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玉崗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國迅速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大量的西方記者蜂擁云集中國，對中國戰況和政局進行報道。他們的行跡遍及中國的各大城市、各大戰場以及抗日革命根據地，報道中國人民保衛家園、抗擊侵略者的斗爭情況。其中著名的有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夫人海倫·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萊、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哈里森·福爾曼、杰克·貝爾登、西奧多·懷特（白修德）、蒂爾曼·德丁、哈利特·阿本德、阿·斯蒂爾、吉姆·米爾斯、莫里斯·哈里斯、耶茨·麥克丹尼爾、 杰克·貝爾登，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岡瑟·斯坦因，德國記者漢斯·希伯等。
艾格尼斯·史沫特萊：“中國之抗戰，不僅為民族生存而戰，也為世界之正義與公理而戰。”
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到中國共產黨控制區域采訪的西方記者的注意力焦點主要集中在了解中共及其領導下的紅軍的性質和特點。由于當時中共與國民黨還處于公開的敵對狀態，國民黨對西北蘇區的封鎖相當嚴密，因此，到中共控制區域訪問的西方記者首先就要冒著生命危險設法沖破國民黨的封鎖線。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國民黨當局在國內外各種壓力之下，被迫與中共結成統一戰線，形成了全面抗戰的局面。改編后的八路軍、新四軍迅速奔赴前線開展對日作戰，中國一度出現一致抗日的局面。這一時期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封鎖有所放松，西方記者進入我黨控制區域比較容易。這時，又有不少西方記者進入中共控制區域進行采訪。在這一階段，西方記者的活動范圍除了陜甘寧邊區之外還包括八路軍、新四軍轉戰的廣大地區。
1937年10月23日，背傷剛愈的艾格尼斯·史沫特萊攜帶著打字機、照相機和簡單的行李，赴八路軍抗日前線采訪，她很快趕上了駐扎在太原的八路軍，然后到達北部山區的八路軍總司令部，成為八路軍中第一位隨軍外國記者。她跟隨八路軍轉戰了2個多月，直到1938年1月4日才離去。隨后，史沫特萊身著八路軍軍服，從山西的抗戰前線來到湖北武漢，一路上，她目睹中國傷兵的慘狀，“許多傷員傷口感染，化膿腐爛了，沾滿血污的繃帶沒法更換；一些傷員因缺醫少藥而死……她的心像針刺一樣的疼痛，她強烈地感到，必須組建一支中國紅十字救護隊，解救傷病員。”她說服美國大使詹森支持組建中國紅十字救護隊，她又去找美國在華武官史迪威上校、陳納德上校，爭取他們伸出援助之手。史沫特萊還借剛到任的英國大使邀請她赴宴之機，說服了英國大使阿奇博爾德爵士為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捐贈了大量醫療用品和款項。白天，史沫特萊全身心地為紅十字救護總隊工作，夜晚常常通宵達旦為《曼徹斯特衛報》寫稿。她以犀利筆觸，真實地向世人報道抗日前線八路軍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勇敢抗擊日軍的英雄事跡。她在文章里寫道：“中國之抗戰，不僅為民族生存而戰，也為世界之正義與公理而戰。”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史沫特萊又從長沙出發，經南昌前往長江下游的敵后抗日根據地，11月9日進入新四軍的活動地區，隨新四軍各支隊轉戰大江南北，這是她與新四軍的第一次接觸。一到新四軍，她便立即投入采訪，找戰士、指揮員座談，找老鄉聊天。從采訪中，史沫特萊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的社會、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前途，就是這些瑣碎的談話使她掌握了報道中國人民抗戰必勝的素材和細節。她為中外報刊撰寫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中國軍民與日軍浴血奮戰的戰地報道，介紹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敵斗爭，其后又出版了《中國的戰歌》一書。
