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完成國家統一之后，封建國家出現了欣欣發展的趨勢，統治者也能任各種文化自由發展，出現了中國文化的又一個高峰。同時，也出現了儒學的一家之說成長壯大以至于君臨天下的地步，也可以說奠定了中華文化最核心的一些東西。

　　秦王朝的統一事業，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共同向往和追求。自從周王室式微，特別是戰國以來，諸侯紛爭，稱雄割據，人民深受戰亂之苦，迫切要求重建統一的國家，以便有一個和平安寧的生存環境。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秦朝的統一戰爭符合人們的普遍愿望， " 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 " 。因此秦王政有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結束春秋戰國以來幾百年諸侯混戰的局面，在廣袤的疆域里建立起統一的大帝國。

　　軍事和政治上的統一可以憑借武力迅速實現，但是如何鞏固這種統一，便不是單純依靠武力可以解決得了的。秦王朝的統治者們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于是他們在依靠軍事實力實現政治統一的同時，便著手進行全國法令、文字、貨幣、度量衡等統一工作，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以期將一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風俗各異的國家置于皇帝一人的統治之下，以期建立千古一系的不朽偉業。這便不得不涉及到政治統一與文化統一之間的關聯問題，即以何種思想為主體重建官方意識形態的問題。

　　就思想傳統而言，秦承魏制，秦王朝在其統一全國前后都始終如一地對儒學表示過適度的尊重。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得相當準確： " 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于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子夏，繼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興于河西。文侯初置博士官，實為以國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其次者為秦始皇。始皇焚坑之虐，后人以為敵孔教，安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百家之語；所坑者，不過咸陽諸生侯生、戶生等四百余人，未嘗與儒教全體為仇也。豈惟不仇，且自私而自尊之。其焚書之令云，有欲學者，以更為師，非禁民之學也，禁其于國立學校之外，有所私業而已。所謂吏者何 ? 則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蓋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于儒教矣。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教第二功臣也。 "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真相如何，我們后面還要詳加討論。我們現在比較明白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僅就秦國的思想傳統而言，由于秦承魏制，儒學在秦國的歷史過程中也曾經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儒學在秦國歷史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之真實情況，我們已無法復原。但是，由于秦國歷史的復雜性，特別是由于如《漢書·地理志》所說，秦國畢竟是一個移民似的國家， " 是故正方雜厝，風俗不純。其士家則好禮文，富家則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奸。因此，儒學在秦國的真實情況恐怕并不能一概而論。尤其是經過商秧變法之后，極端功利主義的法家思想在秦國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儒學勢力由此不能不受到相當大的打擊和摧殘。《商子·去強篇》說： " 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 " “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代辦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憋@而易見，這是以極端功利主義的態度來評判儒法二家思想的差異和價值，由此儒學在秦國的真實地位便不難推想。

　　儒學在秦國的勢力經商鞅變法的打擊受到相當程度的摧殘，甘龍、杜摯等具有儒學傾向的人物雖不一定受到商鞅的清洗，但由于社會上極端功利主義風氣使然，以及官方的提倡，儒家學者在秦國不太吃香或少有傳人，似乎為不易的事實。據荀子親臨秦國時考察所見， " 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大，出于其門，大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動，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思矣。兼是教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 ? 則其殆無儒邪 ? 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

如果荀子的這番考察確實可信的話，那么，我們看到在商鞅變法之后的秦國，一方面社會獲得了充分的發展，社會風氣有了相當大的進步和自成秩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整個社會處在法家強權主義的控制下，這種發展與秩序實際上潛伏著相當深刻的危機。在荀子看來，這種將要發生的危機之深層原因，可能就是秦國 " 殆無儒 " 的緣故。

　　這樣說當然并不意味著秦國境內已無儒者的存在，更不意味著與前述梁啟超的判斷恰好相反。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在商鞅變法之后的秦國，儒學既已不成為顯學，儒者也不再顯赫，但作為掌管禮樂文化的專職官員，秦國統治者并沒有完全排斥他們的存在。尤其是隨著統一戰爭的進程，在怎樣才能鞏固統一這一歷史課題面前，秦始皇并沒有忘記征詢這些儒者的意見，并沒有從一開始就完全倒向法家路線一邊。博士淳于越等人與李斯的沖突，便是極好的證明。

　　如前所說，秦王朝的軍事統一雖然獲得了成功，但如何鞏固這種統一實在不是軍事本身所能解決的問題，而勢必牽涉到文化及各地的不同傳統問題。相對說來，政治的統一為文化的統一創造了條件，文化方面的某些制度、設施完全可能因政治勢力的干預而發生根本性的變革。但是，文化的運動畢竟是一種相對獨立的過程，它的某些方面，諸如人們的文化心理素質、思維習慣等深層結構往往并不因政治的變動而發生顯著的變化。事實上，秦王朝統一帝國的建立畢竟僅僅依靠武力征服，其政治上的變動過速過劇也不可否認超越了人們心理上的實際承受力。而且，一統帝國的建立畢竟是前無古人的盛事偉業，它既無成功的經驗可資借鑒，也無失敗的教訓提供幫助。因此，當秦王朝積極從事文化方面的變革以鞏固政治上的大一統時，儒家學者的作用和影響依然存在。只是儒家學者如淳于越不太贊成文化變革中的激進主義做法，強調 "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 。不論這種觀點的主觀動機如何，但我們由此看到的一個明顯事實是，面對政治統一的社會現實，儒家的智慧資源不僅相當貧乏，而且充滿著不易克服的內在矛盾。

毫無疑問，淳于越從經驗主義的立場提出 " 師古”的主張，就其思維方式來說與孔孟等儒者確乎一脈相承，就其主觀意圖而言，這種建議當然不是為了 " 拆臺 " 而是 " 補臺 " ，是期望秦王朝的決策者在制定文化政策時，充分尊重已有的文化傳統，在保持社會秩序持久穩定的前提下，進行漸進的變革。應該說，淳于越的這種主張不僅其心可嘉，而且未嘗不是一種可以嘗試的選擇。秦王朝的決策者如果就此三思而后行，恐怕不僅儒學的歷史將要改寫，而且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可能都因此而轉向，秦王朝也許不會落個二世而亡的悲慘結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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