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三晉都市報》2012年1月18日 作者：秦瑜 原題為《胡耀邦同志在南充的崢嶸歲月》

　　上世紀40年代末，我們沒放一槍一彈，解放了川北首府——南充。

　　四川最窮的屬川北，川北最窮的要數南充。解放了的南充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沒有一座像樣的樓房、一條平整的街道。老百姓也窮，吃米飯全是紅苕充數，下飯的是牛馬不食的“牛皮菜”。老百姓穿的破布爛衣，連嬰兒也喝不上全米稀飯，走出門是個光身子。百姓過的日子真為古話所言：稱薪而爨，數米而炊。

　　地區之窮，決定了工作的艱巨性。改變貧窮面貌，非得有干部，靠南下干部那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在這一情況下，應運而生的是：西南人民革命大學川北分校成立了，校長由胡耀邦同志兼任。

　　老鄉們都叫他“胡大哥”

　　胡耀邦校長首次到“革大”，是1950年3月。我記得是晚飯后，太陽還未全落，他甩著雙手，身著微服，向校門走來。當時社會秩序很亂，山上不斷傳來槍聲，不僅有機槍聲還有炮聲。衛兵面對生人，就是不準他進校門，問他，你是干啥的？耀邦同志哈哈一笑，說，跟你一樣，解放軍的普通一兵。這時，他的警衛趕了上來向衛兵說：“他呀，咱區黨委的胡書記！”

　　以后，胡耀邦同志便成了革大的“�？�”，抬腿到，揮手走。鑒于當時治安條件惡劣，他常是單身來單身走，校方為他的安全起見，對他的冒險行為進行了規勸。他“強詞奪理”說：“我的頭上沒刻字，單人行動最保險，最安全。”

　　革大學員招滿后，他來得更勤了。有時上午來，有時下午來，甚至晚上也來。有他的課他來，沒他的課也來，學校商討教案他也來。有時，還深入到學生宿舍，聽學生對他講的課有什么反映，也能聽到學生對共產黨、人民政府有什么意見。

　　胡校長給學員們講課，一星期一次，或上午或下午。時間一到，不請自到。上了講臺，自己就講，沒有開場白。一杯白開水，一個課桌，胡耀邦同志嗓門高，聲音洪亮，幾千名學員都能聽得到，記得下。他一口氣講幾個小時，學員們也一坐幾個小時，還嫌時間過得快，聽不過癮。

　　朝鮮戰爭爆發后，學員們思想不安定，有種“恐美”思想。討論會上，常常因為“科學殺人厲害，還是人殺人厲害”爭論不休。耀邦同志有針對性地講了一次課，消除了學員的“恐美癥”。

　　他說，朝鮮天天打仗，天天死人，美國經不起這場戰爭。美國有數萬名在朝鮮戰爭中死去兒子和丈夫的婦女，靜坐在白宮門前呼吁杜魯門快停戰、快撤軍、快讓孩子們早點回來與家人團聚。他們說，戰爭繼續打下去，我們死一個男人與中國死一個男人，在天平上不是等同的，美國男人死絕了，中國還有多少億男人呀。一比一死下去，我們沒男人成了寡婦，還得請中國男人給美國繁衍后代呀！故事說得大家哈哈大笑，之后，他們思想就安定多了，也不怕美國狼了。

　　有一次，在學校畢業典禮大會上，針對學員提出的問題，他說，如何當好群眾信賴的干部，就是放下知識分子架子，到茅草房里拜群眾為老師，調動“四大器官”，用頭想、用嘴說、用手寫、用腳走，做到我給你們的題詞“堅持政策，完成任務，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這就成為及格的學生了。這樣的學生在哪里扎得根越深，群眾越舍不得你走，你就成了人民的好干部。

　　胡耀邦同志在訓導別人時，他就是先行的典范。

　　我們剛進南充時，社會上謠言四起。共產黨殺人放火呀，共產共妻呀，解放軍待不了多久就要北撤呀。一天我上街，在北大街有群挑糞賣菜的群眾圍成一個堆。我走上前一看，中間的正是胡耀邦同志，他問群眾，我是共產黨，我還是共產黨的頭，我是行署主任還是解放軍的政委，你們誰看到過我殺人、放火燒誰的家？你們中能有人抓住過這樣的殺人犯，押送公安局，我就給你個官當，好不好？幾句問話，不僅粉碎了“莫須有”的謠言，而且把胡耀邦叫成了“胡大哥”，這一叫，他與群眾關系更親密更貼近了。

　　重教育、重改造不抓“尾巴”

