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伊始，彭德懷就遇到如何正確對待蘇聯顧問問題

隨著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結束游擊狀態，轉入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提上了議事日程。過去，人民軍隊長期處于戰爭環境，殘酷的斗爭使各部隊必須獨立自主，各自為戰。在統一的戰略指導思想下，指揮、制度、編制、紀律都是根據當時當地戰爭的傳統習慣制定的。當時各大戰略區都有自己的條令，這在戰爭年代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全國政權建立后，這樣做已經不適應正規化和現代化建設的要求。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提出：軍隊要統一指揮、統一制度、統一編制、統一紀律。這一要求，成為人民解放軍建設的綱領。1952年7月10日，毛澤東在給軍事學院的訓詞中，更加明確地提出了統一指揮、統一制度、統一編制、統一紀律、統一訓練以及組織性、計劃性、準確性、紀律性的“五統四性”要求，并高瞻遠矚地指出：“這是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部隊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之一。”在新的建軍任務面前，是自己摸索還是向外軍學習，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1949年6月，毛澤東在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代表中國共產黨宣布即將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奉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并擲地有聲地說：“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因此，向蘇軍學習，實際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選擇。

早在1949年8月1日，劉亞樓偕王弼、呂黎平等人赴蘇聯商談購買飛機、議定聘請蘇軍顧問幫助中國開辦航校等問題。后來，雙方通過協商達成協議，蘇聯幫助中國創辦6所航空學校，賣給中國各型飛機434架，派出專家878名來華工作。海軍也是在蘇聯提供艦艇和技術人員培訓之下迅速發展起來的。最早的一批蘇聯專家是以克洛契柯夫為首的84人，他們于1949年10月下旬到達沈陽，隨即被送往大連海軍學校幫助建校辦學。“自1949年11月起，人民解放軍就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開始組建空軍、海軍”，“軍委聘請了幾批蘇聯專家到各軍兵種擔任顧問”。

另外，中央軍委各總部也聘請了一批蘇聯軍事顧問，比如：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為加強總參謀部建設，聘請了顧問尼哥爾斯基等;時為總政治部主任兼總干部部部長的羅榮桓，也不能免俗，總政和總干都聘請了蘇聯顧問。

誠如《彭德懷傳》所言：“新中國建立后，軍隊從蘇聯購買飛機組建航空學校，聘請一些蘇聯顧問幫助訓練。從那時起，便有了軍隊干部同蘇聯顧問的關系問題”。

聘請蘇聯顧問，開始并沒有計劃，而是根據需要隨時同蘇聯方面商定。蘇軍在華的顧問，每年保持在1000人左右，個別年份略多一些。他們主要分布在機關院校。蘇軍顧問的任期一般為一年至兩年，個別短則幾個月，長則四五年。他們集中在空軍、海軍，總部及陸軍部隊相對少一些。當時，中蘇經過協商，決定在總參謀部設總軍事顧問，在各軍種、兵種、大軍區分別設首席軍事顧問。

20世紀50年代，當時中國軍事系統中隨處可見蘇聯顧問的身影。如何對待這些顧問，正確發揮他們的作用，不但事涉中蘇友好，還是一個關于“如何學習蘇聯”的政治問題……

1952年7月初，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提議：把揚威朝鮮半島的彭德懷留在北京，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總參謀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7月19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中央軍委辦公廳發出通知：“彭副主席已正式在軍委辦公，從即日起，凡有下列問題之文件、電報均抄送彭副主席”。接著，在后邊具體開列了18類文電的細目。從此，彭德懷肩負起新的軍事使命。他上任伊始，就遇到如何正確對待蘇聯顧問問題……

“就是要學，向蘇聯顧問學習”，是“四條學習要求之首”

20世紀50年代，軍隊在學習蘇聯經驗問題上，存在著一個爭端，就是學不學和怎樣學的問題。“1956年以前，‘學不學’的問題比較突出，主要是軍隊干部同蘇聯顧問的爭端;1956年以后，‘怎樣學’的問題比較突出，主要是軍事訓練部門、軍隊院校中的爭端。”對于上述問題，彭德懷都不遺余力地解決，尤其是對于“‘學不學’的問題”———“主要是軍隊干部同蘇聯顧問的爭端”———解決得非常好。

