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女營
太平軍還只是一支穿得跟乞丐仿佛的山村造反隊伍時,關于“太平女軍”的傳說就不脛而走,直到今天,幾乎還沒有哪一部跟太平軍有關的文藝作品里沒有女營、女兵,太平天國提倡婦女解放,講究男女平等的說法,也一度成為這段歷史相關領域的“標準答案”。
事實究竟是怎樣的?
女兵文藝由來久
目前所能見到、描寫“太平女軍”英勇戰斗最早的文藝作品,是廣西桂平新墟人鐘岱云所寫的一首七律,其中有兩句“促進旌旗看婦女,頻呼羯鼓看兒童”,應寫于1851年7-9月,這時不過是太平天國辛開元年;第二年太平軍曾圍攻桂林城,據說創作于當時的30首《獨秀峰題壁詩》七律,有“疑陣縱橫參婦女,戰聲遠近雜兒童”的詞句。這兩首詩都是時人耳聞目睹所記所感,屬于“新聞通訊”類型的文藝創作。
太平軍失敗以后,關于“太平女軍”的事跡,仍然是茶余飯后人們津津樂道的談資。盛極一時的《點石齋畫報》上,就有“長毛女賊”戎裝持刀的造型,而傾向清方的《清史演義》和同情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演義》中,也都有洪宣嬌率領女兵上陣搏殺、殺死清朝將領的生動描寫,要說差別,無非前者認為女兵們是憑“妖術”取勝,而后者則咬定那是洪宣嬌等能征慣戰的結果。
但總得來說,建國以前關于女兵的傳說,只是零星碎片,當年轟動全國的陽翰笙兩部天國話劇,《天國春秋》里只提到洪宣嬌“帶領女兵”、“能征慣戰”,但劇中的洪宣嬌卻一直忙著跟其他美女爭風吃醋,糾纏不清,“女將軍”的頭銜更像今天某些“綠色食品”、“省優部優”的廣告詞;《忠王李秀成》里干脆就沒有一個拿刀動槍的女角。
建國后隨著太平天國被樹為“婦女解放先驅”,五花八門的女兵女將也就層出不窮了。單田芳先生的長篇評書《百年風云》里,洪宣嬌手舞雙刀,與當年著名的狠角色張國梁大戰100多回合(不過打輸了),還一腳踢翻了悍匪大頭羊張釗,而另一個女將蘇三娘不但可以斗敗太平軍大將李開芳,還善使一桿洋槍,連張國梁都懼怕三分;60年代末的電影文學劇本《陳玉成》里,堅守安慶炮臺的是太平軍女營,苦大仇深的苦姐在《天朝田畝制度》的感召下與湘軍水師大將楊載福浴血苦戰,最終擊退敵軍,自己卻壯烈犧牲,而陳玉成的戰友中,也有個和名將吳如孝、吳定規平起平坐的女將洪三娘;凌力的小說《星星草》,西北太平軍有女營,還有個“女二師”的副師帥卜寡婦,后來成了賴文光同生共死的親密戰友,書中說卜寡婦是副職,且是西北太平軍女營的“一個首領”,言下之意,這首領肯定不止一個,女營的規模也決小不了。
此外,香港TVB的電視連續劇《太平天國》,大陸廣西電視臺的《石達開》、中央電視臺的《太平天國》,以及上海電影制片廠的《宋景詩》、峨眉電影制片廠的《大涼山傳奇》等,一言以蔽之,但有太平旗幟處,便有女兵出沒痕,只不過有些片子里她們只是點綴、龍套,有些則是重要角色,甚至主角。
女兵女將中除去那些“無名英雄”,最受青睞的是洪宣嬌,其次大約要算石達開各種版本的干女兒,后者不但廣泛出現在大陸、港臺甚至日本野史小說的戰爭場面中,甚至可以在川劇、湘劇等地方戲中看到她們紅裝跨刀的颯爽英姿。
文藝創作當然允許夸大甚至虛構,但對歷史真相感興趣的人,就更希望知道,這些“文學想象”的背后,究竟有幾分“靠譜因素”。
女營與女軍
太平天國的確有女營,而且從金田起義時就有了。
