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上旬,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了淮海戰役的全勝。這使得國民黨當局京師震動,人心惶惶。1月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各國使館,遷往廣州;26日,行政院政務會議決定:政府“遷地辦公”。明故宮機場的飛機,不停地為各國使館和政府各部門的搬遷穿梭飛行。2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由南京遷穗;2月5日,國民黨行政院開始在廣州辦公。接著,南京政府各院、部、會、處的負責人,都紛紛抵達廣州。

在國民黨軍江防空虛、軍無斗志的情況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從4月20日晚開始的渡江作戰行動,更給南京政府的統治敲響了喪鐘。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于22日下午,匆忙宣布全線撤退。這時,滯留在南京城內的國民黨軍政機關官員,亂作一團。下關車站的站臺上人山人海,火車車廂頂上也擠滿了人,列車的運行已經無人負責。當天下午,由南京開往上海的最后一列火車,駛到鎮江,即被人民解放軍截住,南京和上海間的鐵路交通遂被切斷。平日最繁華的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店已全部關門,行人稀少,只有稀稀拉拉的軍隊,匆匆過市,撤離南京。

24日凌晨2時許,人民解放軍一O四師的先頭部隊,最先由江邊進占總統府,將一面勝利的紅旗升上總統府門樓。迎風招展的紅旗,象征著中國人民革命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倉皇撤離廣州

南京解放后,南撤的國民黨各政府機構,遂以廣州作為臨時辦公地點。

代總統李宗仁于4月23日上午直飛桂林。他在桂林一住10天,竟沒有離開的意思。這使在廣州等待他的政府諸要員頗為焦急,于是公推居正、閻錫山、李文范和白崇禧等要員于5月2日飛赴桂林,敦請其去穗主持政府,但李未走。

李宗仁對居正等表示,不談好條件決不赴往。李提出的條件包括:國防部應有完整之指揮權,蔣不得在幕后指揮;全國官吏任免,由總統及行政院長依據憲法執行之,蔣不得從幕后干預;中央金融、企業等機構,概由行政院主管部、會監督,蔣不得從中操縱,中央銀行運臺存貯之銀元、金鈔,須一律運回;并再次建議蔣必須暫時出國赴歐美訪問,免礙軍政改革等。對于李宗仁提出的條件,蔣介石除堅決拒絕“出國”外,不得已表示:既然“過去之協助政府者,已被認為牽制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遠行,對于政治一切不復聞問”。5月7日,閻錫山、朱家驊、陳濟棠等又自廣州來桂林勸說。次日,李宗仁才從桂林飛抵廣州視事。

61年前的1949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性偉大勝利的一年,也是國民黨領導的南京政府覆亡和新中國誕生的一年。在這一年中,由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一手操控的國民黨政權,經歷了由南京而廣州、而重慶、而成都,再至臺北的四次遷移。人民革命的暴風驟雨,使蔣介石嘗盡了“冬天飲寒水,雪夜渡斷橋”的苦澀滋味。

1949國民黨政權撤離大陸紀實

放軍第二、第三野戰軍正沿京滬(滬寧)鐵路、京杭(寧杭)國道突進,旋克上海。第三野戰軍向浙閩疾進,第四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揮戈華中,白崇禧被迫撤離武漢,退回湖南。5月30日,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何應欽,因不滿自己和李宗仁一樣處于無權地位,憤而辭職。何從上臺到下臺,其間不到80天。何應欽去職后,李宗仁本想抬出國民黨元老居正為行政院長,希望借此對蔣介石的幕后操縱略作抗衡。但蔣授意CC派的立法委員,不支持居正出任,結果在立法院投票表決時,僅以一票之差,居正的任命未獲通過。李宗仁不得已,只好改提蔣介石同意的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鮮艷的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新中國的誕生,對南遷廣州的國民黨政權,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正在向華南進軍的人民解放軍,則更加意氣風發,氣勢如虹。人民解放軍從江西直搗廣東韶關,廣州危急,國民黨當局決定再遷政府所在地至重慶。半年前,當南京政府宣布南遷時,尚有不少國家駐華使館隨同遷往廣州,現在竟無一使館同意再遷渝地。在從廣州撤退時,國民黨軍炸毀了南郊的珠江大橋。10月13日,李宗仁離開一片混亂的廣州,飛桂林,旋至重慶。14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廣州。國民黨史書認為,“廣州之陷落,不論在戰略上或政治上,都是對政府之一重大打擊。此意味著,共黨勢力已由中國最北端之海岸伸展到最南端之海岸”。

