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侯鏡如在塔山假打的各種說法，都是基于一些推測，沒有實質性的內容。如果侯鏡如要假打，他應該與中共事先達成某種默契，那么他通過什么人與中共聯系?達成過何種默契?至今都未見任何相關資料。
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來分析侯鏡如當時的表現。塔山防御戰之后，侯鏡如部撤至在津塘一帶，與中共有過接觸。從雙方接觸的情況，可以判斷出此前他與中共是否建立過聯系。
聶榮臻于1948年12月17日致電中央軍委、華北局，稱：“侯鏡如亦表示動搖，我已電平津辦經有關方面即轉告他，時機緊迫，要他做最后決策。希望他站在人民方面為人民立功，重新回到革命戰線上來，并做出具體方案，派人與我方接洽等。已有來電稱‘約定“李介人”的介紹，去塘找他的師長’等語”。
軍委于19日18時致電聶榮臻并告林羅劉，要求：“你們可以從各種線索與傅作義、侯鏡如甚至劉化南這些匪首進行談判和分化，但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徹底解除他們的武裝，并將這些匪首逮捕起來，絕不容許這些人保存其反動力量，談判和分化只是達到殲滅他們的一種手段�！�
21日24時軍委致電林羅劉，稱：“侯鏡如從葫蘆島撤回很悲觀，他自己的92軍又被調往北平，故你們可用送信勸降方法去試一試，至少可以使他發生某種動搖;假如你們能用炮火完全封鎖塘沽，使他感到走投無路，此種方法可能發生更多的效力。此外，你們還可起草公開的勸降書，發來中央審查作口語廣播，并在前線印發傳單�！�
23日22時軍委再電林羅劉，“同意允許九十二軍起義前答應他們編為一個軍，答應保護侯鏡如，并仍為該軍軍長”，并指出“昨電要你們公開廣播對侯鏡如勸降，因九十二軍事件不宜如此做出，對侯個人寫信(送給塘沽一處)似仍可行，望酌辦。關于保護侯鏡如請告塘沽一線注意”。
由以上來往電報可知，至1948年12月，中共對侯鏡如的接觸仍限于“談判和分化”，將其視為“匪首”之一，對其開展勸降等工作，目的在于“至少可以使他發生某種動搖”。只是當了解到九十二軍已準備起義之后，才采取措施“保護侯鏡如”。顯然，侯鏡如不可能在塔山作戰時已經與中共取得聯系，“假打”更是無稽之談。否則，中共不會將爭取侯鏡如的目標僅僅定在使其動搖上，也不會采取公開廣播的勸降方式了。
根據侯鏡如等人的回憶，當時塘沽情況混亂，87軍軍長段云等人竟直接找侯吵鬧要先撤，不愿接受戰斗任務，侯鏡如為穩定軍心，將船只分配給各部隊，同時劃分防守區域，才使部隊稍稍安定下來。侯鏡如這種做法顯然不是在“幫倒忙”，也未提到他自己在塘沽解放中有何貢獻(侯鏡如、梁述哉、黃翔、劉青嶺：“天津戰役蔣軍被殲記”)。另外，根據時任十七兵團作戰處處長的賴惕安的回憶，侯鏡如在遼沈戰役之后對于蔣軍的危急局勢十分焦急，幾次電報蔣介石、傅作義，建議迅速放棄張家口、唐山等外圍據點，將全部兵力固守平津塘三角地區，并保持重點于津塘，依靠塘沽海口，使大軍有回旋余地。當解放軍向塘沽的進攻展開后，侯鏡如采取的措施依然是：“嚴飭第一線部隊固守，并繼續加強塘沽至新港的防御工事，企圖爭取時間，作必要的逃跑準備”(賴惕安：“十七兵團塘沽漏網記”)。如果侯鏡如在塔山已經決心幫中共的忙，那在塘沽就不是這種表現了。
12月23日，聶榮臻、林彪、羅榮桓等在平津前線指揮部會見了城工部部長劉仁和北平地下黨員李介人、交通員季鴻，詳細詢問了關于侯鏡如和92軍的情況，指示李介人去塘沽，要侯鏡如指揮天津和他本人的部隊就地起義。
李介人于25日到達17兵團部，向侯匯報了黃翔、張伯權派代表與平津前線解放軍聯絡的情況，轉達了聶榮臻、羅榮桓的意見。侯鏡如認為：天津的陳長捷名義上歸他指揮，但實際上只聽傅作義的，要組織天津、塘沽守軍起義難以辦到。李介人隨即返回平津前線司令部，向劉仁匯報。
那么，中共是何時開始爭取侯鏡如的工作，又是如何進行的呢?
1947年8月，北平地下黨學委會擔任中小學教委書記的薛成業在韓自勵的介紹下與李介人見了面。原來，薛成業與師大女附中的進步教師王友石有地下工作關系，而王友石的好友韓自勵又是侯鏡如的老友。日本投降后，侯鏡如任北平警備司令期間，韓自勵曾任北平市宛平縣政府秘書。而92軍的軍需副官李介人則是韓自勵的學生，又是侯鏡如的外甥，與韓自勵來往較多。因而，經韓介紹，薛、李在王友石家里見面會談。
李介人談及國民黨要垮臺，說不愿意在92軍干了，并表示愿為中共工作。薛成業就要王、韓注意聯系李介人，研究在92軍開展工作的條件。1947年底，薛成業回解放區向劉仁匯報工作時，提到韓、李的情況，劉仁指示要薛直接聯系李介人，抓緊這個關系，打開92軍上層工作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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