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之間在“申遺”的問題上經常會出現紛爭，因為中韓曾經被認為是共處一個“天下”，同屬漢字文化圈，共享很多節日等，從“天下”到了“萬國”，這些節日與文化都需要被貼上國家、民族的標簽，難免會出現“產權之爭”。
本文摘自：中國經營報2015年10月26日第54版，作者：孫興杰，原題為：《“天下主義”的想象與現實》
“天下”的想象與帝國的現實
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天下主義”的興起與中國經濟的崛起息息相關。不可否認，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正在經歷冷戰結束以來一次深刻的調整，什么樣的精神資源和歷史經驗可以為正在轉型的世界秩序提供借鑒呢？這個問題，不僅中國人在思考，美國人也在思考。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衰落”的輿論逐漸形成，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出現問題了，現在到了中國拯救世界的時候了。類似的言論不斷沖擊著讀者的眼球，也激發了一種民族自信。另外，中國實力地位的提升，也帶來了“中國責任論”，中國能為世界提供什么樣的理想圖景，什么樣的制度和方案呢？天下主義的觀點借著這股東風而迅速流行，尤其是在國際關系學界，天下主義成為中國學者貢獻給世界的特色產品，引起了很多域外學者的關注。
“天下”的想象源于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而“天下是由天、天子（王朝）與生民（百姓）所構成的政治社會，是以王朝為媒介的公共之場”。天下既是中國傳統政治秩序的哲學基礎，也是中國對理想社會秩序的想象。作為一種政治秩序的“天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帝國，需要依靠實力，甚至是暴力才能維持與建立一種制度。商鞅變法之后通過戶籍的方式，臣民與天子之間建立了制度上的聯系，形成了一種嚴密的耕戰體系，也是通過這種體系，秦統一了“天下”，開啟了帝國的時代。漢帝國為這個耕戰帝國體制披上了“禮儀”的外衣，將德治的思想貫穿于帝國政治之中。由此就出現了日本學者所描述的天下體系的二元性：皇帝的實際控制體系是有限的，而德治體系的擴張則是無限的。對“天下”的想象更偏重于后者，從而獲得了超越政治的含義。
朝貢的出現也為“天下”提供了一種佐證，但是朝貢卻并不意味著朝貢國是中國“帝國”統治的一部分，而被想象為“天下”的一部分。漢高祖進攻匈奴被圍困，不得不采取和親政策，但是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而將其稱為朝貢。到了南北朝時期，中原正統王朝偏居江南，后世的史官還是用這套理念來解釋歷史，宋朝也是如此。人們現在津津樂道的還是漢唐盛世，尤其是漢武帝北擊匈奴，唐太宗的“天可汗”的稱號，但相比于歷史的長河，那是絢爛無比的流星。天下主義所內涵的王朝政治、朝貢關系反映了中國歷史的諸多片段，但是以這樣的概念來論述中國的對外關系歷史，不可避免會出現各種偏頗，恐怕也難以成為中國未來國際秩序理念的理論基礎和精神資源。
天下主義包含著“無外”的思想，但是前提是中國所具有的實力，尤其是文化道德感的優勢地位。1863年，中國皇帝致信美國總統林肯時說：“朕承天命，撫有四海，視中國和異邦同為一家，彼此無異也。”即便中國遭受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沖擊，天朝上國的自我認知還是如此牢固。
難以回避的國家身份與地區身份間的關系
在近代，天下體系瓦解了，東亞地區進入“萬國時代”，西方的主權平等的理念消解了天下體系的等級性。中國反抗的是來自西方的殖民帝國，而一些藩屬國在反殖的同時，也在抗拒著傳統的朝貢體系。對于中國而言，朝貢的歷史和天下的想象能夠變成整合民族情感的歷史記憶，但是對急于獲得民族身份的國家來說，朝貢的歷史會激發負面的情緒。中國與周邊的國家都在構建現代國家的過程之中，歷史的記憶需要共同研究與分享，但是很難說這些曾經的交往模式還能夠適應當下及其未來，即便中國愿意重建“天下”，也未必會有追隨者。
當朝貢體系成為歷史之后，各國都在尋求自身的國家身份，包括中國、韓國。中韓之間的經貿往來已經成為兩國關系的壓艙石，尤其是韓國非常看重中國巨大的市場，著力于推動中韓FTA的建設，地方政府官員、貿易協會的主管都在談論如何為FTA的實施做好準備。與曾經的朝貢貿易的政治特性不同，當下各國的經濟關系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則。國家利益至上依然是東北亞各國的主要政策取向，還沒有出現像歐洲那樣為了地區利益可以讓渡主權的做法。民族主義依然是一種強勢的思潮，筆者在韓國也能感受到韓國比較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當然這種民族主義更多的是要提升本國的競爭力，立于國際舞臺上的努力。
中韓之間在“申遺”的問題上經常會出現紛爭，因為中韓曾經被認為是共處一個“天下”，同屬漢字文化圈，共享很多節日等，從“天下”到了“萬國”，這些節日與文化都需要被貼上國家、民族的標簽，難免會出現“產權之爭”。今年韓國申請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有中國網友認為這是“逆襲”，心理難免不平衡，但是在李氏朝鮮時期，朝鮮半島接受儒家思想，也研習與傳播儒家思想。于韓國而言，現在很少人能夠閱讀這些他們被認為是傳統的儒家經典，因為韓文已經比較徹底地去漢字化，以確立國家的認同，但是與中國共享的文化，就成為他們抗拒的傳統。這也是韓國民族主義面臨的困境，如果韓國人都無法閱讀這些珍貴的典籍，那又如何記憶呢？對民族語言、民族身份的追求壓倒了傳統文化之根，這也是韓國面臨的一種身份困境。
對于韓國的“侵權”，很多中國人有無奈，也有憤怒，也有人在反思我們對于傳統的態度，對于文化之根的保護。面對韓國的時候，有很多人還是以“天下”來面對韓國。中國與韓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都走上了現代主權國家之路，不能不承認，韓國在建設現代國家、現代社會與市場經濟方面走得更快，也有很多值得中國學習與借鑒的地方。韓國人所津津樂道的“漢江奇跡”、民主轉型等，都是東北亞發展中的經驗，也是各國可以分享的經驗。
無論中國還是韓國，最近幾十年的發展有賴于開放政策，有賴于進入世界市場，沒有世界市場，就沒有漢江奇跡，也沒有中國高速增長的奇跡。從地緣上而言，韓國處于邊緣角色，但是在網狀的市場結構中，每個國家都可以成為節點，邊緣與中心的區分在于你與世界市場的聯系多寡。中國的“天下”觀念可以在世界市場中找到回聲，當中國成為世界市場的核心，你可以去想象一種“天下”。但是這種“天下”并不代表要構建一種封閉性的、可以與西方抗衡的體系，更不要談用中國的“天下”去拯救世界。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天下”不過是披著世界主義外衣的民族主義而已，只能引起周邊乃至世界的反感與反彈。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391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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