇聯支持朝鮮進攻是因為避免毛澤東成為亞洲的鐵托;三、蘇聯是在朝鮮戰爭中受損最大者之一，因為它不僅失去了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而且為中國援助建設了156項重大工程，從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四、朝鮮戰爭加速了中蘇同盟的進程，也破壞了與美國改善關系的契機。因此，一個自然的問題是：中蘇關系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出兵朝鮮?

在蘇軍已經大舉進入朝鮮、逼近漢城之時，美軍為防范蘇聯控制朝鮮全境而做出了以北緯38?線作為美蘇各自對日受降的軍事分界線的決定。從這個角度說，朝鮮戰爭類似于中國的內戰，其中包含著民族統一的訴求，而不能等同于其他的入侵事件。既然是內戰，任何外來軍事干預--尤其是以霸權性的戰略利益為基礎的軍事干預--都缺乏正當理由。1945年9月美軍在南部受降后，先以專機于10月中旬將長期滯留美國、與韓國臨時政府有一定矛盾的李承晚運送回國，而命令國民黨政府扶植的、流亡在重慶的韓國臨時政府人員(右翼的金九、左翼的金奎植等)以個人身份回國。金九等人11月5日從重慶到上海后滯留十多天，國民黨政府與美國軍方交涉后，美軍才用專機將金九等人送回國。金九作為當時韓國臨時政府的中心人物，其政見同樣傾向于反對共產主義并親近美國，美方對韓國臨時政府合法性的執意取締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國不情愿讓中國在戰后擴大在亞洲的影響，希望在朝鮮半島乃至整個亞洲獲得最大權益、霸權獨攬。

年12月的莫斯科美蘇英三國外長會議確定了由美、蘇、中、英對朝鮮進行為期五年的國際托管，結果引發朝鮮南方民眾的抗議，美軍刻意誤導漢城的輿論，把國際托管的協議說成是蘇聯倡導，試圖將反托管運動的矛頭指向反蘇。同時，北方開始土地改革，蘇軍從朝鮮北方撤出大部分駐軍。1946年，由于美國占領軍執行的經濟政策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南方人民起來抗爭，其中最大規模的首先是九月總罷工，10月又形成了“300余萬人參加，300余人死亡，3600余人失蹤，26000余人負傷”的人民起義：“十月民眾抗爭”，參加暴動農民的口號之一就是要執行和北朝鮮一樣的土改;1947年10月美國通過聯合國提出在1948年3月31日前在南北朝鮮同時進行選舉，成立統一政府，但在北方拒絕承認和參與大選的狀況下，美國操縱的聯合國議案事實上等同于支持朝鮮南方單獨進行選舉。

年2月10日，被譽為“韓國國父”的金九發表《向三千萬同胞泣訴》的聲明，反對韓國獨自建國，但反對未果。金九提出南北協商建立統一政府，反對韓國單獨進行大選的聯合國決議，并訪問朝鮮與金日成談判。他對南北協商統一的堅持、與金日成的接觸，使得李承晚成為美軍支持的更佳人選。大選于當年5月舉行，8月15日李承晚宣布當選大韓民國總統，并隨即得到聯合國的承認。同年9月9日，在南方已經單獨選舉的前提下，金日成在北方當選為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主席，并得到東方集團的承認，同年年底蘇軍全部撤出朝鮮，而美軍則在次年6月大部撤離半島。1949年6月26日，也就是美軍撤離的時刻，金九被韓國陸軍少尉安斗熙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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