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鄧野文對中條山戰役國共交涉關鍵的研討

以往研究1941年中條山戰役中條山戰役，當年也稱晉南戰役。但因為中共解放戰爭期間也打過一場晉南戰役，為避免混淆起見，這里仍用中條山戰役一詞。的著作論文并不少見，但研究到中條山戰役過程國共兩黨的交涉及其相互態度問題的，卻只讀過劉貴福的一篇。目前僅見劉貴福在《抗戰中期的國共配合作戰問題 百團大戰、中條山戰役為中心的討論》(《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討論。因為劉文占有資料有限，因此多少有點語焉不詳。近來讀鄧野《日蘇中立條約在中國的爭議及其政治延伸》見《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見有專節討論，而且引述了多種國民黨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斷的出發點，是“對誰有利，對誰不利”，可謂眼光獨到，頗具新意，讀后很有收獲。

中條山戰役，發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國民黨守軍中條山根據地完全陷落而告結束，前后不過30天左右時間。據日本《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記述稱，此役日軍只用了21個小時就占領了國民黨守軍最重要的渡河點垣曲，用35個小時便完成了外側包圍圈，用40個小時完成了內側包圍圈。也就是說，日軍從5月7日傍晚開始行動，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對中條山近20萬中國軍隊的雙重合圍。之后，日軍各兵團反復三次“篦梳掃蕩”，直至消滅國民黨全部守軍為止。據日方統計，中國軍隊此役被俘達3 5萬人之眾，遺棄尸體約4 2萬具，日軍戰死僅679名，負傷2292名，傷亡不足中國軍隊1/12，因而，中條山戰役成為國民黨抗戰以來最為慘重和恥辱的一次軍事失敗。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田琪之、齊福霖譯：《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三卷第二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32、135頁。

由于中條山位于晉南，臨近之晉東南是八路軍主力所在之處，因此，戰役開始后不久，意識到中條山根據地堅守困難的蔣介石就多次放話要求八路軍采取牽制行動，以配合中條山國民黨守軍作戰。因為中共方面近兩周時間均未采取作戰行動，不僅蘇聯駐重慶的軍事總顧問多次向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等表示不滿，就連在國統區影響極大的中間派報紙《大公報》也公開發社評，引述日人報紙的挑撥言論，旁敲側擊地責備中共不該袖手旁觀。集合了中間各重要黨派的新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也由主席黃炎培牽頭，發表公電，請求八路軍即刻出兵配合政府軍作戰�！稙闀x南戰事作一種呼吁》(社評)，重慶《大公報》，1941年5月21日，第2版。

顯然，鄧文注意到了國共兩黨這時相互間極端不信任的情況。文章根據毛澤東當年說國民黨用“激將法”引誘八路軍參加作戰的說法，認為蔣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鳥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實力，如不出兵，則以放棄抗日立場之名，從政治上打擊中共”。進而說，日本人這時是一面大舉進攻國民黨守軍，一面卻主動配合重慶朝野對中共的攻擊，故意散布“中共與日軍從不沖突”的消息，“為重慶朝野攻擊中共提供口實”。最后則認為，因為毛澤東“識破”了蔣介石的“激將法”，日本攻晉南的中條山，毛澤東卻執意要部隊到晉東南和冀南去作戰，“就是不在晉南”配合國民黨守衛中條山戰略根據地，從而使“蔣之激將法失效了”。

依據史料分析論證，得出某種分析或結論，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問題是，鄧文上述這些判斷或近似結論性的觀點，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與論證，多系推論或猜測。

其一，鄧文講蔣介石實行“一石二鳥之策”，搞“激將法”，只有毛澤東當年的電報猜測為憑。

其二，鄧文說毛澤東故意要部隊去遠離戰役進行區域的晉東南和冀南作戰，是不讓蔣介石的激將法得逞，未舉出史料 來佐證。

其三，鄧文認定日軍電臺在戰役進行期間散布“中共與日軍從不沖突”，“就是為重慶朝野攻擊中共提供口實”，同樣沒有史料支撐。

而且，即使是推論，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邏輯，鄧文的上述推論本身或不盡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邏輯。

如，文章講蔣介石搞“一石二鳥之策”，一為逼中共出兵，借機“消耗其實力”;一為中共堅持不出兵，即從政治上打擊之，實為蔣之“激將法”。這里，前一法，即通過種種辦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將”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進而從政治上打擊之，則明顯不屬“激將”范疇，一并歸之為“激將法”，邏輯上顯有問題。

而且，照鄧文所舉史料和常理，蔣這時要中共出兵，目的理當是要八路軍幫助牽制進攻日軍，以解中條山國民黨守軍之圍。怎么就解釋成了逼八路軍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軍的實力了呢?蔣到底是要請八路軍幫助解國民黨軍之圍，還是要誘騙八路軍去讓日軍消滅，二者只能取其一，邏輯上也不存在蔣這時想要一并達到兩個目的的道理。

