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44年1月，一架日軍飛機墜落在山東解放區昌邑縣東利漁村附近，當地民兵活捉了飛行員。該飛行員名叫山田井馬，是侵華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的遠房侄子。
1944年1月，一架日軍飛機因機械故障墜落在山東解放區昌邑縣東利漁村附近，當地民兵發現后，活捉了這架敵機的飛行員。
渤海軍區敵工部門經過審訊查明，日軍飛行員名叫山田井馬，是日軍陸軍航空兵駐山東一個飛行聯隊的中尉飛行員。令人沒想到的是，他還是侵華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的遠房侄子。
1月7日這一天，他奉命駕機去青島，途中飛機因發生機械故障而墜落在東利漁村附近，被抓個正著，成為日軍在山東戰場少有的被俘飛行員。
由于山田井馬失蹤后日軍派出大批兵力四處搜查，看守部隊不得不經常轉移。每當夜里通過日軍的封鎖溝時，山田井馬總是趁靠近炮樓時拼命掙扎，想方設法弄出聲響企圖引起日軍注意，直至轉移到解放區中心地帶，他的逃跑企圖才有所收斂。對于山田的“逃跑”，八路軍并沒有對他施行任何懲罰，反而依舊優待他。漸漸地，山田井馬感覺到共產黨八路軍與他了解的其他中國軍隊不一樣，逐漸消除了恐懼心理，也打消了逃跑的念頭。
在關押期間，渤海軍區“日人反戰同盟支部”的領導和一些被俘的日軍反戰人士也對山田井馬做了許多工作。山田井馬的思想轉變很快，與八路軍官兵的關系日漸緊密。他甚至還教敵工干部和看押戰士學習一些瓦解日軍的陣前喊話。這些喊話后來在與日軍對陣時經常被用到。
山田井馬墜機后，日軍多次搜救無果。無奈之下，日軍便派出飛機多次投撒傳單，宣稱只要釋放被俘的飛行員，他們愿以大批武器進行交換，也可以另提條件。
針對日軍的多次要求，渤海軍區決定用山田井馬換回被俘的渤海行署公安局長李震和臨淄縣長李鐵鋒等10余人，并盡量擴大交換我方被俘人員的數量。雙方很快達成了戰俘交換協議。按照協議，日軍先行第一批釋放了李震等10多人，并“贈送”了一批武器彈藥，我方則遵照協議釋放了山田井馬。隨后，日軍按照協議又釋放了第二批我方作戰被俘人員30多人。這是中國抗戰史上少有的交換戰俘事件，八路軍和抗日政府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據有關資料和當年的老戰士回憶，山田井馬回去后一再拒絕再次駕機作戰，他不愿再與八路軍和中國人民為敵，也拒絕其父輩要他對被俘期間所受的“赤化”“洗腦”進行“反省”。最終，他被派往東南亞戰場與美軍作戰，戰死在馬來亞前線。
我軍被俘人員獲釋后，繼續戰斗在對敵斗爭的最前線。臨淄縣縣長李鐵鋒在出獄后帶領地方武裝連續端掉了十余個日軍炮樓，并粉碎了日偽軍發起的報復性“掃蕩”。公安局長李震帶領鋤奸隊員深入虎穴鎮壓了一批罪大惡極的漢奸，給敵偽政權以沉重打擊。對此，當地漢奸頭目曾一度抱怨日軍不該為搭救飛行員而“放虎歸山”，日軍也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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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對岡村其人，彭德懷曾特別提到說：“岡村這個家伙，是很厲害的一個人，他有許多地方也值得我們學習的。山田醫生告訴我，他是日本三杰之一(合區川、東條)，要注意他，這使我得了些益處。岡村有很多本事，能實事求是，細致周密。每次進攻，他都要調查半年之久，做準備工作。沒有內線發動配合‘維持’，他不進行‘蠶食’。他不出風頭，不多講話，不粗暴，你從他的講話里看不出他的動向來。他經常廣泛的收集我們的東西，研究我們的東西。他是朝鮮、東北的參謀長(按：應為副)，老練得很，是歷來華北駐屯軍6個司令官里最厲害的一個。”
新回合
1940年11月，八路軍總部在百團大戰的第三階段——反“掃蕩”作戰中幾經轉移，從武鄉縣的磚壁村改駐于遼縣的武軍寺村，在清漳河源、太行山脊如武士般矗立的巨石峰下，迎接了抗戰的第4個年頭。
在這里，彭德懷送走了又一個親密的戰友。北方局書記楊尚昆于11月上旬奉中央指示返回延安，準備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
自此，彭德懷實際上全面擔負起華北敵后黨軍政民的領導重任。
百團大戰后的1941年和1942年，是全世界法西斯最猖獗的兩年。1941年6月21日，德國法西斯全面進攻蘇聯。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基地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全世界人民被迫和法西斯強盜展開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空前慘烈的戰爭。