《時代》雜志記者白修德，1939年認識了中共代表周恩來后,深深為他的揮灑自如、思路敏捷和機智所吸引。通過周恩來,白修德又認識了董必武、龔澎等共產黨人。通過這些共產黨人,白修德逐步了解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面貌。1939年9月他在山西前線采訪時到過共產黨控制區域，與共產黨游擊隊有過接觸并受到熱烈歡迎,他認為,“共產黨人希望中國統一。”在采訪過程中,他參觀了陜西前線,共產黨官兵以他們的精明強干和高昂的士氣給白修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采寫了大量關于中國戰場的報道，訪問延安后寫出影響巨大的名著《中國的驚雷》。
斯諾稱：蔡廷鍇指揮的戰略撤退“很能干、在戰術上好正確”，是“明智的”、“進行得這樣安靜、掩護得這樣巧妙”
為了取得第一手的資料，來華記者采訪時無不力求身臨其境進行報道，親臨作戰現場，目睹戰斗場面。
在淞滬戰場上，斯諾無疑是相當出色的一位西方記者。1932年1月28日晚，日軍進攻上海閘北，守軍十九路軍奮起反擊，“一·二八”事變爆發。第二天午后，斯諾到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指揮部所在地——真如一間小茅屋采訪了他。斯諾當時是這樣描述自己對蔡將軍的第一印象的：“身高六英尺，面孔黝黑而土氣，四十歲看上去像三十歲，雖然已經身經百戰，但卻穿著沒有勛章飾帶的普通草綠色軍服。厚嘴唇、大嘴、塌鼻子。他身子最富表情的東西是手指細長的大手、以及活潑而敏銳的栗色眼睛。”斯諾還特地補充說：“此時蔡將軍的眼睛閃耀著憤怒。”
2月18日，日軍統帥植田向蔡將軍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國軍隊在2月20日黎明前后撤二十公里。是夜，斯諾為了打聽蔡廷鍇對通牒的答復，又到真如采訪蔡將軍。蔡眼睛閃閃發亮，對他說：“任何獨立國家都不能垂手接受植田的要求，接受了就等于承認日本對中國享有主權。他要我們撤出自己的土地，從一個所謂中立的外國租界的庇護所里攻擊我們，只要剩下一個中國人，我們決不會答應。”蔡廷鍇還要斯諾向植田轉告他的聲明：“我對他唯一答復就是槍炮。”
3月2日，日本又派了兩個新的師登陸，蔡廷鍇被迫下令部隊撤退到上海吳淞地區后面二十英里的第二道防線。斯諾稱贊蔡廷鍇指揮的這一戰略撤退“很能干、在戰術上好正確”，是“明智的”、“進行得這樣安靜、掩護得這樣巧妙”。
除了奔赴在抗日第一線進行采訪和報道，有的西方記者甚至拿起武器直接戰斗在抗日第一線。漢斯·希伯，德國人，先后參加過國民革命軍、新四軍、八路軍，直至犧牲在沂蒙山區。1939年，希伯以美國太平洋學會《太平洋事務》月刊記者的身份，來到新四軍軍部駐地進行采訪，受到了陳毅等領導人的接見。1941年，為了向世界人民報道八路軍和山東抗日根據地軍民英勇抗戰的事跡，希伯不顧日寇即將對山東的大“掃蕩”就要開始的危險局面，毅然決定到山東根據地進行采訪。在到達山東濱海區后，他不知疲倦地進行采訪、寫作，活動在部隊和村民之間。他的采訪對象包括黨政軍領導人、戰士和農民、日本戰俘，同時還參加各種集會，參加夜襲戰斗，實時實地觀察戰士們如何打擊敵人。
