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攝影機下的朝鮮戰爭

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和朝鮮大量官方宣傳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朝兩國唇齒相依、休戚與共，兩國人民“用鮮血凝成的友誼”將世代留傳。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華先生長期致力于從國外解密檔案重新挖掘梳理歷史。最近，他利用已經解密的前蘇聯、匈牙利、東德、阿爾巴尼亞和中國檔案文獻，以及相關的口述史料和研究成果，完成了“中朝關系歷史真相”的課題研究，對上世紀50-60年代中朝關系有一套不同于傳統說法的系統總結。

本刊得到沈志華先生授權，從他的研究論文中，摘取歷史上中朝關系的幾個關鍵節點，分期刊出以飧讀者。我們刊載沈先生的文章，是為了豐富和增益讀者視野，并不意味著認定他的研究準確無誤。

朝鮮停戰以后，朝鮮面臨的經濟恢復和建設的嚴峻局面絲毫不亞于戰爭本身。

由于戰爭期間中朝領導人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出現的分歧和沖突，朝鮮對中國并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種信任和感激。因此，在戰后經濟重建要向中國伸手求援時，朝鮮人多少有些尷尬。

然而，讓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毛澤東深知中國在戰爭期間得罪了朝鮮，為了恢復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在朝鮮重建時期的最初幾年，中國做出的援助承諾，在金額合計上竟然超過了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總和。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下，朝鮮經濟重建的三年計劃取得了重大成功，1955年工業基本建設投資約等于戰前五年工業總投資的三倍，當年國營和合作社工業的總產值超過戰前1949年水平的56%。

在此情況下，金日成提出了“主體思想”，樹立個人權威，嚴厲指責莫斯科派的許嘉誼(許哥而)、樸昌玉、樸永彬和延安派的樸一禹。“從蘇聯回來的人主張學蘇聯的方法，從中國回來的人則主張學中國的方法。這種爭吵是毫無意義的。”他說，“我們正在進行朝鮮的革命，而不是別的國家的革命。朝鮮革命，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工作的主體，必須使一切思想工作服從朝鮮革命的利益。”

金日成由此開始的一系列清除異己的行動，導致中朝關系急劇惡化。

金日成清除異己

朝鮮勞動黨是在戰前不久才由4個主要派別聯合組成的，以金日成為首的游擊隊派雖然人數不多，但占據了主導地位；延安派成員則多為軍事領導干部，在戰爭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莫斯科派(來自蘇聯的朝鮮族人)和南方派(或國內派)雖勢力較小，但也有個別領袖人物在黨內很有影響。

還在戰爭期間，那些對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構成威脅的各派領導干部就開始遭到清洗。矛頭首先指向掌握著軍事實權的延安派干部。1950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罷免，不久樸一禹、方虎山也相繼被貶和被捕。

隨后輪到莫斯科派干部。1951年11月，莫斯科派中最突出的人物許哥而因與金日成意見不合，被開除黨籍，雖在蘇聯的干預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職務，但最終還是被迫于1953年初自殺。

1953年8月，以李承燁為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干部受到法庭審判，罪名是美國間諜、破壞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圖顛覆共和國。此案的矛頭實際上是針對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腦人物樸憲永的，兩年后，最高法院以間諜罪判處樸憲永死刑。

經過一連串的內部爭斗，朝鮮黨內各派終于都歸附金日成麾下，朝鮮停戰后不久形成的新領導班子，不僅增加了游擊隊派的金一，還有延安派的金奉、金昌滿，莫斯科派的樸昌玉、樸永彬，甚至南方派的樸正愛。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壓下暫時消失，問題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蘇聯外交部觀察到，朝鮮停戰后，中朝關系有“不正常現象”。如“志愿軍司令部坐落在離平壤幾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條件很差，朝鮮領導同志也極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戰爭展覽館，12個戰績展廳中只留給中國志愿軍戰士一個，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廳中，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行動被解釋成與中國志愿軍無關；“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國待過的領導工作者在黨和政府中的職務”等。

而中國政府在1952年召回駐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沒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鮮駐華使館舉行的招待會上，周恩來“幾乎沒有同朝鮮代表交談過”。蘇方據此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同志對朝鮮人的行為很不滿(盡管沒有公開表達過)，但他們對朝鮮人表現得很克制。”

