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越南抗美戰爭結束后，越南當時的領導人黎筍等人沒有及時醫治戰爭帶來的創傷，而是徹底背離了胡志明的路線，對內在南方強制推行過"左"的社會主義改造，對外依仗蘇聯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區霸權主義，妄圖拼湊"印支聯邦"。
在這一錯誤路線指引下，越南一面公開反華，一面加緊對老撾的控制，直至對柬埔寨發動武裝入侵。他們的所作所為，導致越南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國際處境空前孤立。
1986年7月，越共總書記黎筍病逝。同年 12月，阮文靈在越共六大上當選為越共總書記。阮文靈在60年代越南抗美戰爭時期，是越共南方局領導成員，曾多次秘密訪華，對中國態度誠懇友好，深得毛主席、周總理的賞識，認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
抗美戰爭結束后，阮文靈不贊成當時領導人錯誤的內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擠。阮文靈出任總書記后，急于糾正前任的一整套錯誤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國家成為朋友"的口號。他認為，對越南來說，當時最為急迫的兩件事就是要從柬埔寨撤軍和改善對華關系。
但是，由前任總書記的親信、越共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阮基石把持的外交部，繼續按照黎筍的一套思維行事，千方百計干擾和阻撓阮文靈的戰略部署。而阮文靈作為新上臺的領導人，在中央決策層中尚無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設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領導人的理解和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實現上述目標，是極為棘手和頭痛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凱山探路，阮文靈會晤張大使
1989年10月，老撾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凱山·豐威漢訪華。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我方經反復研究、協調，最后商定請鄧小平禮節性簡短會見。沒想到，兩位領導人進行了長達40分鐘的談話，而且談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實質性問題。凱山誠懇承認，過去十多年來老撾同中國的關系處于不正常狀態，是受了"外部的影響"，此次訪華將標志著兩黨、兩國關系的完全正�；Ｍ瑫r，凱山還轉達了越共總書記阮文靈對鄧小平的親切問候，說越南對中國的狀況已有了新認識，對中國的態度也有了改變，還說阮文靈希望中國能邀請他訪華。
鄧小平也請凱山轉達他對阮文靈的問候，并說:"我早就認識阮文靈同志，我知道他思維靈活，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當機立斷，把柬埔寨問題一刀斬斷�，F在我年齡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問題能得到解決，中越關系恢復正常，這就了卻了我的一件心事。"鄧小平特別強調，越南必須從柬埔寨干干凈凈、徹徹底底地撤出軍隊。他請凱山將這些意見轉告阮文靈。此外，鄧小平還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阮基石這個人愛搞小動作。"
凱山在回國途中在越南短暫停留，及時、全面地向阮文靈轉達了鄧小平的傳話。阮文靈聽后十分重視，對阮基石的" 小動作"更有切身體會。他意識到，要改善越中關系，必須首先解決柬埔寨問題，而如何解決柬埔寨問題，則必須同中國商量。他還意識到，鄧小平雖傳了話，但并未對他發出訪華邀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實現訪華，是他急于要解決的問題。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靈總書記在越共中央會客廳會見了中國駐越南大使張德維。會見時，外交部長阮基石也在座，但談話內容同阮基石的反華老調完全不同。估計安排阮基石陪見的用意，很可能是要讓他當面聽聽總書記究竟講了些什么，也許此時對他尚存有一線希望，給他一個改變做法的機會。當然，也正因為有阮基石在場，阮文靈沒有把話說得更深、更透。
會見結束后，張大使立即把阮文靈的談話內容詳細報告了國內。國內很快答復說，還是要越南盡快從柬埔寨撤軍，并解決好撤軍后柬埔寨對立雙方，即金邊政權和抵抗力量三派的聯合問題，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順理成章地安排兩國領導人高級會晤。