據廣西通志館的調查資料,金田起義之初,女營設在金田右面山邊的平山、淋竇、甘皇、陳義四個村,而且“有女頭目督帶”;太平軍前出至大湟江口,洪秀全駐兵江口墟,牛排、油榨兩村據說都有女營駐扎。定都天京后,清方著名間諜張繼庚、在天京城居住多時的文人胡恩燮、滌浮道人等,都在記載中稱,太平天國編有女軍,而素稱翔實的湘軍情報匯編《賊情匯纂》不但言之鑿鑿蓋棺定論,稱“賊素有女軍”,且詳細羅列了太平軍女軍的編制情況。
根據這些記載,定都天京后,女軍最初編為中、前、后、右、左5個軍,后來逐步擴大,最多時從中一至左八,共編了40個軍。每個軍設總制、監軍、軍帥各一人(都是女性),巡查一人(男性),軍以下設25個卒,每個卒轄4個兩,每個兩轄5個伍,每伍5人,一個軍除軍官外,應有2500名“女兵”,40個軍應有10萬人。
謝炳《金陵癸甲紀事略》里提到,1853年天京城中有婦女14萬人,1854年初約13萬,到了夏天只有大約11萬人,鑒于天京城中所有男女都“入營”,這些婦女當然都是“組織上的人”,而當時太平軍中只有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和秦日綱六大家子人可以全家團聚,“家屬”往多了說不會超過500,除“女軍”外最大的女性組織“女繡錦營”只有8000人,女官數量充其量萬把人(估計沒這么多),由此可見,天京城內的女軍編制十分充實,“齊裝滿員”,甚至可能超編,這和同時期男軍“2500作10000”,甚至編制13125人的一個軍,只有官兵100多人的情況比,簡直是天壤之別了。
問題是,這支“女軍”根本就不是戰斗部隊,甚至可以說根本不是部隊。
進入天京前的女營其實也不是什么戰斗部隊。太平軍自金田起義起就實行全家隨營、男女分營、禁止家庭團聚的措施,這樣一來,就必須將隨行的大量婦女組織起來以便管理,所謂“女營”,就是這樣的組織;進入天京后,太平天國起初仍然堅持全民入營、男女隔絕的制度,這樣一來,全城居民都被拆散,“男歸男行女歸女行”,自然要分別加以組織,而“女軍”就是這樣的一個組織。至于使用軍隊番號、編制體制,這并不能說明多少問題,因為《天朝田畝制度》中太平軍同樣用這套編制去建立城、鄉秩序,可以說,太平天國轄區的任何一個人,都必然在某個“軍”或者“營”里,但真正打仗的“軍”卻只占極少比例。
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中提到,天京城里的女軍“不分老少”,而張繼庚在寫給已故清江寧布政司祁宿藻之子的信中稱,祁宿藻的妻子在后二軍、自己的母親則在右七軍當“伍卒”,這兩位婦女都是老年纏足女性,她們顯然不可能上陣搏殺,連當炮灰的資格都沒有。
這些“女戰士”既然被組織起來,當然不會無所事事。
她們通常所從事的,是軍需生產。
太平軍守城最注重工事,天京城里城外遍挖壕溝,溝中栽滿竹簽,這些竹簽還要定期檢查更換,以免日久失效,挖壕溝、削竹簽的工作,基本由女軍擔負;修工事需要磚,洪秀全等大興土木,修建宮殿、王府、官衙,也需要磚,搬磚的工作也由女軍擔當;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天京城里好幾十萬人要吃飯,但城里只有些菜園子,并沒有糧田,只有去江邊、河邊碼頭上搬運從湖北、安徽、江西運來的糧食,或去城南稻田里搶割,城里人才能填飽肚子,搬米、割稻的光榮使命,自然也歸于編制龐大的太平女軍。
據時人記載,“女戰士們”的工作十分辛苦,每天早上不到四更(1-3點)就起床開工,天黑才能休息。有時工作較清閑,上級領導還會“沒事找事”,如楊秀清曾讓女軍每個館(兩司馬)都要上繳一斗臭蟲,或若干只小老鼠,好事者分析認為,這是怕“女戰士”們閑極生事,影響安定團結。