這一切，顯然都與金日成開展黨內斗爭，清除朝鮮勞動黨內的親中力量，有著千絲萬縷的微妙關系。

“莫斯科派”首先遭排擠

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風潮的影響下，金日成清除黨內反對力量，首先指向莫斯科派。

1956年4月23-28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主要目的是進行人事調整，進一步消除反對派的勢力和影響。會議既沒有消除前一段廣大干部對人事處理的不滿情緒，也沒有研究人民普遍關心的經濟困難和生活問題，對朝鮮勞動黨內嚴重存在的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現象，如全國各地都建立了他的紀念碑，到處可以看到他的肖像，電影、歌曲、著作都在歌頌他的英明等，更是只字不提。

金日成的長篇報告，除了贊揚朝鮮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成就外，就是反復批判樸憲

永等南方派領導人以及其他“分裂黨的宗派主義活動”。大會對中央委員會進行了大規模調整，以保證對金日成的忠誠和支持。在71名中央委員中，新選43人，上屆保留下來的只有28人，在45名候補中央委員中，新選43人，保留的只有2人。

這次會議的人事調整主要是針對莫斯科派的，在代表大會之前一次審議候選人的中央會議上，金日成提出，有一些從蘇聯回來的干部已經接受了朝鮮國籍，又不愿放棄蘇聯國籍，為什么還要選他們當中央委員？對此，崔庸健憤怒地說道，既然他們腳踏兩只船，就應該把他們踢出去。結果，這些人全部被排除在候選人之外。

在代表大會后召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上，金日成又針對莫斯科派干部經常光顧蘇聯使館的情況，特別強調了保守機密和加強紀律的問題，并規定從即刻開始，與外國人的一切聯系必須通過外交部和外貿部進行。

這一時期，金日成黨內斗爭的矛頭主要指向莫斯科派，因此對延安派顯得十分寬容。

也是在這次常委會議上，金日成突然主動提出了樸一禹的問題，表示：樸一禹理應予以釋放，但目前暫不執行。

對于延安派干部李相朝的問題，金日成也沒有追究。李在戰爭初期曾作為金日成的代表住在北京，這次是從駐蘇大使任上特意回國參加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會議期間，他曾兩次給主席團寫便條，建議討論勞動黨內部存在的個人崇拜問題。李提的建議非但沒人理睬，還被金昌滿叫去責罵了一頓。崔庸健、樸金等人甚至主張撤銷其大使的職務。后來金奉出面找金日成，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見，李相朝才算躲過這一關。

李相朝回到莫斯科，立即于5月30日約見了蘇聯副外長費德林，詳細報告了朝鮮黨內的不正常狀況，強調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實際上籠罩著整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缺乏集體領導，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個人決定。

李相朝說，對金日成的吹捧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朝鮮人民革命博物館變成了金日成個人事業的歷史博物館”，甚至傳說“金日成在兒童時代就已經開始領導朝鮮人民進行反抗日本的解放斗爭了”。李相朝還指出了金日成在經濟工作和使用干部方面及戰爭期間的種種錯誤，并多次強調，蘇共中央必須盡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幫助朝鮮勞動黨，特別是幫助金日成克服他那些危險的錯誤。

“延安派”被出賣

朝鮮勞動黨三大以后，金日成為尋求新一輪外援而出訪蘇聯和東歐各國。6月1日金日成離開平壤后，朝鮮黨內對金日成不滿的干部，包括金奉、崔昌益、樸昌玉、樸義、徐輝、尹公欽、金承化等人，開始四處活動，希望在8月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揭露和批評金日成的錯誤。

副首相崔昌益(莫斯科派)于6月8日秘密地單獨約見了蘇聯大使伊萬諾夫。崔全面報告了朝鮮最近的情況，特別是在干部使用問題上的錯誤傾向：黨內領導干部的任用，既沒有照顧到來自國內、中國和蘇聯等各個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賢，提拔的都是那些沒有文化、沒有經驗卻專門會溜須拍馬、阿諛奉承的人，這也是造成嚴重個人崇拜現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樣強烈要求蘇共中央幫助改變這種狀況。他說，對于蘇聯的建議，金日成一般都會認真對待的。

