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赫魯曉夫
1958年中蘇關系出現裂痕后，便不可遏制地一步步走向惡化。
195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隆重慶祝國慶10周年。赫魯曉夫在來北京前剛剛參加過美蘇戴維營會議。此前，中印邊境出現流血沖突，作為中國盟國的蘇聯卻發表偏袒印度的聲明，以中間人的口吻呼吁雙方和平解決。蘇聯不顧自己盟友的利益拉攏印度，卻要中國服從它的利益，這自然引起毛澤東的憤慨。
赫魯曉夫到達的當天晚上，中共領導人與蘇共領導人便在中南海頤年堂發生了激烈爭吵。據當事者稱，當時的情景，可以用“吵得一塌糊涂”來形容。第二天，在天安門城樓上，赫魯曉夫告訴毛澤東，不打算履行援助中國研制核武器的協議(6月間只是稱“暫緩”)，毛澤東只是平淡地回答：“那也好，由我們自己來干�！�
這時中蘇之間出現爭吵，關鍵問題在于赫魯曉夫剛剛訪問美國實行了關系“緩和”，因此要求中國也要服從這一蘇聯外交的需要，在周邊也要相應地實行緩和，對美國和印度都不能強調斗爭。一向堅持獨立自主的毛澤東當然不買賬，嚴厲批評蘇聯的妥協政策違反了馬列主義，并加上“半修正主義”之稱(當時中共講修正主義還是指南斯拉夫)。赫魯曉夫則用更難聽的語言諷刺中共領導是“好斗的公雞”。
過去中蘇兩國關系好時，誰都不提歷史遺留的兩國邊界問題，而一旦出現爭吵，過去的老賬便難免會搬出來。在赫魯曉夫訪華前，即1959年9月初，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米哈伊爾·齊米亞寧為出訪準備的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國際地位”的長達30頁的絕密報告中便談到：“蘇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國展開了反對教條主義和被稱為‘百花齊放’的運動”，“右派分子”“對蘇聯提出了大量的領土要求”。齊米亞寧認為，“很難確認在反右斗爭中公開發表這一類言論的目的，即使考慮到我們的朋友們的戰術意圖也仍然不易理解�！钡�是指出：“盡管有過右派分子的叫囂，中國朋友卻從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開提出過所謂‘對蘇聯的領土要求’。”這是目前發現的蘇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對中國在中蘇邊界問題上的態度的反映，表現出對中國可能重提歷史舊賬的滿腹疑團。
10月2日，赫魯曉夫在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進行的長達7小時的會談中，就中印邊境事件對中國進行指責。周恩來則反駁說：你們領土問題處理的也不好，你想證實一下嗎？示意中蘇之間也有領土歸屬問題尚待解決。這是自“中蘇蜜月”以來中蘇兩國領導人在內部會談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責，并且首次提到了雙方敏感而又回避的邊界問題。
為了緩和一下氣氛，赫魯曉夫在離開中國時建議，雙方都燒掉10月2日的會談記錄。中國方面如實去做了，現在有關這次爭吵的記述都引自當事者的回憶。蘇聯瓦解后，俄羅斯檔案中也找不到這份記錄，證明也已銷毀。不過蘇共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蘇斯洛夫在黨內高層干部中就此事做了一個報告，大篇地指責中國，從此把中蘇分歧在其黨內上層干部中公開。
進入1960年以后，中蘇關系更是日益惡化。起初引起中蘇交涉的是中印邊界糾紛，接著是對國際形勢緩和的看法以及斯大林的評價等問題。
1960年1月19日，得知蘇聯領導人即將訪印的消息后，周恩來接見了蘇聯大使，要求大使轉告蘇共中央，蘇聯領導人訪印時最好不要過問中印邊界問題，以免被印度資產階級利用并暴露兩黨之間的分歧。1月22日蘇聯大使見陳毅時答復說，蘇共中央已經表示，蘇聯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將會“嚴守中立”，反對第三國干預。過去“兄弟般”的盟國竟說這種話，自然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極度不滿。1月26日，周恩來再見蘇聯大使，對蘇聯關于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嚴守中立”的提法表示驚訝，嚴肅地指出：“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沖突時，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保持中立，這無論是在社會主義陣營里，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都是一個新現象�！�
這一“新現象”，其實意味著兩家為各自利益，已經不能維持過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團結一致的局面了。
