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旅游前夕，朋友花了幾乎一個月的時間搜羅相關材料，他密密麻麻的行程安排，著實令人印象深刻。固然，我自己旅行前也會做相似的準備，然而細想來這多少有點悖論的味道：我們做了如此周密的安排，卻聲稱是為了“休閑”。
這堪稱是現代社會中產階級生活的一個縮影：生活由無數計劃組成，不論是旅游、減肥還是子女教育，實際上都被隱隱看成是一個個需要細致管理的“項目”。而之所以這一狀況在中產階級當中尤為常見，是因為每個社會總是這一階層特別重視計劃——比它高的上層人物通常不需要自己做計劃，因為自有人替他做；而底層社會階層的一個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其生活的無規律性和無計劃性，收入和前景都不穩定，以至于“今朝有酒今朝醉”似乎是唯一合理的人生哲學，猶如《格調》一書中所言，他們“每一天、每一周都幾乎毫無計劃。沒有日記，看不到記事簿，書信往來極少”，對他們而言，做計劃有時是自尋煩惱。盡管中產階級常常帶著驕傲地認為：正是因為這些人的無計劃，才導致了人生失敗。
確實，許多現代人將自己的成功歸功于一個長期合理的人生規劃，他們也因此尤其注重對孩子人生的規劃。這就導致了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一方面，他們抱怨現在孩子的學業很重，童年不再那么自由自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深深憂慮“自在不成人”，唯恐自家孩子如果太散養，會無法與別家的孩子相競爭。許多家長在孩子還未出世前就已詳盡地做好了按部就班的準備，在什么階段應采取什么措施，他們調奶粉時像是在做實驗，教育孩子也有一個不斷完善的計劃。甚至那些強調給孩子自由、自認采取新式教育的家長，實際上也在按計劃進行，只不過他們的計劃是刻意給孩子一定的空間罷了。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作者對兩個不同家庭的孩子長期觀察后得出結論：他們的家庭環境的確會塑造不同的人生。
人人都在埋怨，這個社會生活節奏太緊張，自己很累，可事實上，這種由勞作帶來的節奏感和計劃性，早已內化為我們自身的一部分。一個現代人如果離開了那樣的節奏，往往首先感到的是不知所措和頹廢喪氣感。譬如，我一個老同事出于厭倦在工作多年后斷然辭職，每天只是在家睡覺、看片、聽音樂，十七天下來，他覺得自己像是變成了一個沒有知覺的“植物人”。
不管多緊張，我們其實已深深需要這種計劃，一旦沒有，我們感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惶恐。說實話，一個慣于計劃自己生活的中產階級，內心最大的恐懼，就是失控。
計劃不論多麻煩，它能帶來一種特殊的安全感，即讓人覺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一個女同事為自己婚禮事先準備了一份周密的計劃，分成總共117個小項，恐怕婚慶公司都無法做到這么詳細。在看完后，你固然會感動于新娘的縝密，但也不免覺得，這樣理性地規劃下來，“浪漫”大概早已蕩然無存。然而對新人來說，“浪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出現失控和混亂，因為那將是一場災難。
我們漸漸變得對任何計劃中的意外都感到不安，然而任何計劃都會遭遇意外。在旅途中遇到意外有時也帶來驚喜，但很多時候，人們卻只想要一份自己早已設定好的旅游體驗——有驚喜固然好，但那不能多到顛覆原有計劃的程度。人生規劃就更不必說了，有時對計劃的偏離，會讓我們感到深深的沮喪。這似乎是計劃所帶來的一個必然效應：正因為人們如今強烈地希望看到一切按計劃進行，因而我們對“意外”的接受和容忍度都下降了，以至于有時稍稍出現一點偏差都會激起我們的恐懼和怒氣。我不止一次在朋友的婚禮上看到，僅僅幾個不大有人注意的小細節出現意外，新娘就沮喪地認為，自己一生僅有一次的婚禮“簡直一團糟”。
所有這一切的根源，無疑現代時間觀念之故。一如吳國盛 《時間的觀念》里所指出的，世上原本有數種并立的時間觀，而現代文化帶來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組織、體驗、設想并整合時間的觀念，把它看作是一種可以無限分割并加以利用的資源，這就催生了“時間就是金錢”這樣的說法。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基礎上，才會讓人覺得浪費時間是一種罪惡——或者，它能在一些人的內心激起罪惡感，仿佛自己浪費了一天沒事做是一種對自己的犯罪，因為在“浪費生命”。
這使我們的人生變成了許多有時間限制的項目緊密相聯的整體。人們的矛盾是：他既因為這樣的緊密而感到疲憊和呼吸困難，想要自由，同時，卻又很難設想一個沒有計劃的生活。因為他的整個生活及其成功，建立在周密計劃之上，相比起對自由的向往，他更擔心失控和失敗 （在他們的詞典里，“失控”和“失敗”基本是同義詞）。《追尋美好生活》一書曾指出：對生活的有計劃性，是現代城市中產階級自認區分于其他階層的特點之一，他們覺得自己更具遠見。只是這樣就不免增加了一旦失控時的焦慮感。這正解釋了為何現在有些人休假只是為了什么事也不做，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暫時地擺脫日常生活的拘束。
越是高級白領和中上層中產階層，越是會感到“時間不夠用”，感到自己忙忙碌碌，分身乏術——這是一個“過度計劃的人生”（over-scheduledlife）。他們被迫最優化地利用手頭所有的24小時，恨不得自己能有25個小時——但即便真的那樣，他也還是會不夠花。他的生活中有太多“項目”此起彼伏，除了工作安排、會見朋友、自己的娛樂，還有陪老婆逛街、陪孩子吃飯，更不必說做家務等等，所有這一切全都變成了日程表上的 “待辦事項”，以至于陪孩子周末出去放風箏，也是一個需要一家人提前預約的事。
最終，這導致了一種“個人生活計劃性的壓縮”，即只考慮工作（因為你不得不工作），而將工作之外的其他事，包括教育子女、做家務、贍養老人等等，全都用錢“外包”出去。這些年來母嬰教育產業、家政服務等相關行業的勃興，可以印證這方面需求的旺盛。中產階級永遠是這些產業最主要的消費群體，同時也是最挑剔的主顧，因為他們自己就擅長做計劃。
在中國的城市中，這一現象是近些年來才隨著白領和城市中產的興起而日益明顯的。人們有時不免回憶起早些時候那種不大緊張的節奏，乃至更田園詩般的生活，然而那是一個再也回不去的“失樂園”。只不過時時刻刻地，我們的內心總還是感到難以平衡的痛苦：雖然很多事都可以“外包”出去，但事實非僅止于此，再好的家政人員，都不能替代家人親手做的飯菜或替代父親來陪孩子玩耍成長。在這方面永恒的掙扎與反復平衡，塑造了現代中產階級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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