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政■私驢一匹雛牡兩丟齒六歲久在□□ (敦536)〔2〕 名曰勞庸,就是打著勞庸的名義。勞庸即被雇傭。漢簡中的庸不僅指雇工、雇傭、或傭工,含義更為廣泛,謝桂華先生認為有“取庸代戍”的含義。在(1)簡中的意思為雇傭。 部校,同校尉。以下(1)簡文的意思是:除校尉以外,城中其他的人都不要說這件事,顯然這次到蜀地的長途勞作是一次秘密行動。 (2)、出廣漢八?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二十給吏秩 百一人元鳳三年正月盡六月積六月□ (居90.56,303.30)〔3〕 廣漢為漢代蜀地郡之一。?是粗布。古代布帛在二尺二寸的幅度內以八十根經為幅的稱八?布。元鳳為西漢昭帝年號,公元前80年——前75年。 (3)、正月癸酉河南都尉忠丞下郡太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 用者實字子功年五十六狀黑色長須建昭二年八月 庚辰亡過客居長安當利里洛陽上商里范義壬午實買 所乘車馬更乘牡馬白蜀車布并涂載布 (居157.24A) 這是一條有關漢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9年)追捕逃亡者的簡。此人籍貫為洛陽上商里,曾客居長安,逃跑時乘的車駕一匹公馬,馬為白色。蜀車為一專用名詞,當為蜀地造的車。 (4)、......蜀椒四分桔梗二分姜二分桂 (居136.35) 蜀椒為調料,這里是作中藥用。邊塞寒苦,;几鞣N疾病。這條簡是一處方簡。河西所見產于蜀地的藥用物還有“蜀署”。 (5)、常安今月十二日到拘校敦德泉谷日聞如公之蜀中軍試士 (敦226) 這是王莽時期的一條簡,王莽改敦煌為敦德,常安為長安。拘校,陳?先生謂:有鉤稽比較之意。這里有檢查核對的意思。公指某人,是漢代對所尊重的人的稱呼。蜀中軍試士,可理解為到蜀地去招募戰士。分析以上諸條簡文,我們可確知: 至遲在西漢昭帝時,河西走廊已與蜀地有了經濟貿易方面的聯系;河西走廊在王莽時期已與蜀地有了直接的貿易來往,上述(1)簡是明確的證據。這種交往主要通過官吏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調動人力和畜力等進行的。至于為什么由官商進行這樣的長途販運,我們認為這可能與漢代對商人課以重稅有關,這種重稅抑制了商人從事這類長途販運。正如《史記·平準書》所謂:“天下已平,高祖乃命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二、考古所見河西走廊與蜀地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根據簡牘記載,車、布、藥材等都是在河西被廣泛使用的物品,再根據以上簡牘中有關蜀地物品的內容,可以肯定這些物品有蜀地生產的。除此而外,河西漢墓的隨葬品中有許多是來自蜀地的,如武威磨嘴子漢墓的漆器,銅扣耳杯上刻有“乘輿”字樣,意思為皇室專用,均為蜀地生產。河西漢墓的葬俗與蜀地有相同處,而且這種相同處具有排它性,除蜀地及包括今云南、陜西漢中地區外,其他地區都沒有。如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枝干狀的連枝燈與四川及云南、漢中等地出土的銅質搖錢樹的造型十分接近,類似造型的這類器物在武威晉墓和酒泉漢墓中均有出土,連枝燈和搖錢樹的座也與四川等地的相同,如磨嘴子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伎樂,武威晉墓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三神山(嬴洲、方丈、蓬萊)。錢樹是一種時代特征明顯的隨葬器物,出現于東漢前期,而到東漢晚期前后最為盛行。一般來說其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類:(1)頂飾上的配置以佛像為中心;(2)枝干上有西王母,一般是坐在龍虎座上,周圍有花卉植物和玉壁等;(3)鳳鳥和人物等。反映了當時民間較為復雜的多神教信仰和崇拜。這種習俗反映了河西與蜀地之間在文化上的聯系和共性。