1月31日，蘇聯大使又把赫魯曉夫的一封信轉交給毛澤東。信中稱，蘇聯打算單方面宣布在一年半至兩年內裁減120萬軍隊。毛澤東當即要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請蘇聯大使轉告赫魯曉夫說：中共中央支持蘇聯采取這一有利于爭取世界和平、反對帝國主義擴軍備戰的斗爭步驟。
赫魯曉夫這封信的意思，是要中國方面在裁軍問題上表現出配合狀態，以使他同美國打交道時更有本錢。毛澤東卻恰恰不愿配合，因為此時他已不愿讓蘇聯以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代言人和“老大”自居。
2月初，華沙條約首腦政治協商委員會例會召開，討論裁軍問題。中國派出康生、劉曉、伍修權作為觀察員前往。在赫魯曉夫大力主張兩大陣營同時裁軍時，中方代表康生卻對會議提出的裁軍主張持保留態度。康生在2月4日的發言當中，根據中共中央關于要防止蘇聯在裁軍等問題上代我承擔義務的精神，一面表示贊成普遍裁軍，一面聲明，在沒有中國直接參加的情況下，中國將不承擔任何裁軍義務。
這一態度，明顯是反對美蘇兩家主宰世界，令赫魯曉夫惱羞成怒。他在會上指名攻擊中共和毛澤東，批評中國不給蘇共政治和道義上的支持，即不配合他對美國的緩和政策。接著，蘇共的口頭通知又給中國共產黨戴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政治帽子，中國代表康生當即予以激烈的反駁。
在當晚舉行的招待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代表團的宴會上，赫魯曉夫在講話中便對康生發言中的強硬措辭表示反感。他聲稱，兄弟黨之間是平等的，應該相互尊重，提意見可以，但不要玩弄尖銳的詞句，不應該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我們，不能認為只要是自己說的話就是真理，就應該這樣做。他隨即話鋒一轉，把話題直接轉到了毛澤東身上，說“我不同意說什么一旦發生戰爭多少人會死亡，多少人會活下來……我們要為人民著想，人民是怕戰爭的，他們不要戰爭�！薄爱斎唬覀儗夏耆耸亲鹬氐�，但我們尊重的不是年紀的大小，而是英明與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雙舊的套鞋一樣，只能把它們放在屋角去供老年人欣賞�！�
赫魯曉夫直接把中國黨的領袖比喻為“舊套鞋”，暗示可以更換，再聯系到蘇共歷史上一貫擅長在他國黨內搞顛覆和尋找自己的代理人，此話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那里會引起什么樣的反應便可想而知。
中蘇兩黨關系走到這一步，破裂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得到康生等人的報告，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進行必要的反擊。3月初，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收集列寧有關帝國主義、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等有關文章編輯成冊，在列寧誕辰90周年發表。同時中共中央又準備加緊撰寫闡述關于時代、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問題的文章，從正面闡述列寧觀點，回應蘇共對中共的指責。
為了適應當時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論戰”的需要，中共中央調集了一批“秀才”，在釣魚臺國賓館里工作，專門起草反駁蘇共的文章。這個“秀才班子”共5人，即康生、吳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瞪鳛橹泄仓醒霑浱帟洠恰靶悴虐嘧印钡呢撠熑�。吳冷西是新華通訊社及人民日報社社長，王力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姚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范若愚為《紅旗》雜志副總編。
中國的“反修”論戰，由此組成了一個基本的寫作隊伍。
在組織對蘇論戰的同時，因中國開始出現嚴重經濟困難，周恩來、陳毅等人繼續強調搞好與蘇聯的關系，避免同蘇聯同志爭論，提議中蘇兩黨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各自保留意見，不再發展爭論。不過因雙方觀點尖銳對立，碰到一起便無法遏制，這種爭論便日趨公開化。在2月以后接連召開的國際學聯執委會、世青會執委會以及亞非人民團結大會等國際會議上，中蘇代表之間圍繞著和平共處、裁軍等問題接連發生嚴重的口舌之爭，并暴露到國際上。這年4月周恩來訪問印度召開記者招待會時，美國記者便提出挑撥性問題：“中蘇之間是否存在著邊界問題？”
周恩來顧全大局的回答是：“只是在地圖的畫法上有幾處微小的差別，通過談判很快可以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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