匆匆遷出重慶

國民黨政權由穗遷渝后,國民黨內部一部分人要求蔣介石“復行視事”的呼聲甚高,李宗仁處境十分尷尬,11月初,借出外“巡視”離開重慶,先后至昆明、桂林、南寧;雖然國民黨當局要其速回,但李宗仁置之不理。不久,李以治病就醫為名飛往香港。蔣介石派居正、朱家驊、洪蘭友、鄭彥?勸其返渝,李堅拒不回。12月初,李宗仁帶著滿腔失望情緒離開中國,去美國醫治胃出血。

在李宗仁離開重慶的這段時間,西南戰局一敗涂地,宋希濂兵團不堪一擊,川東盡失。人民解放軍第一、第二、第四野戰軍,分別由陜甘、鄂西、湘西,形成了對西南地區國民黨軍的戰略大包圍態勢。

11月23日,國民黨軍羅廣文部與人民解放軍激戰于冷水場、水江石地區。蔣介石為之打氣,電羅廣文:“望嚴責所部,有進無退,死中求生。”不料羅廣文部都節節敗退,于25日失南川,28日又失惠民場、綦江,整個兵團幾被全殲,僅羅廣文只身逃至重慶。29日,人民解放軍已擊破胡宗南部第一軍的抵抗,迅速攻抵南溫泉、漁潤溪等市郊地區。蔣介石只好夜宿“中美號”專機,次晨飛往成都。30日中午,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攻克重慶,西南地區最大的都市遂告解放。

在國民黨政權據守山城重慶,作最后抵抗的危局中,他們預料重慶即將失陷,于是開始了潰退前的大破壞和大屠殺。9月2日,國民黨特務在山城市中心陜石街縱火,大火整整延續了12個小時,焚毀了30多條大街小巷,16個大小倉庫堆棧,20多家銀行錢莊,死傷人數多達2萬余人。從9月6日開始,直到11月27日,國民黨特務分幾批秘密處決了囚禁于“中美合作所”的革命志士、愛國人士331人。發動西安事變迫蔣介石抗日的愛國將領楊虎城和黃顯聲,以及楊將軍的幼子、幼女,秘書宋綺云夫婦及其幼子,中共地下省委負責人羅世文、車耀先,民革重慶負責人周均時等等,都殉難于這次血腥的屠殺中。

在人民解放軍進軍重慶的隆隆炮聲中,“行政院長”閻錫山于11月28日由重慶飛成都;重慶各“政府”機關亦緊急疏散。11月29日,“行政院”正式遷至成都辦公。

緊急由蓉遷臺

蔣介石到成都后,幾次找胡宗南商量作戰方案,孤注一擲要胡宗南死守成都,以與臺灣相呼應;任參謀總長顧祝同為西南軍政長官,胡宗南作西南軍政副長官兼參謀長,代行長官職權,并在成都設防衛總司令部,以胡部第三軍軍長盛文統率之。蔣要求胡派出有力一部,進駐自流井和內江,以阻人民解放軍從東南方向進擊;又令退到三臺地區的孫元良第十六兵團及楊森第二十軍協助胡部,首先向南攻略遂寧;而

由萬縣退到大竹、渠縣之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第十四兵團為側翼掩護,與人民解放軍在成都地區進行最后決戰。

但是蔣介石所作的一切努力,均由于人民解放軍的迅速進軍和共產黨政策的感召,而告失敗。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和第四野戰軍一部自攻克重慶后,分沿成(都)、渝(重慶)、綿(陽)璧(山)公路向西、向北進攻、占璧山、銅梁、永川、榮昌、隆昌、內江、資中、資陽、遂寧等地;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由貴州畢節,北渡赤水,克合江、瀘州、宜賓、自貢、榮縣;第一野戰軍第十八兵團,亦由秦嶺方面分三路跨越大巴山,進入川北,直驅川西。胡宗南集團和川康其他國民黨軍事力量處在人民解放軍南北鉗形攻勢之中,亂作一團,大部起義,一部潰散。

1949年,對于國民黨政權和蔣介石來說,是慘敗和巨變的一年。對此,蔣介石父子的內心,充滿憂傷與迷茫。正如時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蔣經國在12月31日的日記中所寫:“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過去了。流光逝水,馬齒徒增,仆仆風塵,自問所做何事?往者不忍回憶,來者更必艱難,撫今察來,能不奮勵前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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