我們認為兩地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交流和共性,是由于兩地在經濟上的互補和交通上的直接相通所決定的,三星堆考古發現和近期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金面具和成噸的象牙器說明早在商時期蜀地文明就已發展到可以與中原相媲美的程度。秦漢時期,蜀地是重要的經濟區之一,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巴蜀沃野,地饒、姜、丹沙、石、銅、鐵、竹、木......然周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苯涍^文景之治,巴蜀經濟進一步發展,成都是著名的商業中心,位列“五都”。林果業有“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4〕冶銅業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產銅之地有越郡之邛都,益州郡之俞員、來唯、古,犍為郡之朱提。紡織業方面,蜀布不僅遠銷邊郡,如河西的敦煌、居延等地,而且還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張騫通西域,曾在大夏見到蜀布。東漢末期,蜀錦名揚天下,〈〈后漢書·公孫述傳〉〉說:蜀地的“女工之業覆衣天下!薄逗鬂h書·西南夷傳》也說:蜀地“土地沃美,宜五谷蠶桑;知染采文繡;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有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绷硗猓崞鳂I也很發達,蜀地制造的銅扣錯金銀漆器時稱“銅扣銀耳”,十分的珍貴,漆器遠銷到今蒙古和朝鮮半島,朝鮮樂浪漢墓出土的漆器上有刻寫“乘輿”二字的。古代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狀況的重要標尺,我們根據《后漢書·郡國志》統計了蜀地諸郡與河西諸郡的人口數,這說明兩地在經濟上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郡名人口數(單位:萬) 廣漢10 犍為7 益州47 武都15 武威4 張掖6 敦煌1 河西走廊地區手工業落后,但畜牧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這除了由于河西地區地廣人稀,水草易畜牧這一自然條件外,與漢朝中央政府開發河西走廊的舉措是分不開的。漢朝中央政府的開發措施包括設立河西四郡、移民屯田、建立驛址等。《漢書·地理志》指出:武威以西的河西四郡,“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焙游髯呃冗B同了蜀地與河西這兩個經濟上互補地區的貿易往來。封建社會的長途貿易一般是以物物交換為主要特征的,蜀地的各種手工業品被運到了河西.據我們統計,河西地區來自內郡的物品是十分豐富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還有邯鄲造的工具、河內工官造的弩機、南陽造的刀等。我們認為河西用以與蜀地交易的貨品主要是馬、驢等牲畜。
蜀地山路崎嶇,交通不便,大量的手工業品和農副產品的運輸,需要以馬為主要畜力進行,如果要在外地引進馬匹的話,距離較近的河西自然是最佳選擇。然而一個新的問題就擺在了面前:《史記·貨殖列傳》謂關中:“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倍涞鼐嗪游饕步,但河西,甚至其他地區為什么很少有關中的物品呢?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皇室是一個龐大的消費體,用度巨大;二是關卡林立,市場管理嚴格。另外從關中到河西的道路屬于漢中央政府竭力經營的官道,居延簡中的“刺書簡”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一般商人或官商要通過是比較困難的。這種情況下選擇一條方便而又實惠的道路來交往就很自然了。 (三)、漢代蜀地通往河走廊的路線 蜀地不經關中而通往西域的路線,我們認為有兩條,一條是在關中的邊緣,從蜀地到漢中,再溯西漢水而上到天水。天水一帶是秦人的發祥地,近年在甘肅禮縣發現的秦先公陵園進一步說明,早在先秦時期,秦人已經開始以禮縣一帶為基地向東西南北開拓。漢代已開辟了從河西經天水到長安的驛道,新出懸泉漢簡中有一條簡牘確切地記載了這條道路的具體走向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東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三十,東南。東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長安四千八十......