彭德懷到軍委工作之時，正值全軍學習蘇軍經驗活動普遍展開之際。當時，由于許多干部認識比較模糊，對蘇軍的某些經驗不愿學習，有人成段成段引用毛澤東軍事名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話作為不愿學的論據：“又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著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和蘇聯軍事機關頒布的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和條令，包含著蘇聯內戰和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的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

為了統一全軍學習蘇軍經驗的認識，彭德懷曾經在兩次全軍性會議上進行專題闡述，動員大家認真學習蘇軍的經驗。

一次是在1952年12月，當時正召開全軍各大區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聯席會議。會上，他在《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建設現代化的國防軍》的總結報告中闡述了學習蘇軍的意義，提出了今后學習蘇軍應注意的問題，讀到下面這段話時，他特意提高了音調：“永遠不要驕傲自滿，一定要將蘇聯的一切先進經驗都學到手，改變我軍的落后狀態，建設我軍為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的軍隊，以利于在將來有把握地戰勝帝國主義軍隊的侵略。”講話中，他還對學習蘇軍經驗中的種種錯誤認識，進行了分析和批判。

另一次是在1954年1月，當時正召開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在會議總結中，他進一步講解學習蘇聯軍事科學的重要性，并明確提出“四條學習要求”，第一條是“一、就是要學，向蘇聯顧問學習”。把“就是要學，向蘇聯顧問學習”擺在“四條學習要求之首”，充分反映了他對蘇聯顧問的態度。

總的來說，在1955年以前，彭德懷所側重的主要方面，是動員大家積極學習，批判那些不愿學習的思想。

在“就是要學，向蘇聯顧問學習”方面，彭德懷是身體力行的。一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彭德懷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們的編制還沒有完全合理的確定下來，軍委各部門、各特種兵、各大軍區的機構編制，還沒有根據現在的情況搞出來，我們各機關部門，大部分是臨時感到需要，就臨時增加。因此有的事情還無人管，有的事情兩個部門都管。”為解決軍委和大軍區兩級機關的編制、職責，他認真聽取了蘇聯顧問的意見。從195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彭德懷請蘇聯顧問作了8次報告。每次他都同各單位領導人去聽課。然后，在顧問的幫助下，制定出各級機關的編制和職責，上報中央。

1954年12月初，彭德懷、劉伯承應邀赴蘇聯參觀蘇軍“在使用原子彈條件下軍事進攻戰斗的實兵演習”。在整個演習過程中，他們看得十分仔細、認真，對一些有疑問的地方還向蘇聯顧問詢問。這次參觀學習，對他們觸動很大。

在彭德懷的影響、帶動下，全軍都充分重視發揮蘇聯顧問的作用。

不過，在落實中央軍委和彭德懷關于學習蘇軍經驗的過程中，也有人提出過過火的口號。比如，訓練總監部副部長、軍事學院和學校部部長張宗遜上將，他提出了“不走樣地學”、“不愿學蘇聯的滾開”等口號。

“我們不回避原則性的爭端，他們(蘇聯顧問)不了解的情況，一定要說通”

彭德懷對“洋顧問”雖然是既顧又問，但心中有數，不是言聽計從。德國人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在中央蘇區瞎指揮，他始終記憶猶新：1933年9月，李德受共產國際派遣來到中國，任中國共產黨軍事顧問，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揮第五次反“圍剿”，結果“崽賣爺田心不痛”(彭德懷痛斥李德的話)，斷送了整個中央蘇區。

因此，在強調“認真學習蘇聯”的同時，他也經常囑咐大家，在運用蘇軍經驗解決我軍實際問題當中，不要機械搬運，特別不允許“上綱上線”：我們不回避原則性的爭端，他們(蘇聯顧問)不了解的情況，一定要說通;他們從愿望出發對我們不滿的意見，要解釋通。……在政治上，誰不擁護蘇聯，那是錯誤的。在戰術、諸兵種合成戰斗戰術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學習。但有些問題是可以爭論的。這樣的爭論，不是反蘇。