神秘人士現身使館出示密箋
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黃的干部（黃文歡的兒子）來到中國大使館，與張大使晤面出示了密箋，并捎來了阮文靈的口信:他決計繞開阮基石，同我領導人直接會面。
8月19日夜，使館收到了國內的答復。國內指示張大使設法避開越南外交部，向阮文靈身邊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于近日單獨會見阮文靈，以便當面了解阮的真實意圖，結果立即報部。
于是，張大使決定通過越南國防部部長黎德英的渠道試試看，并指示使館武官趙銳上校立即行動。果不其然，黎德英大將很樂意同大使見面。
21日上午8時，張大使乘坐一輛不掛國旗的轎車前往越南國防部。黎德英同張大使親切握手、擁抱，連聲說，大使什么時間想見他，他都歡迎。張大使開門見山，把黃日新日前向他轉告阮文靈總書記談話的事簡要說了一遍，表示大使本人很想當面聽取總書記的意見，希望黎德英幫助聯系。黎表示將立即去辦。
當天下午，越南國防部外事局長武春榮緊急約告我駐越武官趙銳說:阮文靈總書記將于22日晚7時半在國防部會客廳會見張大使，雙方均不帶翻譯，建議張大使換乘另一輛汽車，不掛國旗。趙武官返館后，立即向張大使作了報告。
成都秘密會晤
在獲知阮文靈的真實意圖后，張大使立即將他的談話內容報告國內。8月28日下午，使館接到國內的指示，請張大使轉告阮文靈: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歡迎阮文靈總書記和杜梅部長會議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對中國進行內部訪問，也歡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顧問同時前往。鑒于亞運會即將在北京舉行，為便于保密，會談地點將安排在四川成都。
經越共中央對外部安排，29日下午4時，阮文靈和杜梅在越共中央會客廳會見了張大使。張大使向阮、杜轉達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邀請他們內部訪華的意見。阮、杜都表示非常高興地接受邀請、同意中方提出的會晤時間和地點，并說將立即向越共中央政治局報告，盡快確定隨行人員名單，著手準備工作。
30日，國內向使館通報了此次會晤的大體日程安排，即9月3日上午，越方專機飛離河內，中午1時抵達成都，下午雙方領導人會談，晚上中方宴請。9月4日上午繼續會談，下午越方專機離成都回國。經請示國內同意，張大使將搭乘越方專機前往成都，參加會晤。
張大使從成都回來后告訴我們說，兩國領導人在會晤中主要討論了如何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和恢復中越正常關系問題。關于柬埔寨問題，雙方著重商談越南撤軍后，柬埔寨的臨時權力機構最高委員會的組成即權力分配方案。中方提出該委員會由13名代表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邊政權出6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紅色高棉）、拉那烈和宋雙三派各出2名代表，共6名代表。對中方這一方案，阮文靈表示可以接受；杜梅認為，西哈努克本人也屬抵抗力量，這樣雙方代表的比例為6比7，抵抗力量多了一個席位，估計金邊方面接受起來會有困難；范文同則說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邊方面說服工作。
關于中越關系，雙方都本著向前看的態度，沒有去翻老賬。兩國領導人都同意本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精神，譜寫中越關系的新篇章。會晤結束時兩國領導人簽署了"會談紀要"。江總書記還意味深長地引用了清代詩人江永的兩句詩:"渡盡劫波兄弟在，相見一笑泯恩仇。" 當晚，阮文靈激動地寫了四句詩:"兄弟之交數代傳，怨恨頃刻化云煙，再相逢時笑顏開，千載情誼又重建。"
成都會晤一年后， 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總書記杜梅和新任部長會議主席武文杰訪華。兩國領導人發表聯合公報、宣布中越關系實現正�；�1999年2月，中越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確定了新世紀兩國關系的發展框架，簡要說來就是"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16個字。
1979 年的世界還是個冷戰的世界，當時的蘇聯和美國兩大超級大國對立，形成東西方陣營。中國自命為第三世界弱小國家的代言人，但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還遠不足以與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匹敵。相反，由于中蘇交惡，蘇聯又拼命拉攏中南半島小國越南，從戰略上對中國形成了一種合圍的態勢。