(V1611③:39)〔5〕 東漢初年,竇融與劉秀在天水合圍隗囂,竇是準備將要經過“高平道”,再迂回到天水的。我們認為居延新簡中的“刺書簡”記載的從河西到關中的道路,從高平也可以到天水,具體路線是:高平(今寧夏固原)——靜寧——莊浪——秦安,關于此問題我們已有專文進行過論證,此不贅述。〔6〕另一條道路是從河西到青海,再經臨夏盆地逆大夏河或洮河到蜀地,逆大夏河的這條道路,學界前輩已有人進行過研究。馮漢庸先生指出:唐五代時有一條從西川不經過關中而直達西域的道路,唐時稱為“西川路”,具體路線經過川西北的松州和甘青交界處的積石山!7〕日本學者松田壽男認為,公元5世紀末,吐谷渾王與北方的涼土(河西地區的地方政權)、夏國和南方的蜀地有了交往!8〕馬雍先生也說:“曹魏自不說,即令蜀國亦取道青海羌中與中亞有聯系!薄9〕實際上漢代已經開辟了從從敦煌到今臨夏盆地的道路,有學者稱其為“祁連山道”,也有先生稱其為“羌中道”。這條道路的具體走向,初師賓等先生進行過論證。〔10〕我們在此主要論述這條道路的蜀地到臨夏盆地的具體走向。 從臨夏盆地到蜀地,中間橫亙著黃土高原到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過渡帶。這一帶的原始文化有許多共同點,早期的馬家窯文化的南緣就一直延伸到甘南、川北以及隴南地區的白龍江流域。在環繞我國東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地帶中,這個過渡帶占有特殊的地位。學術界普遍認為先秦時期文獻中的昆侖山就在四川、甘肅、青海交界的山區。有學者指出“巴顏喀拉山即昆侖之丘。今巴顏喀拉山南麓,石渠、德格等地屬丘狀高原地貌類型,可明顯分為三重。積石山即今阿尼馬卿山。巴顏“喀拉”為黑色或紫色之山。徐南洲先生說:“果落山正當巴顏喀拉山的‘東北隅’,‘昆侖墟’即巴顏昆侖山,為昆侖山(夏商及遠古)南支。.......朝云之國即軒轅氏黃帝,在今甘肅洮河流域。司彘即賜之為雷祖(嫘姐)之族,今若爾蓋西北的河湟地帶。.......韓流(乾荒即高陽、即高唐神女)與廣漢三星堆青銅人像對比,有首、謹耳、人面捉、鱗身、渠股、豚等特征!哧柲嗣碛谛䦟m’正是三星堆遺址。阿女淖子來自蜀山。古之蜀山在今甘肅碌曲縣郎木寺至瑪曲縣之間。即若爾蓋泥炭沼澤的西北邊沿第一曲的北岸。故蜀山氏就是禹貢雍州‘渠搜’之族。《世本》等書稱淖子名昌仆,而昌意是她的祖輩。昌意也來自河曲。祖孫二人都是雷祖所生的卷族之裔!薄11〕童恩正先生指出:“早在新石器時代的后期,黃河上游氐羌系統的民族即有一部分向南遷徙,進入川滇諸省。其中有的在川西北地區與當地原有的民族雜居,發展了一種農耕而兼畜牧的文化。在定居農業的過程中,他們與羌族的區別日益顯著,從而構成了川西北氐族的先民。以后再從河湟進入當地的羌族,在經濟文化上似乎還受過他們的影響。在秦漢時代,此種文化的傳播已經遍及今阿壩、甘孜兩州和西昌專區的一部,達到了最為繁榮的階段。秦漢以后,川西北的氐族,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之中:一部分以嘉良夷、嘉戎族等名稱二見于歷史;另一部分則可能南下至川黔交界一帶,最終與漢、苗諸族同化。當我們在考察西南的古代民族史時,這一民族在開發川西北和溝通南北民族交流等方面的功績,乃是不應該忽視的!薄12〕
根據近年文物普查和考古發現的結果,我們認為從臨夏盆地到蜀地道路的具體走向為: 逆洮河而上的路:?罕(今臨夏)或令居(今永登)——安故(今臨洮)——臨洮(今岷縣)——武都(今武都)——蜀地,需要說明的是漢代武都郡就被歸入益州刺史部。從安故到臨洮(今岷縣)的路段,循洮水北行,經今臨潭、卓尼二縣交界處,過九甸峽經渭源縣到安故(今臨洮)。1964年,在今岷縣二郎山發現一東漢時期的磚室墓。隨葬品中的漆器脫片上有漢隸文字,一為“蜀雒王仲作”、另一為“蜀郡峽岡三丸酒”!稘h書·地理志》隴西郡條下有:“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罕,入東入河,《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 逆大夏河而上的一條與魏晉隋唐時期的“西川道”相同。即由川西北的松、潘等地,進入甘南碌曲、瑪曲縣境,然后到夏河,與今川甘公路大體一致。 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在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西北部活動的游牧民族正是沿著這條道路往西南遷移的。如周貞王的時候“秦厲王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入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逾隴!