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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咸豐堅持使臣磕頭惹禍

編輯: 路逍遙 關鍵詞: 軍事歷史 來源: 記憶方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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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園西洋樓遺址

據《法制周末》報道,150年前,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被視為近代中國的國恥,也是國人至今無法忘卻的悲慘記憶。150周年過去了,滄海桑田,斗轉星移,中國又重新回到世界舞臺的中央。拂去厚厚的歷史塵埃,許多有識之士對那場劫難多了一些認識和反思,漸漸還原了歷史的真面目。事實上,當時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對列強兵臨城下、磨刀霍霍的賊心渾然不覺,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缺乏應有的認識,依然擺出一副無知和傲慢的姿態,終于為列強報復中國制造了借口。

火燒圓明園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延續4年的英法聯軍之役的巔峰和終點。戰火是1856年10月在廣州點燃的。

1856年10月23日,英、法、美、俄四國進攻廣州,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聯軍攻陷并占領廣州,整整歷時一年零兩個月。因未與清政府就談判事項達成協議,英法兩國決議采取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

1858年4月英法聯軍北上,5月26日占領天津。清政府代表被迫同意在天津談判。英國侵略者提出“北京駐使、內地旅行、長江通商”三項要求,清政府最終屈服。

1858年6月,清政府分別與俄、美、英、法簽訂《天津條約》。

公使駐京之爭

《天津條約》簽訂后,英法退出大沽口,英法美三國于1858年7月中旬抵滬,等待修改稅則以及補充通商章程。7月14日,咸豐帝任命桂良、華沙納等為欽差向英法等國就《天津條約》提出交涉,準備修改公使駐京的條款。但是桂良等欽差大臣不敢向英法等國提出修改公使駐京的要求。

《天津條約》只是咸豐皇帝迫于壓力暫時答應,并不準備履約。其中的焦點就是決不能讓外國公使駐扎北京,以免外國公使在皇帝面前不愿三跪九叩。

根據《天津條約》,“北京駐使、內地旅行、長江通商,”也就是互設使領館,外國人可以到中國內地旅游,以及和中國通商。按照現在的認識,這些在國與國的關系中是十分正常的,應該通過雙邊協商談判來加以解決。但這些要求在清政府那里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解釋這一原因,需要從中國傳統的“天下一統”觀念談起。按照這一觀念,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皇帝為天下共主,所有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所有人見到皇帝都必須磕頭表示臣服。中國傳統外交主題就是讓夷狄們前來磕頭,并由此建立了一套“朝貢體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地稱之為“磕頭外交”。

英法等國對這種觀念并不認同,以英法為首的各國駐華使節拒絕磕頭,對皇上不行跪拜之禮,使“天下一統”的觀念破產。除此之外,公使長駐北京,又被看作是類同古代的“監國”,按照滿清政府當時的理解,駐京外國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稅,干涉政令,折遷民居衙署,建立高樓,部署各類武器,總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為所欲為。中國淪為外夷監守,自然萬不可行。

1859年初,新任英法駐華公使普魯斯和布爾布隆奉命進京換約,以便對清政府施加壓力。清政府接到他們堅持北上換約的報告后,命令直隸總督恒福照會普魯斯和布爾布隆,指定他們在北塘登岸,經天津去北京,并且隨行人員不得超過20人,不得攜帶武器。但是英法駐華公使拒絕接受清政府從北塘登岸的建議,堅持從大沽口進京換約。清政府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于是,經過皇帝、怡親王和僧格林沁王爺多次密謀,1859年6月25日,一場本該是儀式性的換約演變為血腥的沖突:僧格林沁帶兵在大沽口擊沉英法炮艇3艘,重創3艘,擊斃、擊傷英法聯軍484人。

大沽口受挫后,英法兩國政府隨即增派援兵來華,進一步擴大戰火。1860年8月1日,英法聯軍的艦船200余艘,載著陸軍1.7萬人開始在北塘登陸,8月10日登陸完畢后,摧枯拉朽,于8月21、23日分別占領大沽口和天津。

9月8日,英法聯軍由天津向北京開進。他們的價碼提高了:賠款增加一倍;加開天津為通商口岸。

親遞國書之爭

接著,英法聯軍向通州進發、直逼北京,9月14日英法聯軍和清政府的談判在北京通州進行,清政府派怡親王載垣等到通州與英法代表團談判。經過反復辯論,載垣等接受了英法代表團所提的條件,與巴夏禮達成了停戰簽約的協議,并就此認為矛盾已經解決。

不料在9月17日,巴夏禮又提出了英國使臣向清帝親遞國書的要求。載垣等認為“此事關系國體,萬難允許”,9月12日的會晤中并無此說法,且先前英俄兩國也未開此先例,嚴厲拒絕了英法此舉。但巴夏禮則認為,親遞國書乃國際慣例,沒有必要列入談判內容。雙方堅持己見,相持不決。于是,載垣等一面向咸豐皇帝報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張家灣將巴夏禮一行人擒拿羈留。

拒絕公使駐京,是皇帝維護其磕頭外交的第一道防線。當第一道防線被英法聯軍強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親遞國書”條文上設置了第二道防線,即使西方公使駐京,但不“親遞國書”,皇帝也不用與他們照面。在北京通州談判的最后關頭,英方在照會中堅持要向皇帝親遞國書,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線。

滿清政府在當時可以說是內憂外患,太平天國攻占蘇州、常州,威脅上海,英法聯軍集結通州,隨時可能進攻北京?墒菨M清政府卻下定決心不在磕頭問題上退讓半步,他們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頭,要么不親遞國書,口氣異乎尋常地強硬,毫無妥協余地。如果達不成協議,滿清政府將不顧自己力量虛弱而背水一戰。

當時英方提出遞交國書一項,只是按照西方的國際法慣例行事,當滿清政府提出見皇帝需要磕頭時,被他們以國家之間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絕。他們反而懷疑皇帝拒不接受國書里面包藏著巨大的陰謀,更加堅持要親遞國書。

當咸豐帝接到英方拒不磕頭的奏報之后,忍無可忍,無處可退,立即作出開戰的決定。對于導致通州談判破裂的直接原因“親遞國書”一項,直到戰后,滿清政府才明白過來,這只是西方各國的通常做法,并沒有特別要為難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聯軍雖然在談判中堅持要親遞國書,卻并沒有打算為此事開戰。雙方背后都沒有陰謀。

如此看來,這場戰爭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頭外交”的滿清政府與奉行國際慣例的英法兩國在國與國之間行為方式上的沖突,這兩種行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統”和“國家平等”這兩套在當時絕不相容的觀念之中。在它們的后面,則是由不同文明所構成的知識背景。

通州談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政府當場拘禁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使團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給巴夏禮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過地說明了滿清王朝所堅持的“天下一統”觀念之荒謬。

他們仍然認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滿清王朝的屬國,因此,英法聯軍對中國的進攻并沒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戰爭,而是被當作“叛亂”;滿清政府對英法開戰則被理直氣壯地宣布為“剿夷”、“討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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