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后，大批青年學生在動蕩的時局中尋找人生的前途，有一批青年人選擇了“到陜北去”，延安的戰時教育整合了戰爭中青年們的熱望和訴求：很多年輕人對民族革命與世界圖景抱有激情的向往。
來到延安的青年學生在露天學習。 新華社 資料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給中國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其中有數量龐大的學生。七七事變時，正值學校放暑假。暑假期間，學生就不一定都在學校了，有些回家了，有些出去旅游了，有些去搞社會活動了。因此，當戰爭這個突發事件發生時，有些學校能很快做出反應，比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決意南遷，但還有很多大學，特別是中學在突發局面下無法迅速有組織地做出反應，大量學生就這么流散了。
淪陷區青年尋找種種出路
這里可以舉個燕京大學的例子。1937年夏天，燕京大學有個西北調查團到陜北旅游訪問，在陜北期間戰爭爆發了，學生回不了北京，有些就留在陜北參加了丁玲帶隊的“西北戰地服務團”。而隨著日軍戰線的迅速推進，上海被占，南京淪陷，更大數量的學生需要轉移，他們中的一部分能夠隨校遷徙，但大多數只能輾轉于后方各個城市。
國民政府想要短時間內解決流亡學生和失散青年的安置問題，是非常困難的。他們做了很多努力，教育部自戰爭一開始，就為救濟戰區流亡學生，先后在河南、陜西、廣西、重慶等九省市設立收容性質的“國立中學”共34所，也成立各種名目的戰時訓練班，一方面安置流亡青年，一方面培養黨政軍隊人才。
但困境還是更搶眼。1939年李宗仁帶頭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提了關于流亡青年的案，他說：盡管抗戰中政府維護了高等學府與學生，但為數眾多的受中等教育的青年，正承受著家鄉淪陷、教育中斷的痛苦，而我們卻不能照顧到這些敵偽侵持之下的一般青年，他們的身心之悲痛與愿能之饑渴，實難安于想象。這些青年有些未能轉移至后方，轉移了亦限于容納，這是國家重大的缺失，是對青年無端的暴棄。
不過，日本人雖然占領了北京、上海、武漢、南京這些民國的一線城市，但也使一些內陸城市在此時遭遇機遇、煥發活力，比如重慶、昆明、桂林、成都和貴陽。青年們可以選擇進入各種名目的戰時訓練班，戰時訓練班是專門培養所謂抗戰人才的短期培訓項目。
如果我們翻看當時的報刊雜志，會發現這類短期訓練班在戰爭初期遍地開花，很吸引年輕人，他們可能認為從這些訓練班出來后，差一點能找個黨政軍基層干部的工作，好一點是真正能貢獻民族抗戰。
另外，作為有讀寫能力、受過教育的人，青年們也可以找宣傳、動員類的工作，這在戰爭初期是大規模高調擴張的一個行當。當然，他們也可以努力于繼續讀書和升學，當時教育部的基本政策仍以穩定為主導，提出“戰時要當平時看”的原則，并沒有因戰爭自亂陣腳、大規模崩盤。
不過，擺在青年面前的還有一條特殊的路，那就是到陜北去，到延安去。
延安青年劇社在延安街上教唱《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歌曲
1938年初春，一個家住西南的十六歲女學生寫了一封信給她的舅舅，吐露不滿與沖動：
近來的生活很無味，一切工作做得不行。政治機構的改組是失敗，川滇黔三省是“民族復興的根據地”，因此，特別難以救國。在成都已經有過一次高壓，在重慶不久也將要到來。老實說：我也不過還站在門檻外面，即使有什么壯烈的犧牲也還不會就加在頭上來，但并不能幸免而高興，我只更感到救亡前途的黯淡了！另一方面，離開學校以后，一直閑著，職業？不說不會做什么，也是找不到。
家是一天不如一天，??雖然媽媽她還指望著日本被打敗后爹爹“榮歸”時發財。但這已是一個夢想！有時想到我的將來，家庭的將來，真正沒有辦法！如果到了支持不了的時候，這一家人的消耗，生活，怎么辦？舅舅！我也是人，當然不會就沒想到那許多問題，為了我自己，為了減輕家庭的??爹的負擔，我只有離開這個家；但是如何離開呢？找職業么？這是非常苦難，而且為了我的信仰，為了我的意志，為了不埋葬整個的我的靈魂，我不愿在這個地方“規規矩矩”做一世“人”。
我不能這樣！半年來??一年以來，我盡考慮著我的生活，到現在，我知道這一切希望于家庭那盞燈都是幻想，都是錯誤！什么讀書，享樂，都是無意義，也無法辦到。所以現在，我只有一條路：到陜北去。有了一個相當長久的考慮時期，我想遍了所有的別人用過的方法，只有這是能夠不令我失望，是能夠讓我生存下去的地方……
女學生的信恰好一一反映了我們在上文中提出的青年的種種出路。她生活平安，覺得自己離“救國”這個時代的主題非常遙遠，心中不滿。她也對政府不滿，覺得政府給民眾施加“高壓”。另外，畢業之后找不到工作，她又覺得拖累了家庭。
有意思的是女孩對家庭的感覺：母親指望軍人父親歸來時帶一筆發財的錢，而她認為黯淡的救亡前景和政府不可能讓發財夢成真。她用無味、不行、失敗、黯淡形容眼下的日子，希望破網而出。
這里更有趣的是她對延安的想象：幫助她不在“這個地方‘規規矩矩’的做一世‘人’”。去延安是不規矩的，也是高級的選擇，與實現信仰、意志、靈魂相關。去延安也是沖破家庭、失業、沉悶的安全、救國黯淡等所有眼下困境的辦法�！捌凭W而出”可能相當體貼地符合著到延安去的青年的心境，同時也有一個觀點大市場和洪亮的輿論導向與之互動。
當時的主流輿論，很信仰青年。用蔣介石對三民主義青年團訓話中一段來概括就是：“青年為革命之先鋒，為各家之新生命，舉凡社會之進化，政治之改革，莫不有賴于青年之策動，以為其主力”。簡要概括一下就是，青年是珍貴的人力資源，誰要成事都得好好把他們用起來。
這種觀點各黨各派都認可，但具體到實際行動中，各方意見關于怎么使用青年大有不同。國民政府的政策前面提過，基本是“戰時要當平時看”，把教育大局穩住。據黃堅立的說法，此種政策也還是在提防共產黨在青年人中的運動能力。
蔣介石在1938年就密令教育部嚴格審查學校的演講會和討論會。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請求召開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也被當局制止。而出于對共產黨滲透力的憂懼和防范，國民黨在1938-39年一般的民眾組織和運動，也都采取消極處理和壓抑的方案。有些國民黨高官在后來的回憶中，甚至認為三青團的建立就是為了防止青年去延安。（黃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頁13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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