徐輝、尹公欽等延安派干部則私下串聯，組織倒金力量，甚至取得了崔庸健和金奉的支持。當時對金日成政策的不滿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平壤市幾萬名工人受到波茲南工人的影響，也要組織游行。勞動黨平壤市委5個常委中，有4人表示同情工人，為首的是副委員長洪淳寬。

對于金日成排除異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來是表示過不同意見的。8月2日，蘇共中央又通過使館向勞動黨傳達了進一步的看法，希望金日成在檢討朝鮮黨的一些錯誤做法時應表現得主動一些。

8月初金日成回國，崔庸健立即出賣了延安派干部，向金日成全面報告了國內的危急情況。金日成立即采取了應對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樸正愛等人頻繁與蘇聯使館接觸，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評，同時指責反對派人物已經形成了“反黨集團”，他們的宗派和分裂活動將破壞黨的威信和地位，造成危險局面。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找一些有不滿情緒的干部談話，采取威脅、利誘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對派隊伍。如說服金奉放棄了撤換干部的主張，迫使樸義采取了中立立場，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學習等。此外，還使用警察手段監視反對派干部，對他們的司機、保姆進行審問，并急召出訪的內務相方學世回國布置防范措施等。

經過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動權。在8月21-23日召開的常委會議上，雖有一些不同意見發表，但最后的結論是：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犯錯誤的主要是許哥而和樸昌玉等人，對此“中央常務委員會將采取措施來予以清除”；根據目前調查的材料，沒有理由對黨的領導干部進行撤換。

8月28日，常委會議通過了金日成將在中央全會上做的報告草案。在報告結尾處，金日成提出黨內“存在著派別和宗派活動殘余”，號召全黨加強警惕并與之斗爭。

八月危機：“延安派”出逃中國

8月30-31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了中央全會。金日成按照預定程序首先做了常委會一致通過的報告，隨后的兩個發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贊美之詞。第三個發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貿易相尹公欽，他以“憤怒的揭發式語調”批評黨內存在的錯誤傾向。尹的發言被多次打斷，并淹沒在一片反對聲中，崔庸健甚至站起來大罵，會場一度陷入混亂。崔昌益起身想發言，為尹公欽辯護，但沒有得到講話機會。

面對如此局面，休會的時候，內閣副首相尹公欽、職業總同盟(總工會)主席徐輝、文化部副相金剛、建材局長李弼奎等人商議后，感覺形勢不對，便悄悄離開會場，潛往中國。

在以后的會議中，除崔昌益、樸昌玉表示贊同尹公欽的意見，幾乎所有的發言都指責這種“反革命和反黨”言論，并對上述幾人的“錯誤”或“罪行”展開了猛烈抨擊，崔昌益被說成是反黨集團的首領和思想家。

第二天的會議作出決議：由于“從事反黨活動”，開除尹公欽、徐輝、李弼奎和金剛四人的黨籍，撤銷他們的一切職務，同時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職務，解除樸昌玉內閣副首相和中央委員的職務，上述問題均移交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審查。不久，樸昌玉被迫到東海岸一個小型鋸木廠去當廠長，而崔昌益則被任命去負責一個養豬場的工作。

會后，“整個國家陷入大規模的搜捕和強力鎮壓之中”，很多黨內重大問題遭到歪曲，呈現在全體黨員群眾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滿的人策劃了宮庭政變式的嚴重密謀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蘇聯使館，崔庸健到中國使館，分別通報了全會情況和所做決議。

9月3日，朝鮮政府正式向中國外交部通報，有4名朝鮮公民在安東地區越過朝鮮邊境并被中國邊防軍截獲，請求中國政府將上述人等遣返回國。喬曉光大使代表中國政府當場答復：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強制性將其遣返是不可能的。喬將這一情況向伊萬諾夫作了通報，并詢問蘇聯的看法。顯然，中國政府此前已經確定了自己的立場，而莫斯科此時的態度就更加謹慎了。

9月5日，朝鮮駐蘇大使李相朝求見費德林并提交了他給赫魯曉夫的信。李指責金日成對提意見的同志實行鎮壓，請求蘇共中央干預此事。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討論朝鮮問題。會議決定，委托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波諾馬廖夫經過“周全的考慮”后接見李相朝，并答復中國大使，蘇共中央將委托正在出席中共八大的蘇共代表團與中共中央交換意見。