在這一場世界范圍的殊死搏斗中，亞洲中國戰場上的八路軍在日軍占領圈內的戰斗，與整個人類命運息息相關。
日軍在侵華戰爭之初，雖然在華北吃了八路軍的幾次苦頭，但它以為八路軍不過3萬之眾，尚未特別重視。隨著八路軍抗日活動的開展，日本的認識方逐步升級。1939年，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提出“今后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在于共軍”。在該方面軍制訂的1940年“肅正建設計劃”中，確定“討伐的重點是在于剿滅共軍”。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和封鎖逐年升級。
1940年4、5月間，日本華北方面軍和它的上司日本中國派遣軍之間，由于對華北形勢的看法分歧，發生了一場爭執。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對他的上司抽調華北兵力南下華中的要求，不但不予滿足，反而派人去南京大訴其苦，強烈要求增兵華北，來對付共產黨。一直鬧到日本大本營派員來調解。在大本營的壓力下，多田駿才不得不執行上司的意見。但華北方面軍自認為“對完全不同性質的中共戰略一再苦心研究……逐漸掌握了實際情況”，埋怨他的上司“對于華北所發生的根本不同性質的變化，完全沒有認識”。
埋怨未了，彭德懷在華北敵后點了一把大火，掀動了一場地震，使華北敵寇的全部神經都緊張起來。在對抗日根據地進行了一番瘋狂報復之后，總結其痛苦經驗，籌謀新策。
戰后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追述當時的情形說：“共軍乘其勢力的顯著增強，突然發動百團大戰，給了華北方面軍以極大打擊。因而促使方面軍特別是情報工作負責人作了深刻的反省。從此以后，對情報機構進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強。”日本華北方面軍一面請求增兵華北，一面把過去對八路軍和根據地的“掃蕩”升級為“剿共治安戰”。將此列為“方面軍空前未有的大事”。
百團大戰的興奮冷卻下來后，彭德懷和敵后軍民面對的是新的更殘酷的斗爭。
日軍的報復“掃蕩”給抗日根據地留下了極凄慘的景象，太行山區的富庶之鄉沁源縣，“房屋全部燒光，被殺死者七千人，數十萬群眾無衣無食無房子”，根據地“許許多多的村莊成了廢墟”。
國民黨乘八路軍根據地之危，于1940年11月停發了八路軍的薪餉和武器彈藥供應。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一度緩和的國共矛盾又處于破裂邊緣，加劇了八路軍在敵后所處的嚴峻形勢：經濟上，完全孤懸敵后;軍事上，日軍的壓迫變本加厲。在115師344旅等部奉中央和總部之命南下開辟華中根據地后，八路軍在抗擊日寇之際，還要用一部分主力來準備應付蔣介石對延安下毒手。
彭德懷經歷了蘇區的艱難創業和撤離、轉移，備嘗長征中無根據地作戰之苦，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傾注了極大的心力。在百團大戰的緊張戰斗中，彭德懷在中共北方局高干會議上，就鞏固抗日根據地問題做過長篇報告。他根據中央的方針，總結根據地三年工作的經驗教訓，對如何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三三制政權和加強財政經濟建設提出了一系列適合敵后條件的具體政策措施�？谷崭鶕匾揽孔粤Ω跀橙说姆怄i下支持抗戰，扶助被敵人摧殘地區的民眾重建家園。敵后200余縣的農村陸續進行了村民普選，把毛澤東提出的三三制政權，建立到社會的最基層。
形勢的發展使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游擊戰爭戰略有了更深刻的領悟，在敵后軍事建設上，從過去偏重于對主力軍的擴軍整訓，進而致力于加強地方武裝和群眾游擊武裝的建設。
1941年2月22日，彭德懷向各戰略區發出關于軍區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八路軍的基干兵團與軍區組織系統分開，建立起軍區獨立的組織機構與系統，在軍區領導下加倍發展地方武裝和組織各種群眾性的抗日武裝隊伍，以便在任何情況下(即使主力轉移)保衛根據地。3月28日，彭德懷在北方局干校發表關于《抗日根據地的武裝斗爭》的重要演說，根據毛澤東人民戰爭的思想、紅軍十年斗爭和八路軍三年抗戰的經驗，提出建立正規軍、地方軍、民兵三結合的武裝體制，對三者各自的性質、任務、作用和相互關系作了明確的規定。彭德懷的這一方案，使敵后抗日武裝的幾個方面在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略的思想指導下，成為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得到毛澤東、朱德的贊同。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這一武裝體制，遂成為抗日戰爭以后解放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體制的雛形。