1941年11月29日晚，希伯所在的連隊在沂南費縣交界處的大青山五道溝下的獾溝子附近與敵人遭遇。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連隊戰士與敵人展開了殊死搏斗。希伯也拿起槍參加了戰斗。由于敵我力量懸殊太大，領導當機立斷讓連隊分3個小分隊向西南突圍。希伯被安排在第1分隊先走，但他卻悄然返身回到了戰斗的崗位。第2分隊開始突圍時，他又一次留到了戰友們的身邊。直到第一分隊和第二分隊的戰友們順利突圍，他才和留守的第三分隊的戰友們開始準備撤退。但是，當他拔出手槍，加入最后突圍的第3分隊時，敵人已經從四面八方壓了過來，突破口被緊緊封鎖，失去了突圍的最佳時機。盡管指戰員們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打退了敵人多次猖狂進攻，但傷亡很大，希伯的翻譯和幾名警衛人員都在反擊敵人的進攻時倒在了血泊之中�？粗ο嗵幍膽鹩言谧约荷磉厾奚�，希伯滿腔怒火，從犧牲者身邊撿起槍來，猛烈地射擊敵人。日寇想不到就剩這么幾個人居然還如此頑強反擊，禁不住惱羞成怒，炮彈和子彈就像雨點一樣，朝希伯等人傾瀉過來。希伯一連擊斃幾名日軍后不幸身受重傷，血染沙場，直至最后獻出了他寶貴的生命，時年44歲。
美國《生活》雜志這樣報道了臺兒莊大捷：“歷史上作為轉折點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鐵盧、葛底斯堡、凡爾登，今天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名字，臺兒莊……這次勝利使臺兒莊成為中國最知名的村莊。”
1938年4月，在臺兒莊戰役發生時，美國合眾社的戰地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曾廣泛接觸國民黨官兵和民眾，并在當地訪問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形容他“精力充沛，剛毅不屈，是一位敢打敢沖的軍人。同時又顯得和藹可親，說起話來簡短有力”。接著他又在漢口訪問了葉挺將軍，從而了解了新四軍的性質及在對日作戰中的不可低估的重要性。通過采訪，他明確告訴人們：“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它“為人民而戰”，“在長江沿岸建起了一個不可摧毀的抗戰堡壘”。
在臺兒莊戰役即將打響之際，羅伯特·卡帕一行抵達臺兒莊前線，此后12天里，他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了大量戰地照片，卡帕每到一處都不停地按下快門。從現在已知的卡帕在臺兒莊拍攝的100多幅照片和紀錄片《四萬萬人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戰后的臺兒莊內一副殘垣斷壁的景象：有幾處房屋余燼未熄，腳下都是尸體、瓦礫、彈片和炮彈殼，地上血流成河、觸目驚心，半燒焦的木片和散亂電線擋住去路。在泰山廟前，一位老人正從炸裂的磨盤前走過，遠處的房屋已經是殘垣斷壁，泰山廟似乎保留得比較完整。從西門舉目四望，可以看到每個城門的郊外，到處尸橫遍野，多處日軍的焚尸堆余煙未盡，所有房屋，無不壁穿頂破，箱柜殘敗，闃無一人，歷經400年繁榮的運河小鎮臺兒莊徹底被毀于密集的炮火中。第二天，目睹了臺兒莊大戰后的卡帕將他拍攝的膠卷通過特快客機送往美國《生活》雜志。5月23日的美國《生活》雜志這樣報道了臺兒莊大捷：“歷史上作為轉折點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滑鐵盧、葛底斯堡、凡爾登，今天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名字，臺兒莊……這次勝利使臺兒莊成為中國最知名的村莊。”同時刊發了大量卡帕在臺兒莊拍攝的照片。
1944年9月，福爾曼、愛潑斯坦等登上距山西汾陽縣城僅十余里的邊山頂峰，遠望八路軍奇襲敵人營盤電燈公司、火燒汾陽火車站并獲得最后勝利的戰斗情景，繼而又在婁煩縣附近距敵二三百米處觀看我軍民圍困敵據點及部隊以爆炸摧毀敵碉堡的戰斗場面。福爾曼深有感觸地說道：“過去有人告我們說，八路軍不打仗，沒有傷兵，沒有俘虜，人民害怕八路軍，恨八路軍。今天這些謠言已被事實揭穿了。我們看到了八路軍在英勇作戰，八路軍有很多傷兵，有大批的俘虜，人民在熱愛著八路軍。”
愛潑斯坦這樣論述學生的愛國運動和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政策：日本人的美夢是永遠實現不了的。他們的蠶食行動遭到中國人民堅決的抵抗，而中國政府卻從來不敢這么做
