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吏治最好的宣帝時期，也是官吏“久任”制發展到較為完備的時期。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把官員“久任”的實施范圍由中央大臣擴大到高級地方官員。不僅侍中、尚書等參掌朝政的親信近臣得蒙榮寵，郡太守一級的高級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其二，上述官員即便積有功勞、或有優異表現應該升遷，也不輕易提升調動，而是另外尋求對策，給良吏以物質、精神兩方面的獎勵和褒獎。對于親信近臣，“至于子孫，終不改易。”結果是“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茍且之意也”（《漢書·宣帝紀》）。對于郡太守，漢宣帝坦言他們是輔助天子治國理民的關鍵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時常調動變易就不會被其屬下尊重，上下難以相安；如果實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將長時期在職，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會“服從其教化”。對治理地方確有優異政績的郡太守，漢宣帝常用的獎勵辦法是：頒布璽書嘉獎勉勵；在原有的薪俸基礎上增加俸祿；賞賜金錢若干；甚至拜爵至關內侯（《漢書·循吏傳序》），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譽與經濟利益。如膠東相王成在“考績”中被認為安撫了大量流民，“治有異等”，就得到了明詔褒獎，并提升其俸祿為“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另外一位名臣黃霸，曾經因為有過失而被貶，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潁川太守，任職八年，郡中大治。宣帝下詔稱揚，并給予“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額外獎賞。按照常規，郡太守的俸祿高者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黃霸實際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祿與朝廷諸卿持平。他們的職務盡管沒有升遷，但是政績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這不僅對當事人有安撫或激勵作用，而且可以給后來人樹立榜樣，結果是刺激了政風吏治的改善，史稱“是故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漢書·循吏傳序》）。
西漢后期，官吏“久任”之制受到破壞，吏治混亂的情況隨之變得明顯�！盀槿藙傊眹酪阌型亍钡呢┫嗤跫危鲜璋У�，要求恢復宣帝時期官吏“久任”的成規，認為這是改善吏治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心懷憂慮地說：現在公卿以下的官員職務變動過于急促，“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边@不僅加重了百姓的負擔，而且對在職官員形成了明顯的負面影響——中等之材茍容求全，不敢約束其下級屬吏；下等之材時常擔心在任內獲罪，遇事首先考慮的是如何保全自己的私利，而且只考慮眼前利益，茍且營私者居多。郡太守本來是地方大員，但是他們在吏民心目中的地位卻日益輕賤，吏民根本不尊重他們。百姓得知他們的職位很容易動搖，小有不如意就會產生離叛之心。當地方發生叛亂時，吏士們不肯盡忠殉職，就是因為郡太守、國相的威權平時早被敗壞殆盡了（《漢書·王嘉傳》）。王嘉的分析，道盡了官吏調動頻繁的流弊，反襯出官吏“久任”的意義之所在。
東漢光武帝御下過于嚴苛，官員“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大臣朱浮上書光武帝，呼吁重新實行官吏“久任”制度，并具體分析官員調動過速的流弊，“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彼匾庵赋觯汗賳T任職時間太短，尚來不及熟悉其職責，展示其能力，又要承受上司的嚴厲督責，只能是“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扔谂e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官員的任期過短，難免只關注眼前利益、近期政績，就不可能有長遠打算；甚至出現編造政績、騙取聲譽以求升遷的問題。由此引發的各種官場短期行為，足以破壞吏治風氣。光武帝接受了朱浮的批評意見，“自是牧守易代頗簡”（《后漢書·朱浮傳》）。
東漢前期，官員“久任”者頗不乏人。光武帝時的馮魴，于建武十三年遷魏郡太守，直到二十七年才入朝為太仆，歷時十四年（《后漢書·馮魴傳》）。樊曄先是出任揚州刺史，“視事十余年”，后來拜為天水太守，視事十四年，直到病死于任上。他為政嚴猛，當地百姓卻為之傳唱歌謠，其中有“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之句（《后漢書·樊曄傳》）。如果不是任職時間較長，他的才干與政績就難以表現出來。伏恭于建武四年被任命為劇縣縣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后漢書·儒林傳·伏恭》）。祭肜于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永平十二年入征為太仆，任遼東太守近三十年。明帝“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后漢書·祭肜傳》）。
東漢后期，吏治日壞�！伴L吏數易，去就煩費”（《后漢紀·孝順皇帝紀》），已經構成害民之政。順帝新立，尚書令左雄上疏，對漢宣帝時期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為補償手段的“久任”之制，給予大力贊揚：“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于茲為盛�！彼S即指出，官員任期過于短促，已經造成了吏風的惡化：“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p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弊笮鬯�，明達政體，切中時弊。但是朝政黑暗，已經無法支撐他革除時弊了，“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后漢書·左雄傳》）時局如此，國家的敗亡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回顧漢代歷史，官吏“久任”之制得以貫徹落實、還是受到扭曲破壞，與國家總體局勢的興盛、衰亂大致同步。特別是在兩漢衰跡顯露之時，王嘉、左雄兩位憂國憂民的大臣，不約而同地把改良吏治的希望寄托在恢復官吏“久任”制度上，此種情形的重復出現，當非偶然。實施官吏“久任”之制，至少有以下益處：其一，有利于在官僚隊伍中養成篤實、穩健的作風，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官場投機行為的空間。其二，使在職官員淡化對短期效應的追求，有興趣、有可能致力于長遠規劃，進行必要的中長期投資和建設，從而保持可持續發展的條件與勢頭。其三，使在職官員熟悉工作，做精于本業的“內行型”管理者。其四，減少了官員升遷、調動的機會，也就相應地壓縮了“送往迎來”的開銷，節約了行政成本，減輕了民眾的負擔。
當然，官吏“久任”之制，如同任何一種人事制度的原則性規定一樣，不可能有利無弊。它的長期實施，至少也容易產生如下五個問題：其一，在職務、職掌不變的前提之下，如何使得政績優異者的努力和貢獻得到彰顯，對其本人有激勵、有回報，對其他人有刺激、有呼喚；在這一點上，漢宣帝“璽書褒獎”、“增秩賜金”的激勵體系，應該說是非常務實、理性、有效的。其二，“久任”制如何運作，才能在維持官僚體系穩定的前提之下，有效避免官場惰習的形成，使得優異者有機會脫穎而出，避免“論資排輩”取得合法性。其三，各個層級、各個領域的官員普遍實行“久任”制，那就意味著在上下級之間可能結成官僚利益共同體，在這樣的“熟人”關系網面前，監察、考績制度都可能流于形式而失效。官場制衡機制一旦受損，后果極為嚴重。其四，高級地方長官利用“久任”制的漏洞，可能結成地域性官僚集團，形成與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潛在威脅，一旦失控就會出現地方割據的局面。其五，高級軍事長官利用“久任”制的漏洞，可能變國家軍隊為私屬性武裝力量，處置失當，就可能演變為叛亂與混戰。古代的政治家，出于國家長治久安與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綜合考慮，對解決上述“久任”制可能產生的問題，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在中央集權制的體制之下，對高級地方官員、特別是高級軍事將領，不適宜推行“久任”之制，應該是基本的歷史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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