薄13〕這里只記述了游牧民族翻越隴山的史事,實際上這個大遷徙的歷程并沒有完結,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滯留在了隴南、甘南一帶,另一部分則繼續向前,溯洮河、大夏河而上到達蜀地。以后,秦人在這一帶與羌族進行過反復的爭奪。穆公霸西戎,羌人勢力西移,河湟間成為中心。秦獻公時,“兵臨渭首,滅狄氏!薄14〕羌族首領“畏秦之滅,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之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15〕“河曲西數千里”與“渭首”之間的交通,正是要經過今洮河和大夏河的。從此以后,牦牛羌定居越,白馬羌定居廣漢,參狼羌定居武都,還有一部分留居湟中!16〕 漢代對洮河、大夏河流域的經營,目的是護衛關中、蜀地及切斷這里的羌族與匈奴的聯絡,保證關中通往河西道路的暢通。主要采取了設置護羌校尉和南部都尉,加強隴西塞的管理等措施。具體的進程分為以下幾步。 漢朝建立,蜀隴兩地被視為防御羌族進攻的前沿地帶,“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薄17〕對于降服的羌人,除留一部分守隴西塞外,“徙留何于狄邊、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漢武帝的時候,“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紈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余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罕!薄18〕漢遣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平擊之,始置護羌校尉。漢昭帝時,居住在武都的氐人與漢王朝發生了沖突,“趙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為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薄19〕在此以后,宣帝年間漢朝以趙充國為為營平侯,在湟水流域屯田,對阻止匈奴和羌的進一步聯合,以及為更有效地控制從臨夏盆地通往蜀地的道路打下了基礎。可以看出,趙充國對匈奴的用兵,正是在這條路的東西兩面進行的。東漢初年,燒黨羌威脅隴西、金城。班彪提出:“......在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20〕光武帝遂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睗h章帝建初年間(公元76——84),漢朝中央政府對羌戰爭取得勝利后,在洮河南岸筑索西城!搬汶]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侯!薄21〕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屬先零羌的滇零與種羌向漢朝軍隊進攻,“斷隴道。”順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隴西校尉馬賢率七千人進攻羌族武裝,“戰于臨洮,,斬首千余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薄22〕順帝陽嘉二年(公元133年),漢朝再次“復制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标柤挝迥辏ü135年)由于對匈奴用兵失敗,“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余騎寇隴西,又燒陵園,掠關中,殺傷長吏......”〔23〕順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饑指累祖等三百級,于是隴右復平!薄23〕可以看出,從武都已經開辟了從臨洮(今岷縣)到武都(今武都)的道路,據悉在岷縣發現的漢墓中,曾出土帶蜀地制造的漆器。而從岷縣順洮河而下,就可以到達臨夏和蘭州一帶,而這里是通往河西的必經之地。近年,在甘南的臨潭、卓尼、合作等地也發現有漢代墓葬。這都說明漢代甘南、隴南地區都得到了開發。而這一開發是河西從這里通往蜀地的必要條件。
注釋:
〔1〕“敦”即《敦煌漢簡釋文合!罚瑓?? 李永良 馬建華校釋,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下凡“敦”的簡文均同。