此外,運鹽、舂米、搓麻繩、埋死尸,這些體力活也多由女軍擔負。
“選秀”也是女營必須承擔的義務。據《金陵癸甲紀事略》、《金陵癸甲新樂府》等記載,長期在女軍擔任領導工作的洪秀全親信大臣、后期一度主掌朝政的蒙得恩,在前期負責“選秀”,每逢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四人生日,各女館都要進行一次“海選”,獲勝者由蒙得恩復選,最終挑出15名入圍者,按照6:6:2:1的比例送進四人府第做娘娘、王娘(也有說誰的生日就給誰送,每人每年就送一回的),其中除石達開經常推辭不受外,其他幾位都照單全收,稱為“天父賜來美女”。
當然,選秀不一定是選“娘娘”,各王府內需要許多工作人員,但女眷眾多,太平軍男性又“實質性鰥居”太久,男女混雜顯然很不保險,因此早期太平天國主持過多次選拔女簿書——就是女秘書的測試,被訛舛為“中國第一個女狀元”的伏善祥,就是在這樣的測試后脫穎而出,成為一名在楊秀清身邊工作的重要人物。
有作戰性質的工作有沒有呢?有。
《金陵癸甲紀事略》中稱,在1853-1854年期間,太平軍從天京城出擊,進攻清江南大營陣地時,有時讓女軍派人挑著裝滿糠的大籮筐遠遠跟著,一旦得手,太平軍乘勝追擊,女軍就用糠填埋廢棄營地的壕溝,同時用空籮筐把戰利品挑回去。
此外,許多記載都說1853-1854年間楊秀清曾安排女兵上城守城,據《金陵癸甲紀事略》稱守城的都是“大腳蠻婆”即廣西、湖南客家和少數民族女子,這未必確切,因為守城又稱“守鋪”,是帶有放哨性質的“防守”,職責是發現敵人進攻時呼叫主力上城,當時和太平軍作戰的清方,在被長圍久困時也會動員婦女“守鋪”,如懷慶、六合都如此,而太平軍又素有“守險不守陴”,即只在城墻上留少量兵力,將主力用于把守隘口和充作預備隊的傳統,所謂“女兵守城”,實在既不特別、也不重要。
女軍不打仗 打仗非女軍
那么,有沒有真正上陣殺敵的女兵女將?其實也還是有的。
《百年風雨》里提到洪宣嬌、蘇三娘兩位女將,洪宣嬌的事跡是杜撰,但蘇三娘可是如假包換的女英雄。
她是廣西靈山人,丈夫參加天地會被團練害死,憤而起兵替夫報仇,后投入太平軍中,從廣西一直轉戰到天京。靈山籍的清朝狀元龍啟瑞寫過一首《蘇三娘行》,說她“猩紅當眾受官緋,縞素為夫斷仇首。兩臂曾經百戰余,一槍不落千人后”,這固然是借渲染蘇三娘的“舍生忘死”諷刺清廷同僚的貪生怕死,但對這位女同鄉的惋惜敬佩溢于辭表。她后來和同為天地會出身的羅大綱合隊,并在羅妻死后改嫁給他,但并沒有記載表明她和羅大綱一起戰死,電視劇中讓她殉情,還讓曾國藩給他們二人合葬,實屬荒誕不羈,因為羅大綱本人并非戰死沙場,而是負重傷撤回后因疼痛難忍、吞金自斃的,而蘇三娘的事跡就此泯滅,并無記載稱她也一并死去,即使死去,也是太平天國方面給予安葬——這兩人的人頭十分值錢,“曾剃頭”要是真拿到,不管自殺他殺,那是絕不會浪費的。
記載中她曾經“聚眾二千”,但這二千并非女軍,而是以男兵為主,當時廣西、湖南天地會中同樣有一些女首領,如邱二嫂等,她們同樣也是“女將男兵”。
在廣西、湖南、湖北,太平軍女眷都曾“妝牌刀手出戰”,永安州突圍時,洪秀全還親自下達了“男將女將盡持刀”、“同心放膽同殺妖”的詔旨,這常常被人引用,以證明太平軍有所謂“男女平等并肩殺敵”的制度;在定都天京之初的1853、1854年,太平軍也曾派“女隊”出戰過。