在蘇聯的支持下，越南開始在中南半島擴張勢力，推翻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政權，試圖建立印度支那聯邦。這當然為中國所不能容忍，北京政府當時是支持紅色高棉政權的。越南越來越瘋狂的排華活動更是火上澆油，使中越邊境越來越充滿火藥味。
1979年1月27日，即鄧小平訪問美的前一天，塔斯社報道了大批中國軍隊向中越邊境集結，并對此表示關切，其他國際輿論的報道也對此作出種種分析和猜測。與此同時，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了《北京對河內發出戰爭聲調》的文章，說有跡象表明，中美關系每發展一步，亞洲尤其是東南亞局勢就變得更具有危險性。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并沒有取消他的訪美行程。
抵達美國后，中越問題成了各國記者關注的熱點問題。面對這些疑問，鄧小平是快人快語，直言不諱。當問到中國軍隊向中越邊境調動時，鄧小平說：“必要的軍事調動是有的，這點你們很清楚。” 問軍隊可能采取什么行動，他說：“我們得等著瞧。”最后，鄧小平強調說：“我們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
而在兩個多月以前，鄧小平出訪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三國以及途徑仰光的時候，也依然毫不含糊地抨擊大霸和小霸，提醒東南亞提防“東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
結束訪美行程之后，鄧小平開始對東京的訪問，在會見田中角榮時他說：“對侵略者不懲罰，就有發生連鎖反應的危險。”“正在考慮，為了懲罰，冒某種危險也要采取行動。”
鄧小平說：“越南同蘇聯簽定的條約具有軍事同盟的性質，越南對柬埔寨發卻了大規模武裝入侵，并正在中國邊境地區挑釁。越南起的作用會比古巴更壞，我們把越南叫做東方的古巴。對付這樣的人，沒有必要的教訓，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會收到效果。”日本外務省人士對此十分吃驚，說這是在外交上極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詞。
但此時美國人卻不象日本人那樣緊張。一位美國公司的負責人說：“美國人很喜歡聽到副總理（指鄧小平）關于蘇聯和越南侵略的談話，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我們自己不便這樣講。”
面對鄧小平的激烈言論，越南并沒有恐慌。2月7日，法新社自河內報道，越南對于鄧小平最近連續發出的威脅，保持沉著，表示“決不驚慌”。
2月12日，越南《人民軍隊報》的社論說：“企圖給我們教訓的人，應該記取美帝國主義在越南的教訓。”此前，當鄧小平在美國同卡特談到“教訓越南”的話題時，卡特也曾婉轉地談到美國在越南的“教訓”。
盡管鄧小平言辭激烈，處處言談透露著必教訓的決心。但事實上那時候解放軍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中走出來，解放軍的作戰能力不強。而越軍方面1975年越戰剛剛結束，作戰經驗豐富，手中握著繳獲美軍的裝備、蘇聯援助的大量軍火、以及過去中國的支援。
在這場戰役中，中國解放軍仍然依賴隊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戰術”沖擊敵人的陣地，這種戰術在越南付出了巨大代價。
中國軍隊曾嘗試發動聯合兵種進攻，但均未成功。高級參謀人員年齡老化，不愿放棄傳統的防御戰，雖然個人驍勇善戰，但對進行一場現代戰爭毫無準備。中國軍隊從未真正建立起進攻的理論，雖然能夠實現有限的目標，但在重武器裝備和用兵理論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為遜色。
接下來的十年時間里，中越邊境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沖突不斷，沒有哪一方成為戰爭真正的贏家。中國各大軍區輪流派兵參戰，中越邊境成了練兵場。
其慘烈程度也直逼朝鮮戰爭。昆明軍區在對對越自衛反擊戰進行總結時提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軍犧牲6900余人，傷14800余人。2月17、18日兩天，傷亡達4000人，后勤部門措手不及，無力全部救治，傷員死亡很多。”許多中國人至今都還記得電影“高山下的花環”中描述的浴血場景，電影所宣傳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背后是無數士兵生命的代價。時至今日，昔日媒體稱頌的影響已無人再提起。1984年的老山戰役中，中國軍隊犧牲 939人，支前民工64人，山頭被炮火削平幾公尺，地表陣地一片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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