再如，文章說“把國民黨的要求稱作激將法，表明蔣的一石二鳥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認為毛澤東故意讓部隊去遠離戰區的晉東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蔣之策略“失效”。但問題是，文章同時也承認，蔣激八路軍出兵之法“失效”，順勢從政治打擊中共之策卻實現了。這也就是說，蔣之一石二鳥，毛化解了一擊，卻沒有避免另一擊，那又如何能說毛對蔣的“一石二島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同樣，說“晉南之役期間，日軍電臺多次廣播稱中共與日軍從不沖突，其實就是為重慶朝野攻擊中共提供口實”，也有邏輯上的問題。因為，照常理，日軍在作戰期間公開透露某些信息，理當是為有利于自己作戰目的服務的。國共之間雖有矛盾，卻同屬抗日陣營，均為日軍之敵，說這個時候日軍電臺有意透露共軍消極抗日的消息，“為重慶朝野攻擊中共提供口實”，讓人頗難理解。因為，提供這種口實來引起國民黨和中國公眾輿論向中共施壓，中共為避嫌，照理勢必做樣子也要打給國人看，這豈不是給正在進攻的日軍自己找麻煩嗎?

鑒于鄧文上述推論漏洞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讀者對歷史的曲解，筆者不能不對國共兩黨為何會圍繞著中條山戰役的配合問題，發生嚴重分歧和激烈交鋒，以及毛澤東為什么堅持不予積極配合的情況，依據現有史料，作出與鄧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歷史真實的分析與說明。

中條山戰役爆發前的國共關系問題

要了解國共兩黨為何會在1941年5月中條山戰役的問題上相互指責和意見沖突，僅僅著眼于4月13日《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及其沖擊，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知道，毛澤東在抗戰爆發后是如何制定中共對日作戰的軍事戰略和策略的;在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之后兩黨關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1940年國共兩黨的軍事談判曾經導致了怎樣嚴重的軍事局面，等等。而對理解1941年中條山戰役過程中中共為何視蔣介石的要求為惡意，堅決加以抵制，更必須要了解，1940年秋冬八路軍“百團大戰”的進行，和1941年1月爆發的皖南事變，對中共此后的軍事政治決策和它對國民黨的態度，產生了什么樣的沖擊。

簡而言之，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在對日作戰的問題上，基本的想法是，考慮到中共力量還太過弱小，因此必須避免過早地與日軍正面沖突。在公開的場合，他要求軍政領導人向各方解釋，說紅軍不會打陣地戰，不會在平原作戰，不習慣被集中指揮，技術與裝備十分貧弱，只能獨立自主地在山地打些游擊戰�！睹珴蓶|關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謙遜的態度致彭雪楓電》，1937年8月10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8頁。在內部，他則明確地告訴各級領導人，紅軍不應集中作戰，尤不應“暴露紅軍目標，引起敵人注意”，應“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并養精蓄銳”，以便分散做群眾工作�！睹珴蓶|關于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21日;《毛澤東關于華北作戰的戰略意見致朱彭任周電》，1937年9月2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53、61頁。他給中共談判代表的指示也是：

第一，紅軍在對日作戰中只能“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堅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則”;

第二，紅軍必須保持獨立自主，“南京只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之一切自由”;

在這里，毛澤東對配合蘇聯作戰問題已經講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論日軍攻蘇與否，中共都不可能在軍事上采取作戰行動予以牽制。毛澤東明確指示各地領導人說：“如日冒險攻蘇，我之方針并無變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軍事上在武器裝備未改變前仍是與敵無時間的不冒險亦不消極的長時期的游擊戰爭。”目前情況下，“八路(軍)新四(軍)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毛澤東關于八路軍新四軍仍應堅持長期斗爭的方針致劉少奇電》，1941年7月18日;《毛澤東關于自衛方針應準備長期堅持下去致黃克誠、劉少奇電》，1941年7月30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頁。

在這里，毛澤東和以往歷任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區別之明顯，一目了然。他顯然沒有把蘇聯的存在看成是中國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認為蘇聯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國。

毛澤東并非不關心蘇聯的死活。毗鄰的蘇聯的存在對于中共革命意義之大，沒有哪個共產黨人不清楚。僅僅在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萬美元的援款。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戰結束的檔案文獻記載，在此期間莫斯科提供給中共無償援款應不少于500萬美元。轉見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1 2期。這種無償的、每次需要申請的臨時性的援款，雖然不及蘇聯政府給國民黨政府貸款的數量大，也不像過去按預算逐月提供經費那樣解決問題，但是，它的象征性意義卻十分重大。因為這清楚地表明，蘇聯無論多么需要蔣介石領導中國進行抗日，但它終究還是無法相信蔣介石，而必須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毛澤東當然很清楚這一點，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發動和任何一種進展，都離不開蘇聯的援助。但問題在于，在他看來，無論蘇聯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蘇聯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因為在他看來，一方面，蘇聯即使在對德戰爭中會遭遇到失敗，相對于蘇聯深厚的國力和廣闊的領土，再加上英蘇結盟和美國參戰，最壞也不過就是“變為長期戰爭”，“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澤東關于八路軍新四軍仍應堅持長期斗爭的方針致劉少奇電》，1941年7月1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54頁。;另一方面，面對國民黨和日本兩個強大的對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敗，那就注定會是一場滅頂之災。

毛澤東對賴以為自己事業依靠和支撐的蘇聯尚且是如此態度，又何況對自己事業上的敵人國民黨呢?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3590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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