〔2〕謝桂華《漢簡和漢代的取庸代戍制度》,見《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
〔3〕“居”即《居延漢簡釋文合!飞、下冊,謝桂華 李均明 朱國昭校釋,文物出版社,
1987年。以下凡“居”的簡文均同。
〔4〕《漢書·食貨志》。
〔5〕《敦煌懸泉漢簡釋粹》, 張德芳 胡平生編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6〕李永平《天水出土圍屏石塌刻繪圖案的內涵及相關的幾個問題》,待刊稿。
〔7〕馮漢鏞《關于“經西寧通西域路線”的一些補充》,《考古通訊》1958年第7期。
〔8〕松田壽男著 周偉洲譯《吐谷渾遣使考》,見《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9〕馬雍《東漢后期中亞人來華考》,見《新疆大學學報》“哲社版”1984年第2期。
〔10〕初師賓《漢代羌中道開辟小議》,見《西北師院學報》“哲社版”1982年第2期。
〔11〕徐南洲《古代蜀人是怎樣得名的》,見《社會科學研究》,1994年第6期。
〔12〕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傳播帶》,見《中國西南民族考古論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0年。
〔13〕、〔14〕、〔15〕、〔16〕、〔17〕、〔18〕、〔20〕、〔22〕、〔23〕《后漢書·西羌傳》。
〔19〕《漢書·趙充國傳》。
作者簡介
李永平,男,山西新絳人。1965年生。1986年畢業于蘭州大學歷史系,F為甘肅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從事古代文物和漢簡的研究工作。
周銀霞,女,甘肅定西人。1966年生。1999年獲蘭州大學管理系碩士學位。現為甘肅省委黨校管理教研部講師。從事管理學和甘肅地方經濟的研究和教學。
注釋:
〔1〕“敦”即《敦煌漢簡釋文合校》,吳?? 李永良 馬建華校釋,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下凡“敦”的簡文均同。
〔2〕謝桂華《漢簡和漢代的取庸代戍制度》,見《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
〔3〕“居”即《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下冊,謝桂華 李均明 朱國昭校釋,文物出版社,
1987年。以下凡“居”的簡文均同。
〔4〕《漢書·食貨志》。
〔5〕《敦煌懸泉漢簡釋粹》, 張德芳 胡平生編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6〕李永平《天水出土圍屏石塌刻繪圖案的內涵及相關的幾個問題》,待刊稿。
〔7〕馮漢鏞《關于“經西寧通西域路線”的一些補充》,《考古通訊》1958年第7期。
〔8〕松田壽男著 周偉洲譯《吐谷渾遣使考》,見《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9〕馬雍《東漢后期中亞人來華考》,見《新疆大學學報》“哲社版”1984年第2期。
〔10〕初師賓《漢代羌中道開辟小議》,見《西北師院學報》“哲社版”1982年第2期。
〔11〕徐南洲《古代蜀人是怎樣得名的》,見《社會科學研究》,1994年第6期。
〔12〕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傳播帶》,見《中國西南民族考古論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0年。
〔13〕、〔14〕、〔15〕、〔16〕、〔17〕、〔18〕、〔20〕、〔22〕、〔23〕《后漢書·西羌傳》。
〔19〕《漢書·趙充國傳》。
作者簡介
李永平,男,山西新絳人。1965年生。1986年畢業于蘭州大學歷史系,F為甘肅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從事古代文物和漢簡的研究工作。
周銀霞,女,甘肅定西人。1966年生。1999年獲蘭州大學管理系碩士學位,F為甘肅省委黨校管理教研部講師。從事管理學和甘肅地方經濟的研究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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