百團大戰后的半年多內，敵后根據地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建設整頓工作，在彭德懷雷厲風行的領導下加速進行。彭德懷常常提醒干部說，在敵后，從戰爭上說，是沒有相持階段的。敵人天天在進攻，不戰則亡。只有這一個戰役和下一個戰役間存在相持的時間。敵人的這一次“掃蕩”和下一次“掃蕩”之間，就成為敵后建設的黃金時刻。敵人懷著深刻的恐懼在其情報中說：“共軍……埋頭于恢復戰斗力及重建根據地的工作”。
在敵人據點內，武工隊站住了腳，甚至可以夜間開群眾會。有的地方創造了“無人大會”形式——夜間選村內中心地點登高講話，群眾不出門，在自己院子里聽。對知識分子則由武工隊秘密拜訪，個別交談，告以形勢，曉以大義。經過一段時間，就在敵占區、格子網里組織起民眾的抗日自衛團體，名稱各異，有的叫“反資敵聯防線”、“哄鬼大同盟”、“保家民團”等等。由一村到數村，由數村到數十村，互相聯合，互相聲援，齊心對敵，神出鬼沒，妙計百出，攪得敵人驚恐不安，說：“皇軍大大的來，八路軍小小的有;皇軍小小的來，八路軍大大的有。”
彭德懷對群眾的斗爭智慧和膽量贊嘆不已，收集了許多事例來研究總結，指導推廣。以上都是他常常談到的一些例子。他衷心稱道說：“人民群眾由于客觀環境的要求，憑其固有的機智，有許多天才創造，辦法之多，運用之妙，遠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武裝工作隊在一個地區活動得久了，在老百姓中間生了根，就創造了隱蔽的根據地，把敵人占領的土地，再從敵人的口中挖出來。”
1942年這一新的斗爭形勢，129師劉伯承師長稱為“變敵進我退，為敵進我進”。八路軍總部迅即將這一口號推向全華北。“敵進我進!”“向敵后的敵后進軍!”成為突破敵后最艱難歲月的號角。
“1942年秋，隱蔽根據地在華北敵后之敵后，如雨后春筍相繼出現，到1942年冬臻于相當普遍”。敵人的清鄉蠶食政策終于被打破。
1942年末，敵人在華北連續5次、長達一年又三季的“治安強化”亦告結束。
1941年至1942年，日軍自詡為“肅正建設的全盛時期”和“中共最窮困的時期”。但1942年，它的情報中，越來越多地出現“民怨沸騰”、“民心叛離”的驚呼。不得不承認“自1942年秋季以來，大東亞戰爭的局勢，轉化為對日方不利，而華北治安戰也隨之一蹶不振”。“此時，共軍則逐漸擴大了勢力，地下活動繼續深入，同時表面活動又像兩年前那樣活躍起來”。
1942年末到1943年初，岡村寧次的心情已大異于走馬上任之時。盡管他在講話中，仍一再聲稱要“剿滅華北建設致命之敵中國共產黨軍”，但內心已感前途渺茫。其上司——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煙在1943年2月的一則日記中寫道：“……共產黨的活動又活躍起來，華北軍正在為此憂慮。”而他的下屬就更加憂懼了。新任日軍63師團長的野副昌德中將到達北京，聽取了各方情況后，在其筆記中寫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離，日軍雖占有點與線，但處處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況十分嚴重……”
1943年春，鄧小平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說：“敵我雙方都有強的指導能力，都有政治上的敏銳性。我們善于總結經驗，研究敵人，提出對策。敵人也善于研究我們，接受經驗，不斷改進其方策。所以敵我斗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競賽，而是全副本領的斗爭;不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總起來看，在敵人強化治安的階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們的警覺。麻痹的結果，敵人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后兩次，特別是第五次，我們進行了強烈的斗爭，敵人雖仍有其相當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們則獲得了很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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