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遺體處理的方法一直是歷史上未解之謎之一。也是因為斯大林的遺體處理方式，讓赫魯曉夫成為了毛澤東內心深處最壞的一個人。究竟失態是如何發展到這個地步的，赫魯曉夫又是否有什么苦衷。當年赫魯曉夫為何想將斯大林遺體送到北京呢?
1958年中蘇關系出現裂痕后，便不可遏制地一步步走向惡化。
195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隆重慶祝國慶10周年。赫魯曉夫在來北京前剛剛參加過美蘇戴維營會議。此前，中印邊境出現流血沖突，作為中國盟國的蘇聯卻發表偏袒印度的聲明，以中間人的口吻呼吁雙方和平解決。蘇聯不顧自己盟友的利益拉攏印度，卻要中國服從它的利益，這自然引起毛澤東的憤慨。
赫魯曉夫到達的當天晚上，中共領導人與蘇共領導人便在中南海頤年堂發生了激烈爭吵。據當事者稱，當時的情景，可以用“吵得一塌糊涂”來形容。第二天，在天安門城樓上，赫魯曉夫告訴毛澤東，不打算履行援助中國研制核武器的協議(6月間只是稱“暫緩”)，毛澤東只是平淡地回答：“那也好，由我們自己來干。”
這時中蘇之間出現爭吵，關鍵問題在于赫魯曉夫剛剛訪問美國實行了關系“緩和”，因此要求中國也要服從這一蘇聯外交的需要，在周邊也要相應地實行緩和，對美國和印度都不能強調斗爭。一向堅持獨立自主的毛澤東當然不買賬，嚴厲批評蘇聯的妥協政策違反了馬列主義，并加上“半修正主義”之稱(當時中共講修正主義還是指南斯拉夫)。赫魯曉夫則用更難聽的語言諷刺中共領導是“好斗的公雞”。
過去中蘇兩國關系好時，誰都不提歷史遺留的兩國邊界問題，而一旦出現爭吵，過去的老賬便難免會搬出來。在赫魯曉夫訪華前，即1959年9月初，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米哈伊爾·齊米亞寧為出訪準備的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國際地位”的長達30頁的絕密報告中便談到：“蘇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國展開了反對教條主義和被稱為‘百花齊放’的運動”，“右派分子”“對蘇聯提出了大量的領土要求”。齊米亞寧認為，“很難確認在反右斗爭中公開發表這一類言論的目的，即使考慮到我們的朋友們的戰術意圖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還是指出：“盡管有過右派分子的叫囂，中國朋友卻從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開提出過所謂‘對蘇聯的領土要求’。”這是目前發現的蘇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對中國在中蘇邊界問題上的態度的反映，表現出對中國可能重提歷史舊賬的滿腹疑團。
10月2日，赫魯曉夫在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進行的長達7小時的會談中，就中印邊境事件對中國進行指責。周恩來則反駁說：你們領土問題處理的也不好，你想證實一下嗎?示意中蘇之間也有領土歸屬問題尚待解決。這是自“中蘇蜜月”以來中蘇兩國領導人在內部會談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責，并且首次提到了雙方敏感而又回避的邊界問題。
為了緩和一下氣氛，赫魯曉夫在離開中國時建議，雙方都燒掉10月2日的會談記錄。中國方面如實去做了，現在有關這次爭吵的記述都引自當事者的回憶。蘇聯瓦解后，俄羅斯檔案中也找不到這份記錄，證明也已銷毀。不過蘇共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蘇斯洛夫在黨內高層干部中就此事做了一個報告，大篇地指責中國，從此把中蘇分歧在其黨內上層干部中公開。
進入1960年以后，中蘇關系更是日益惡化。起初引起中蘇交涉的是中印邊界糾紛，接著是對國際形勢緩和的看法以及斯大林的評價等問題。
1960年1月19日，得知蘇聯領導人即將訪印的消息后，周恩來接見了蘇聯大使，要求大使轉告蘇共中央，蘇聯領導人訪印時最好不要過問中印邊界問題，以免被印度資產階級利用并暴露兩黨之間的分歧。1月22日蘇聯大使見陳毅時答復說，蘇共中央已經表示，蘇聯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將會“嚴守中立”，反對第三國干預。過去“兄弟般”的盟國竟說這種話，自然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極度不滿。1月26日，周恩來再見蘇聯大使，對蘇聯關于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嚴守中立”的提法表示驚訝，嚴肅地指出：“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沖突時，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保持中立，這無論是在社會主義陣營里，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都是一個新現象。”
這一“新現象”，其實意味著兩家為各自利益，已經不能維持過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團結一致的局面了。
1月31日，蘇聯大使又把赫魯曉夫的一封信轉交給毛澤東。信中稱，蘇聯打算單方面宣布在一年半至兩年內裁減120萬軍隊。毛澤東當即要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請蘇聯大使轉告赫魯曉夫說：中共中央支持蘇聯采取這一有利于爭取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擴軍備戰的斗爭步驟。