但在定都天京前,太平軍時刻處于圍剿、轉移過程中,并無穩定后方,經常要打遭遇戰,同為“賊黨”的女營在遇險時必須殊死作戰,否則只能玉石俱焚;永安突圍時太平軍已瀕臨山窮水盡,為了生存,只要能拿起刀槍的都得充當“戰士”,這只是特例,且這樣的特例清方更多:南京陷落后守衛明故宮“滿城”的八旗婦女大多戰死、累死,掃北軍逼近滄州時,當地駐防八旗城守營的婦女先是出城送飯送軍需,繼而閉城死守,最后也幾乎無一幸免。
太平軍早期多客家人,女眷中也大多為客家和少數民族婦女,她們都是天足,且耐奔波勞作,讓她們行軍、打仗,都不難做到;進入中原地區后,大多數婦女都是纏足,平時走路尚且不能疾行、不能及遠,打仗更是勉為其難。一直堅決主張全家隨營的太平軍,在離開客家地區之后,在桂北、湖南轉戰時就改以招募壯丁為主,直到攻克岳州,獲得大量可以容納老弱、女眷的船只,才重新改為全家隨營,并非沒有原因。
因此到了天京,盡管由于主力四出征戰,城中兵力仍然空虛,但太平天國并未讓編制多達10萬的“女軍”出城作戰,只偶爾派遣少數女性助戰,這些女性,《金陵癸甲紀事略》和張繼庚等人都說是“廣西女人”、“大腳蠻婆”,而據前書記載,到1854年夏秋,總數10萬以上的天京女性中,廣西女人總數最多不過2400人,刨去無法作戰的老婦、“娘娘”等,剩下的人數不過千余,僅為女兵比例的1-2%。
許多記載都指出,到了天京后,廣西婦女全部出任女官,有的甚至稱沒有一名廣西婦女的職位低于女軍帥的,這也許有些夸張,但足以表明,定都天京后的確還有女性出戰,但出戰的卻不是號稱10萬的40個女軍,而是太平軍領袖最可信賴的廣西“女軍官”們。
這些女軍官也和男性一樣,封有從軍師直到兩司馬的各級官銜,但她們的提拔往往不是因為自己的功勞,而是因為丈夫、兒子的功勞,據記載,如果一名男性總制戰死,他的遺孀就可以封為女總制,以此類推!短旄赶路苍t書三》中記載,官拜女軍師的楊長妹、石汀蘭長期在天王府上班,連探親權都需要楊秀清玩天父下凡“特批”,這二位已經是太平天國最高職位的女官,她們尚且要依附男性,無權獨立開府辦公,那些女丞相、女將軍們就更不用說了。
這就造成一個怪現象,女軍的任務不是打仗,而派出去打仗的女人又往往不是女軍的。
甲寅四年(1854年)八月二十四日,楊秀清托天父下凡,宣布廢除男女隔絕的禁令,在天京城內恢復家庭,40個女軍就此解散,此后再未成立。
故事并未結束
女軍解體了,但故事并未結束。
后期仍然有“女營”的紀錄。太平軍攻占常熟、無錫、丹陽、蘇州,都一度設立過女館、女營,但最長的常熟不過半年,最短的據說只有半天,從李秀成給兒子李容發、侄子李榮椿,和石達開在攻打四川涪州前的準備部署看,此時的“女營”,是破城后保護婦女免遭亂兵傷害的一種臨時性措施,一旦社會恢復安定,“女營”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因此蘇南一些迅速安定的城市,女營只存在一天或半天,而常熟因主將黃文金不注重軍紀,秩序恢復緩慢,女營存在的時間就要長一些。
這時太平軍中女眷數量仍然不少,但大多成為軍官眷屬,在一些時候,這些眷屬也會集中居住,如1863-1864年,太平軍李秀成、李世賢部大部開往江西作戰,軍中幾十個王的眷屬就都留在廣德,由黃文英照料,因為“王娘”實在太多,黃文英不得不向負責天京糧食供應的林紹璋借糧,方才避免餓死幾口。
到了中后期,太平軍隨軍女性中,廣西籍的已經不多(有記載后期廣西男女總共只有700多人的,似乎失之過少),她們大多已經是王爵家屬,年紀漸長,出戰的頻率也變得更低了;“新姐妹”中固然也有大腳的(如秦日綱的妻子就是安慶大腳姑娘),但絕大多數是纏足,從保留下的兵冊、家冊看,她們要么不在編制,要么就在牌尾行列中,而不再單獨編組成軍。
