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赫魯曉夫的偏袒，毛澤東表情嚴肅

四十多年前，在祖國西部邊疆，曾一度狼煙四起、風聲鶴唳。印度政府置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于不顧，悍然挑起一場大規模侵犯中國領土的戰爭。中國政府被迫進行了一場短促而有限的自衛反擊戰，全勝收兵。自此以后，西部邊疆保持了數十年的相對穩定。當年在中國最高指揮部，毛澤東主席親自指揮了這場反擊戰。當戰斗硝煙漸漸散去，西線恢復平靜，毛澤東回首戰事，不僅感慨道：“這一次我就參加了。總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軍委的同志，我們都參加了，我們是在北京，沒有上前線就是了。”

凡事總有一個過程。中印邊界沖突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早在建國之初，即便在中印關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過一些不友好的舉動。1951年，印方乘中國抗美援朝，無暇西顧之際，搶占了中印邊境東段“麥克馬洪線”以南的9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接著又占領了邊境中段部分中國領土。得知消息后，毛澤東出于對中印的傳統友誼和根本利益考慮，對印方的尋釁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讓態度。1954年10月尼赫魯總理應邀訪華，受到中國政府的隆重接待。毛澤東對尼赫魯談中印友好的同時，也談到兩國間的分歧，當面表示：“朋友之間有時也有分歧，有時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紅耳赤，但是這種吵架同我們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質上的不同的。……中印簽訂了關于西藏問題的協定，這有利于消除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因素。我們共同宣布了五項原則，這也是很好的。”毛澤東心中十分清楚：“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兩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毛澤東親筆寫下的這段話，于1959年5月間通過中國駐印度大使潘自力轉達給了印度方面，等于向印度交了“底”，目的就是一個，希望印方自重，和平共處。

但是印度當局對好言相勸置若罔聞，短暫的沉寂之后，又開始了新一輪蠶食中國領土的行動。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邊界東段的朗久發生了雙方軍隊的第一次武裝沖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沖突。

一向視領土為血肉的毛澤東不能再沉默了。盡管中蘇關系已經惡化，他還是愿意向他們客觀地通報情況，以便得到他們的理解。

10月2日，中蘇領導人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正式會談。中方出席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毅等。蘇方除赫魯曉夫外，參加會談的有蘇斯洛夫、葛羅米柯、波諾馬廖夫和安德羅波夫。會談的中心議題就是中印邊界沖突問題。

赫魯曉夫好似公正地說：“你們中國應該和印度搞好關系，印度是一個中立國，尼赫魯是比較開明的，應該團結他。發生中印邊境軍事沖突是不對的。由于領土爭執而發動戰爭是不值得的。”

后來被赫魯曉夫誣稱為“中共放出來的一只虎”的陳毅首先站起來反駁：“你怎么能這樣說呢?分明是印度挑起這場沖突。印度軍隊越過其邊界，也越過麥克馬洪線，在中國邊境內建立哨所，向中國邊防軍開槍。”

周恩來也不客氣地補充說：“印度開槍射擊6個小時以后，我們才還擊，怎么能說是中國挑起的呢!”

陳毅接著氣憤地指責赫魯曉夫：“你們9月9日發表的那個《塔斯社聲明》，是偏袒印度、指責中國的。”

赫魯曉夫抵賴：“我們根本不知道情況，印度說你們打死了他們的人。”

陳毅：“我們9月6日給你們打了招呼，你們應該知道這個情況。9月8日你們跟我們說擬發表《塔斯社聲明》，我們勸你們慢一點，并且告訴你們，我們中方也要發表一個文件，請你們看了我們的文件以后再表態。退一萬步說，就算像你說的你們不了解情況，那么你們也應當慎重些，等弄清情況再表態。但是，你們根本不聽我們招呼，急急忙忙搶先發表了你們的《塔斯社聲明》，這是為什么?”

雙方你來我往，氣氛頓時緊張起來。赫魯曉夫滿臉漲得通紅，指手畫腳起來：“我雖不知道你們的情況，但是印度有一個士兵被打死，一個士兵受傷，這就證明你們不對。”

陳毅眼睛瞪得溜圓，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過仗的人，誰死傷多并不能說明誰就對，這個道理你不懂嗎?”

周恩來表態說：“我們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讓人家占我們一寸土地，我們絕不能干那些喪權辱國的事情。”周恩來再三強調，“中方對印度一直采取團結的政策，但對它不講理的地方，對它違反國際公約的事情，則要反對，要斗爭。斗爭的目的是為著要團結它，不能一味遷就它。”

陳毅緊接著說，《塔斯社聲明》就是遷就主義。赫魯曉夫越加激動，指著陳毅叫起來：“我怎么是遷就主義?你們才是冒險主義、狹隘民族主義。”這又引起陳毅、彭真尖銳的駁斥……