赫魯曉夫這封信的意思，是要中國方面在裁軍問題上表現出配合狀態，以使他同美國打交道時更有本錢。毛澤東卻恰恰不愿配合，因為此時他已不愿讓蘇聯以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代言人和“老大”自居。
2月初，華沙條約首腦政治協商委員會例會召開，討論裁軍問題。中國派出康生、劉曉、伍修權作為觀察員前往。在赫魯曉夫大力主張兩大陣營同時裁軍時，中方代表康生卻對會議提出的裁軍主張持保留態度�？瞪�2月4日的發言當中，根據中共中央關于要防止蘇聯在裁軍等問題上代我承擔義務的精神，一面表示贊成普遍裁軍，一面聲明，在沒有中國直接參加的情況下，中國將不承擔任何裁軍義務。
這一態度，明顯是反對美蘇兩家主宰世界，令赫魯曉夫惱羞成怒。他在會上指名攻擊中共和毛澤東，批評中國不給蘇共政治和道義上的支持，即不配合他對美國的緩和政策。接著，蘇共的口頭通知又給中國共產黨戴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政治帽子，中國代表康生當即予以激烈的反駁。
在當晚舉行的招待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代表團的宴會上，赫魯曉夫在講話中便對康生發言中的強硬措辭表示反感。他聲稱，兄弟黨之間是平等的，應該相互尊重，提意見可以，但不要玩弄尖銳的詞句，不應該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我們，不能認為只要是自己說的話就是真理，就應該這樣做。他隨即話鋒一轉，把話題直接轉到了毛澤東身上，說“我不同意說什么一旦發生戰爭多少人會死亡，多少人會活下來……我們要為人民著想，人民是怕戰爭的，他們不要戰爭。”“當然，我們對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們尊重的不是年紀的大小，而是英明與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雙舊的套鞋一樣，只能把它們放在屋角去供老年人欣賞。”
赫魯曉夫直接把中國黨的領袖比喻為“舊套鞋”，暗示可以更換，再聯系到蘇共歷史上一貫擅長在他國黨內搞顛覆和尋找自己的代理人，此話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那里會引起什么樣的反應便可想而知。
中蘇兩黨關系走到這一步，破裂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得到康生等人的報告，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進行必要的反擊。3月初，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收集列寧有關帝國主義、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等有關文章編輯成冊，在列寧誕辰90周年發表。同時中共中央又準備加緊撰寫闡述關于時代、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問題的文章，從正面闡述列寧觀點，回應蘇共對中共的指責。
為了適應當時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論戰”的需要，中共中央調集了一批“秀才”，在釣魚臺國賓館里工作，專門起草反駁蘇共的文章。這個“秀才班子”共5人，即康生、吳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瞪鳛橹泄仓醒霑浱帟�，是“秀才班子”的負責人。吳冷西是新華通訊社及人民日報社社長，王力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姚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范若愚為《紅旗》雜志副總編。
在當時赫魯曉夫施加壓力的情況下，與會者都激發起一種勒緊褲帶盡快還債的情緒。因為欠蘇聯的錢、物，講話爭辯時難免就有低人一頭的感覺，于是有人說：“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有人提倡：“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則以堅定的口氣說：“明年還清這個債。”
面對中蘇沖突的升級，與中蘇兩國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一些國家的黨的領導人非常不安，越南勞動黨尤其如此。8月上旬，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到中國，毛澤東直接請他前往北戴河。毛澤東一般不請其他共產黨的領導人到這個避暑地，因為對胡志明不見外，才有此邀請。
熟悉當時中共對外關系的人都知道，胡志明是唯一能在毛澤東室內光著膀子搖著扇子談話的外賓(當時毛澤東的室內還沒有空調)，因為主人對他說過“這是在家里嘛”!此次他一到北戴河，便馬上會見正在那里開會的毛澤東等人，明確講：“此行是勸和來的。”
毛澤東這次談話卻很嚴肅，首先表示，你們是好心，你們的意見雖然不能說是完全好的，但可以說基本上是好的。因為反對美帝及其走狗是我們的共同任務，需要加強團結。正因為如此，我們對赫魯曉夫也并不使用國內對待右派的辦法來對待他，而是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今年不靈，明年再討論、再批評。明年不靈，后年再來。總會有結果。10年、8年以后，收獲一定很大。我們反對立三路線、王明路線，也經過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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