正因為此,后期太平軍女性出戰的記載更少,1860年江南大營圍城最急時,清軍幕僚蕭盛遠還從望遠鏡中看到,一群大腳婦女打著藍旗出城,對著大營的方向搖旗吶喊,充作疑兵;而此后湘軍圍城,直至破城,就只有天王宮殿女官堅守崗位,不放洪天貴福亂跑,和大批女眷投池、赴火殉國的紀錄,而并無“男將女將盡持刀”,與敵人作最后搏戰的記載了。
那些渲染太平軍推崇“男女平等”、廢除纏足,解放婦女的自然是過譽:太平天國任何官書里都不曾說男女平等,相反,《幼學詩》里多處提到“婦言慎勿聽”、“妻道在三從,無違爾夫主,牝雞若司晨,自求家道苦”,明確主張男女不平等;太平軍廢除纏足,首先是因為起自廣西,骨干多為客家,而客家女子不纏足(同樣,八旗婦女也沒有纏足的,這不意味著八旗也“解放婦女”),其次,纏足婦女不便勞作、更無法出戰,行軍速度遲緩,容易妨礙軍情。同樣,如果說太平軍組織了一支女軍(盡管根本不是打仗的軍隊),也有女性參戰的紀錄,如果說他們允許(或干脆說強迫)女性參加勞動、參加社會工作,那是因為需要:1854年秋,天京城里男性只有兩三萬,而女性尚有10多萬,在敵情緊迫,糧食又不充足時,讓女性“解放”,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也正因為“解放”是權宜之計,一旦覺得這樣做得不償失,就會立即廢止。1854年后,太平軍首腦發現,江南女性的確不適合做大規模重體力勞動,而十多萬勞動效率低下的婦女集中在城里,反倒造成供應緊張,便立即采取各種辦法(把女營移到城外、派女營去遠郊撿柴、割稻,然后關閉城門),縱容、甚至強迫“女戰士們”逃走。等敵情減緩,供應逐漸充實后,許多婦女又自然而然地回歸家庭,重新變成“全職太太”和“全職二奶”。
認為太平天國設立女軍是苛待、虐待婦女,也未必客觀。大多數太平軍領袖見識不高,習慣于用客家婦女的“吃苦耐勞”衡量所有婦女,結果造成大批江南婦女“不堪虐待”;對于太平軍而言,供應始終是個大問題,除去個別領袖,大多數官兵的供應定量,是和其擔負職責掛鉤的:不打仗的喝稀粥,打仗的喝稠粥,去城外打仗的吃干飯,當敢死隊的吃大塊肉。同樣,當他們覺得女營“工作效率低下”時,待遇自然也層層降格,最后弄到每天每人六兩(還是1斤18兩的“六兩”)帶殼糙米的“菲薄待遇”。
天京陷落后,幾支余部中,只有賴文光的一路有較多婦女活動的痕跡,但這些“女眷”似乎主要是丟失了皖北老家、不得不全家隨軍流動的捻軍家屬。這些皖北女性中也有“大腳婆”,偶爾也能看到她們吶喊助威、甚至上陣搏殺的記載,但似乎與太平天國“嫡系”關系不大,時人記載中,賴文光倒是有“女人”,但根據那個未必可靠的記載,這女人是“裹挾”的,且正是她的指認,淮軍才在一片混亂中盯住并最終捕獲了賴文光。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軍“女軍”存在了約一年半時間,這支并非戰斗部隊、甚至并非部隊的“部隊”雖然編制基本模仿男軍,但在細節上有變化,最顯著的變化,就是沒有師,也沒有旅的編制,而由軍帥直轄卒長,一個軍的編制人數,只相當于男軍一個師。明白這個道理,就該知道《星星草》錯在哪兒了——就算把那支混雜老太婆和幼女的“女軍”算作“女子部隊”,也不可能有什么“女二師”、什么“女副師帥卜寡婦”——因為太平天國從來就沒有“女師帥”、“女旅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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