1935年，“一二·九”運動前夕，燕京大學是中共領導學生運動的重要陣地，斯諾積極參加燕大新聞學會的活動，斯諾家也是許多愛國進步學生常去的場所，燕京大學的王汝海(黃華)、陳翰伯，清華大學的姚克廣(姚依林)，北京大學的俞啟威(黃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地下黨員們在斯諾家里商量了“一二·九”運動的具體步驟，并把12月9日、16日兩次大游行的路線、集合地點都告知斯諾夫婦。游行前夕，斯諾夫婦把《平津10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之自由宣言》連夜譯成英文，分送駐北平西方記者，請他們往國外發電訊，并聯系駐平津的許多西方記者屆時前往采訪。
斯諾夫婦則在游行當日和其他西方記者跟著游行隊伍，報道了學生圍攻西直門、受阻宣武門的真實情況。他給紐約《太陽報》發出了獨家通訊，在這家報紙上留下了有關“一二·九”運動的大量文字資料和照片。斯諾還建議燕大學生自治會舉行一次西方記者招待會，學生們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
在斯諾的影響下，愛潑斯坦積極參與了對“一二·九”運動南下請愿學生的接待活動，如實報道了中國的局勢，預見到中國終將戰勝侵略者的未來。愛潑斯坦這樣論述學生的愛國運動和國民黨政府的對日政策：日本人的美夢是永遠實現不了的。他們的蠶食行動遭到中國人民堅決的抵抗，而中國政府卻從來不敢這么做。1935年12月9日和16日，數以千計的北平學生，不顧警察的卡賓槍和日本人揚言要使用機關槍的威脅，在這座古城的街頭游行，高呼愛國抗日口號，這些口號后來成為民族救亡運動、西安事變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但是，在1935年，“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被官方認為是叛國。許多學生由于他們的勇敢行動而犧牲了生命。
歷史是一面鏡子，它所反射的光芒，足以耀亮古今。眾多西方記者來到中國后，從記者主持正義的良知出發，以客觀事實為依據進行報道。為了親臨現場，采訪到第一手的材料，他們不辭辛苦，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始終活躍在新聞發生的第一線。日軍的野蠻屠殺、中共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根據地、國民黨的消極抗戰，以及發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重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事件，重大的社會問題，都是他們的采訪對象。在采訪中，他們置個人的安危于不顧，不畏懼國民黨政府的封鎖，千方百計深入到根據地探索紅色革命的真相；不畏懼炮火的威脅，穿上軍裝，輾轉于戰火之中，以求得戰場上的第一手資料；不畏懼被所屬新聞機構解職的壓力，毅然如實反映中國的戰局，披露蔣介石妄圖發動內戰的陰謀……從現代化程度較高的中心城市，到生活條件很差交通十分不便的窮鄉僻壤，包括連中國國內的記者們都很少去的一些地方，都有他們的身影。
他們憑借新聞的敏感，關注事實，關注民生，力求把中國抗戰的實際情況如實地報道給世界。從“九一八事變”到全面抗戰，從斯諾最初到中共領導下的根據地采訪到眾多的記者到達根據地，從揭露日本政府的偽善宣傳到揭露日軍的殘惡暴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抓住了一個共同的特點：事實。這些事實不以偏概全，無虛假謊言，以客觀的事實報道了中國抗戰狀況的點點滴滴。他們所報道的內容批判了邪惡，弘揚了正義，在世界新聞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商務學院文化傳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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