　　革大先幾期學員，成分特復雜。有的有政治目的，企圖以破壞趕走共產黨，但聽了胡校長的報告，自覺地走進公安機關，坦白自己先前的罪行。罪行不大的留在學校繼續學習，畢業后成為對人民有用的人才。

　　1951年年底，革大成立了“三部”，通稱：“革大三部”，校址設在南充市南大街。有多少學員我記不清了，但學員中人人都有歷史問題。學校先是在屋頂上架機關槍，屋下門口有衛兵持槍站崗，有股陰森森的感覺。耀邦同志了解情況后，立即撤銷了“武裝警衛”。這一舉措讓學員們立即卸負減壓，安心全力投入學習。1954年9月，我調涪陵殘廢軍人學校工作，這個學校的老師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從“革大三部”分配出來的。

　　這些同志在舊社會都是舊政府官職人員，有記者、有財會、有教師，還有運動員，是一些有問題沒血債，有舊黨團關系，但都不具備判刑，為社會還能工作的同志。聽他們說，先前那種緊張恐慌心悸的程度，勝過坐牢獄。學習會上發言，口打哆嗦身打顫，心想，看來下場不是死就是坐牢。胡校長來講話，要我們把“舊我”與“新我”作個了結，只要沒血債一個不抓一個不殺，交代清楚了不抓尾巴。對你們的方針，黨是重教育、重改造、重思想轉變。后來我看了他們的檔案，檔案中都記載了他們對胡校長寫下的感恩頌揚的文章。

　　胡校長對南下干部的思想工作抓得也極嚴格，要南下干部為新區人民做出榜樣。

　　革命勝利了，戰火熄滅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干部們思想放松了，有的人大言不慚地講起了享受。有的說，革命成功了，一人一個洋學生，離婚風甚囂塵上。耀邦同志大課報告，小組討論，強調“不能革命成了功，老區人民寒了心，對他們兒女不放心”的路要堵塞，李自成的路走不得，不能使同志們“敵人沒辦法把我們打倒，自己把自己打倒”。當時，整風的戲劇在南充各影劇院紛紛上演，溫馨的政治空氣彌漫在南充的上空。干部離婚風得到控制。

　　“好好種糧，向國家多交糧”

　　當時的南充，干部在學習上有校園之風，干部的精神面貌有延安之風，群眾關系上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風。

　　領導干部學習組，胡耀邦同志就成立了核心學習小組，教員是革大教育長蘇黎。他每星期三上午向以胡耀邦為首的領導干部講哲學，重點講《實踐論》《矛盾論》。蘇黎在《晉綏邊區史話》中有記載，毛主席請蘇黎修改他在晉綏邊區“三干會上的講話”。主席說蘇黎是黨內有名望的知識分子縣委書記。耀邦同志為激勵大家努力學習，經常說以蘇黎為榜樣“先當學生后當先生”。

　　南充所有的機關干部在星期六上午上大課，教員是區黨委組織部長李登瀛。我便是常聽首長們講課成長起來的。

　　那時生活很苦，沒有津貼沒有補助。坐下聽課自找磚頭，吃飯自己背米，燒火自己扛柴，在這種情況下，干部團結得很好，不圖私利、不講享受，只講奉獻。我那時是護士，上街給群眾種牛痘打防疫針，不吃群眾一口飯，不喝群眾一口水，和群眾團結得像一家人。

　　川北是個實打實的農業區，全區人民憑種糧過日子，農業上不去，群眾受窮。共產黨挨人罵，這是“失民心失天下”的大事情。因此胡耀邦同志抓農業抓得實在。我們都知道的，他在農業上抓典型，以典型推動全區工作。這里有個胡耀邦同志樹謝瑞珍典型的故事。謝瑞珍是南部縣棗兒鄉農民姑娘，解放了渾身輕松、渾身是勁，務農上拼著命干。胡耀邦同志知道后，大力扶持，這個姑娘成了川北的勞動模范。

　　1952年，前蘇聯歡慶十月節時，謝瑞珍到了莫斯科，在那一天，她站在紅場上觀看了游行隊伍后又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見。回來后她向我們做報告：“一個農村女娃，從媽肚子里生下來，就沒有想過走出棗兒鄉。新社會好，我走出了棗兒鄉，走出了南部縣，還到了南充、北京、莫斯科，回來胡大哥接見我們，聽我們的匯報。當我匯報說斯大林問候中國農民時，他拍著掌笑吟吟地說：你比我強，還見到了斯大林，不簡單呀。了不起！你回去要帶動農民兄弟，好好種糧，向國家多交糧！這幾句話已過去了近60年，在我腦子里、心坎上宛如昨日。”

　　1952年，他調離南充，來時悄悄來，走時無聲無息。來時無迎接儀式，走時無歡送儀式，真是無聲勝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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