在整個爭論過程中，毛澤東始終閉口不言，他厭惡赫魯曉夫的做派，知道說什么都是“對牛彈琴”。只是到會議快結束時，他才很克制地說：“這個問題還是要把事實搞清楚。別的事情我們管不了，對有關中國的事情，我們希望蘇聯同志能夠聽聽中國的意見，把情況搞清楚，預先向中國打招呼，同中國商量，再對外公開表態，這樣比較好。對尼赫魯，我們還是要同他友好，還是要團結他。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為天下先。但是誰要欺負我們，那是不行的。誰都不行。”毛澤東講話一板一眼，表情嚴肅，但語氣委婉。

如此，赫魯曉夫只好吐了口氣說：“既然這樣，那就沒有什么可以再談的了。”會談終于不歡而散。兩天后，赫魯曉夫一行離京回國。

赫魯曉夫從北京回到海參崴后，10月6日發表演講，不指名地影射攻擊中國：“像公雞好斗那樣熱衷于戰爭，這是不理智的。”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演講，再一次不指名地攻擊中國是“冒險主義”、“不戰不和的托洛茨基主義”。這表明，赫魯曉夫對中印爭端的態度并沒有改變。

毛澤東幾經權衡，終于定下“打”的決心

1959年11月，中國政府最高層的決策會議在杭州舉行。參加杭州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真、胡喬木等人。會議主要討論如何避免中印邊界沖突和流血事件。會議首先由總參謀部的雷英夫匯報一個時期以來中印邊界不斷發生的流血事件。并說明，中印邊界的我方指戰員已經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提出了總參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邊界沖突的幾項措施。例如不許打第一槍，不許還擊，等等。毛澤東聽著匯報，面色肅然地抽著煙。

當雷英夫講到一些部隊避免沖突的困難和一線指揮員的要求時，毛澤東摁滅了煙蒂，插話說：“我們有些同志打了幾十年的仗，可還不懂得一個起碼的道理：兩軍的邊防戰士一天到晚鼻子對著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著槍，一扣扳機，子彈就會打死人，沖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實行隔離政策，雙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還不干，我單方后撤。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在這次杭州會議上，中央確定了避免邊界沖突的隔離政策。

1959年11月7日，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致函印度總理尼赫魯，建議兩國武裝部隊立即從實際控制線各自后撤20公里，脫離武裝接觸，同時建議兩國總理盡快舉行會談。

但是，印度總理尼赫魯竟拒不接受，反而認為中國軟弱可欺，加劇了在中印邊境進行的武裝挑釁。在尼赫魯拒絕中方建議之后，為了兩國的共同利益和亞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澤東決定：中國部隊單方面從中印邊境后撤20公里。

1960年1月，中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實際控制線20公里內不開槍，不巡邏，不平叛，不打獵，不打靶，不演習，不爆破;對前來挑釁的入侵印軍，先提出警告，勸其撤退，勸阻無效時，才依照國際慣例解除其武裝，經說服后，發還武器，讓其離去。

中國軍隊的這一系列措施，在國際輿論界反響強烈，普遍認為中國軍隊所具有的忍耐和克制，是著實讓人驚嘆的。

自從中國政府單方面命令軍隊后撤20公里，已快兩年了。兩年來，印度軍隊不僅沒有絲毫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地向中國境內進攻。1960年4月，周恩來飛赴新德里，同尼赫魯舉行邊境問題高級會談，尼赫魯態度無絲毫轉變，再次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那是12?5萬平方公里相當于一個福建省大小的中國領土啊，中國政府豈能拱手相讓?1961年，中國政府多次向尼赫魯提出和談建議，并實行隔離政策，均被一一拒絕了。進入1962年，局勢越發緊張起來。

6月，印度軍隊加快了武裝入侵中國的“推進”速度，東段已越過麥克馬洪線，進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區。截至1962年8月底，印軍在中國境內部署了100多個據點。這些據點最近的距中國哨所幾十米甚至幾米遠，形成“面對面”的對峙，有的楔入中國哨所之間，有的還插到了中國邊防哨所背后來了。印度軍隊一步逼近一步，顯然要打上門來鬧事了。

1962年10月18日，由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會議，它將對中印邊界問題做出重大的決策。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毅、賀龍等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同時有關將領羅瑞卿、楊成武、張國華、王尚榮、雷英夫參加，外交部的章漢夫和喬冠華也到會。

主持會議的毛澤東要喬冠華和雷英夫報告中印邊境沖突的情況和各方面的反映。

毛澤東：“在這一點上，他是現代化，我們是原始化。 但革命的原始化戰勝了反革命的現代化。”

最后，毛澤東高屋建瓴地評價中印邊境之戰：“打了一個軍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軍事仗。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邊境10年的穩定。”

歷史完全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見。事實上，從1962年至今，四十多年了，中印邊境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局面。這個局面的取得與這一仗有著密切的關系：沒有這一仗，是難以維持這么長的和平穩定的。

不久，羅瑞卿將參戰部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情況向毛澤東詳報。毛澤東若有所思：

“過去岳飛說過，'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餓死不搶糧，凍死不拆房。'前兩句有片面性。那時金兀術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我要說，撼山易，撼解放軍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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