這個時期，在他經手處理的事務中，有許多沒有采納蘇聯顧問意見。遇到有些事情盲目聽從顧問建議的，他更是嚴厲予以批評。

1952年10月15日，他主持第一次軍委例會，把部隊訓練時間的分配確定為：軍事訓練占60%，政治教育占20%，文化教育占20%。事后，蘇聯顧問提意見說：文化教育時間占的太多，沒有必要。彭德懷接見提意見的顧問，耐心解釋說：“舊中國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戰士入伍以后才能學文化，學了文化才能掌握軍事技術，將來復員回家也便于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蘇聯和一些發達的國家，征來的新兵不

僅多數人有文化，有的還會開汽車、拖拉機。中國現在則相反，是軍隊把戰士培訓成司機或坦克手，然后復員到地方上才能開汽車和拖拉機。這是中國的實際。”結果，文化教育占用時間最終超過了20%!彭德懷的態度，也影響了軍委各總部。同年11月1日，在由總參各部領導人及各特種兵領導人參加的聯席會議上，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提出：各部門要經常與蘇聯顧問開座談會，征詢他們的意見，以改進工作：同時，他又告誡有關部門的領導人，既不能不聽顧問們的意見，又不要完全依賴于蘇聯顧問。

1953年初，在軍委例會上討論國防工程建筑，業務部門依據蘇聯顧問的意見，為了國防保密，要求把內伶仃島上的居民全部遷走。彭德懷一聽，火了，當即批評說：“遷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積極動員。島上的(居民)，有證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遷走，但這是極少數。內伶仃的居民全部遷走，要不得，這是單純軍事觀點。”

1953年9月4日，彭德懷召集了第三次擴大的軍委例會，向大家提出準備采取的精簡方針，讓大家展開討論。這時，朝鮮戰爭已經停了下來，全國經濟建設已經全面鋪開，軍隊建設自然也需要全面展開。因此，當時在各軍種、兵種工作的蘇聯顧

根據毛澤東的態度“教授可能有缺點，學生是不是要提意見?要提”，彭德懷迅速傳達到軍隊系統，此后各單位對蘇聯顧問的態度日益正確，蘇聯顧問在中國國防建設中的作用也得到充分發揮。

“蘇聯顧問不僅以老師自居，甚至以老子自居，這樣的老師不要也罷”

早在1952年底，中共中央鑒于國民經濟已基本得到恢復，遂決定在蘇聯的幫助下從1953年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此時，在蘇聯援助建設的156個項目中，軍用項目就有44個，占總數的28%：航空工業12個，電子工業10個，兵器工業16個，航天工業2個，船舶工業4個。這44個項目中，到處活躍著蘇聯顧問(專家)的身影，他們的貢獻不能抹殺。但是，他們也成為蘇聯政府對中國施壓的工具。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顧問)，而且不等中國答復，在7月25日就通知說，在中國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都將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間全部撤走。“當時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經濟、國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個企業和部門。他們全部撤走，使中國一些重大的設計項目和科研項目中途停頓，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項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試驗生產的廠礦不能按期投產。這對正處在困境中的中國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蘇共這一舉動，把兩黨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與國的關系上，顯然是為了進一步對中國施壓。”“7月30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答復蘇聯撤回專家照會的復照稿。第二天，將復照交給蘇聯駐華大使館，同時印發會議。復照指出，蘇聯撤回專家的行動，違反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違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關系的準則，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并且改變召回蘇聯專家的決定。但是，蘇方以毫無商量余地的態度，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撤走全部蘇聯專家，撕毀了兩國間簽訂的所有有關協定與合同。”(以上見《毛澤東傳》)

蘇聯政府撤走專家(顧問)、不“顧”不“問”的舉動，重挫了中蘇兩黨、兩國關系!1963年9月3日，毛澤東同由迪·努·艾地率領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時，擲地有聲地說：“蘇聯把專家撤走，撕毀了合同，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沒辦法，就靠自己，靠自己兩只手。后來蘇聯又后悔了，想再派專家來，要同我們做生意，我們不干。他們再派專家來，有朝一日他們又要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他們已經失去了我們的信任。”

對于毛澤東對蘇聯顧問(專家)問題的處理，已經掛甲京郊的彭德懷完全贊同，他意味深長地說過：“蘇聯顧問不僅以老師自居，甚至以老子自居，這樣的老師不要也罷。”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9059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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