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 更始三年（25）夏，在?縣南千秋亭五城陌（今河北柏鄉內）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改?為高邑，次年定都洛陽，建立東漢政權。之后4年，指揮軍隊鎮壓赤眉等農民起義軍，削平各地割據勢力。在位期間，以“柔道”治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復、發展社會生產，緩和西漢末年以來的社會危機。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38）頒布6道釋放奴婢詔令，規定戰爭期間被賣為奴婢者免為庶人，未釋放的官私奴婢必須有基本的人身保障。建武十一年，連下三次詔令，規定殺奴婢者不得減罪；炙灼奴婢者依法治罪；免被炙灼的奴婢為庶人；廢除奴婢射傷人處極刑的法律�；謴臀鳚h較輕的田稅制，實行三十稅一。遣散地方軍隊，廢除更役制度，組織軍隊屯墾。簡政減吏，裁并400多縣。放免刑徒為庶民，用于邊郡屯田。建武十五年，下令度田、檢查戶口，加強封建國家對土地和勞動力的控制。加強中央集權，對功臣賜優厚的爵祿，但禁止他們干政；排斥三公，加重原在皇帝左右掌管文書的尚書之權，全國政務經尚書臺總攬于皇帝，在地方上廢除掌握軍隊的都尉。種種措施，使東漢初年出現了社會安定、經濟恢復、人口增長的局面，因此劉秀統治時期，史稱“光武中興”。
舉措
統一政權的重建
東漢政權建立后，立即出動大軍渡河南征。首先是掃蕩更始政權在各地的殘余勢力，然后集中主力鎮壓赤眉軍。建武元年八月，攻取洛陽。這年十月，劉秀由河北至洛陽，遂定都于此。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鄧禹率部到達關中地區，趁赤眉軍撤離長安到扶風（今陜西興平）的時機進入長安。不久，赤眉軍復還長安，擊敗鄧禹軍，迫使其撤出關中。但這時赤眉軍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一方面，關中地區的豪族地主結成營壘，負隅頑抗；另方面，關中又接連發生災荒，糧草供應非常困難。赤眉不得已再度撤離長安，決意引兵東歸。不料在東歸途中陷入漢軍的重圍之中。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光武以鄧禹屢戰敗績，乃命偏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代鄧禹總統諸軍；又命鄧禹率軍與馮異會合，在崤山（今河南澠池以南）一帶布防，狙擊赤眉軍。崤底（今河南澠池西南）之役，赤眉軍大敗，損失八萬余人。余眾十余萬人南走，在宜陽（今河南宜陽縣西）附近陷入重圍。光武“自將征之”，赤眉忽遇大軍，非常驚震，乃遣劉恭乞降。
鎮壓農民起義后，東漢采取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進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據勢力。從建武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9?36年）之間，陸續消滅掉漁陽的彭寵，南郡的秦豐，梁地的劉永，齊地的張步，盧江的李憲，東海的董憲，漢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隴西的隗囂，安定的盧芳和巴蜀的公孫述，重建統一的劉漢封建政權。
為了鞏固新建的東漢封建政權，光武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強皇權和緩和階級矛盾的政策措施。
集權于尚書臺
光武以優待功臣貴戚為名，賜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祿，而摘除其軍政大權。光武鑒于西漢前期三公權重，權柄下移，雖設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權歸之于設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揮的尚書臺。尚書臺設尚書令一人，秩千石，尚書仆射一人，六曹尚書各一人，秩皆為六百石，分掌各項政務。以下設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書臺直接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從此，“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公）府”；“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但是到了東漢后期，有權勢的大臣多加“錄尚書事”的職銜，從而權柄再度下移，尚書臺又蛻變為權臣專政的工具。
簡化機構，裁減冗員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條奏并有四百余縣，吏職省減，十置其一”。同時，廢除西漢時的地方兵制，撤銷內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職，也取消了郡內每年征兵訓練時的都試，地方防務改由招募而來的職業軍隊擔任。但是，到了東漢后期，州牧刺史逐漸權重，兼有軍政財大權，地方兵力又逐漸興起。
提倡儒學，表彰氣節
光武繼承了西漢時期獨尊儒術的傳統，東漢建立后，即興建太學，設置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光武巡幸魯地時，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來又封孔子后裔孔志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別是對儒家今文學派制造的讖緯迷信更是崇拜備至。早在東漢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孫述等人利用讖書作為其承受天命的依據，指使他過去的同學強華偽造了一個叫做“赤伏符”的讖語：“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表示他繼承了西漢的火德，是“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的真命天子。東漢統一全國后，更“宣布圖讖于天下”，把讖緯迷信尊為“內學”，作為其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學神學的同時，光武鑒于西漢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祿，依附王莽，乃表彰氣節，對于王莽代漢時期隱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禮聘，表揚他們忠于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企圖養成重名節的社會風氣，為鞏固東漢封建統治服務。
注意民生，與民休息
第一，釋放奴婢、刑徒。自西漢后期以來，農民之淪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為西漢末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參加起義；同時在一些割據勢力的軍隊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劉漢封建政權中，為了瓦解敵軍，壯大自己的力量，也為了安定社會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曾多次下詔釋放奴婢，并規定凡虐待殺傷奴婢者皆處罪。詔令免奴婢為庶人的范圍，主要是，王莽代漢期間吏民被非法沒收為奴的，或因貧困嫁妻賣子被賣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饑荒或戰亂被賣為奴婢的；在戰亂中被掠為人下妻的。另外，還規定不許任意殺傷奴婢以及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說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較之過去有所提高。同時，在省減刑罰的詔令中，還多次宣布釋放刑徒，即“見徒免為庶民”。
第二，整頓吏治，提倡節儉。光武鑒于西漢后期吏治敗壞、官僚奢侈腐化的積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頓吏治，躬行節儉，獎勵廉潔，選拔賢能以為地方官吏；并對地方官吏嚴格要求，賞罰從嚴。因而經過整頓之后，官場風氣為之一變。故《后漢書?循吏傳》有“內外匪懈，百姓寬息”之譽。
第三，薄賦斂，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邊功，與民休息。東漢初年，針對戰亂之后，生產凋敝，人口銳減的情況，光武注意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賦斂。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恢復西漢前期三十稅一的賦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邊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后，未嘗復言軍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東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愿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請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兵擊滅之，立“萬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詔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強勢力，實行度田政策。東漢政權本是在豪強勢力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但豪強勢力的發展，土地兼并的逐漸嚴重，既威脅皇權，也影響百姓生活，以及為了加強朝廷對全國墾田和勞動人手的控制，平均賦稅徭役負擔，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詔“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察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本褪橇罡骺たh丈量土地，核實戶口，作為糾正墾田、人口和賦稅的根據。詔下之后，遇到豪強勢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將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及其他諸郡太守十余人處死，表示要嚴厲追查下去。結果引起各地豪強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區甚而爆發武裝叛亂，“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敗告終。
因各項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實行，為恢復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得墾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從而奠定了東漢前期八十年間國家強盛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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