在9月10日與李相朝會談時，波諾馬廖夫答復：蘇共對朝鮮發生的事情表示憂慮，蘇共代表團將與同樣在中國的朝鮮勞動黨代表團及中共商談此事，但不會干預朝鮮勞動黨的內部事務。對于李相朝請求蘇共公開表態批評朝鮮勞動黨的建議，波諾馬廖夫拒絕討論。

蘇聯態度的轉變，促使金日成對在此前受到打壓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懷柔政策，將斗爭的主要矛頭轉而指向延安派。

9月14日下午，樸正愛召集從蘇聯返回的朝鮮干部開會，出席者約100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2/3)。會議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將改變對來自蘇聯的朝鮮族干部的態度，并為他們平反。

從金日成等人向蘇聯報告的情況看，與八月“反黨”事件有牽連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動主謀的崔昌益和徐輝，就連反對派中的最高層干部、黨內元老(“老頭子”)金奉，都是陸續從中國回來的。據說，金日成曾講過這樣的話：參與政變陰謀的人都屬于延安派。因此，金日成才會改變對莫斯科派的態度，目的是集中力量對付來自北京的壓力。

化解危機，中蘇代表團入朝

9月18日晚，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人與蘇共代表團商談處理朝鮮問題。米高揚建議中蘇兩黨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況。毛澤東則對朝鮮許多同志無辜被捕、開除、撤職的做法極為不滿，并直接指出，金日成還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對的話都聽不得，誰反對就殺誰。

與米高揚“了解情況”的建議不同，毛澤東提出，中蘇兩黨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勸他們團結”，“收回成命”，恢復反對派的黨籍和職務。“我們要對金日成說，我們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幫助你，但是你必須改正錯誤。”毛澤東說，“我們也要勸那些被整的人采取和解態度，勸雙方和解。”具體方法是召開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全會，中蘇代表都參加；會議要作出決議，而且要公開發表。

毛澤東還對米高揚說，金日成對我們有情緒，不聽中國的，這次主要靠你們了。米高揚沒有明確表示意見，只說去談談看。毛澤東認為，這次去就要解決問題，但米高揚推說國內還有事情，不能過多停留。

接著，中共領導人又與朝鮮代表團會談。毛澤東一開始就指出，朝鮮在經濟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問題很嚴重”，并通知他們，中蘇兩黨決定派代表團次日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幫助你們解決問題而不是要破壞你們”。

毛還說，對于朝鮮勞動黨的做法，過去就有意見，例如朝鮮戰爭，開始就提醒過金日成不應該打，后來又警告他敵人可能從后方登陸。彭德懷和李克農甚至質問：朝鮮戰爭到底是誰發動的？是美帝國主義發動的還是你們發動的？

會談中，中共領導人對朝鮮勞動黨的批評非常嚴厲，指責他們在干部問題上敵我不分，犯了“路線錯誤”，“黨內充滿恐怖情緒”。毛最后說，我們可以叫跑到中國來的同志回去，但回去后一定要恢復他們的黨籍和職務，把問題拿到黨的會議上冷靜地加以解決。顯然，中共的態度比蘇共更加強硬和明確。不過，除了要求金日成糾正錯誤外，中共并沒有進一步的企圖。

米高揚和彭德懷等人到達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單獨談話，經過兩次深談，金日成原則上接受了中蘇兩黨的意見。9月22日召開的勞動黨中央全會作出決議，承認八月會議處理問題的方法“過于簡單”，同意恢復崔昌益和樸昌玉的職務，恢復出逃中國者的黨籍。

米高揚回到中國后表示任務已經完成，但毛澤東指出：“問題并沒有結束，而是剛剛開始。”事實也的確如此，在中蘇代表團離開平壤以后，金日成不僅沒有執行與米高揚、彭德懷達成的協議—在媒體公布九月全會決議(只在黨內傳達并在報紙上發了一個簡短消息)，反而繼續對有不同意見的干部進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國。此外，關于釋放樸一禹的協議遲遲沒有結果，答應恢復尹公欽等人家屬糧食供應的諾言也一直沒有履行。盡管中國一再表示對于是否執行這些協議的結果非常關心，但朝鮮方面一直虛與委蛇，拖延不辦，將中朝關系拖入冰點。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433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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