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聽說您18年前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一篇論文《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研究》，最近在全國倫理學會30年學術成果首屆評獎中獲得優秀論文一等獎，向您祝賀！

　　王：謝謝！這是全國倫理學學術界對軍隊學者的鼓勵與厚愛，同時也得益于《孫子兵法》世界性傳播和影響。

　　記者：《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最早的一部獨立完整的重要軍事著作，歷來被尊為“兵學圣典”、“兵學鼻祖”等，是世界公認的一部軍事學名著。

　　王：《孫子兵法》不僅是一部總結戰爭規律的科學，而且是一部包含多學科內容的綜合性著作。上個世紀60年代初，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在會見毛澤東時，曾建議將《孫子兵法》作為世界各國軍事學院的教材。還有則軼文說：因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被廢的威廉二世在僑居中看到此書，扼腕嘆息：“若早20年讀《孫子兵法》，決不至于遭受亡國之痛了！”

　　記者：您的成果《孫子軍事倫理思想研究》，首開了《孫子兵法》軍事倫理文化研究的先河，對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加強軍隊思想道德建設有一定參考價值。

　　王：在《孫子兵法》博大精深的軍事理論體系中，彰顯著豐富的軍事倫理思想。它從最基本的價值關系即軍人與君主、與國家、與人民及其軍隊內部上下之間、官兵之間的關系入手，提出并系統地闡述了軍人價值理論、將帥武德修養、軍人武德實踐、軍事道德環境與道德心理、法治與德治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建構了完整、獨具特色的軍事倫理文化體系，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超越歷史的時代價值。

　�。薄�“兵者，國之大事也”

　　科學定位軍人價值，始終不忘獻身使命

　　記者：如何定位軍人價值，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際的價值觀問題，是軍旅人生必須明確的首要課題。

　　王：是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價值”是個關系范疇。把握軍人價值，必須正確認識軍人所處的價值關系。軍人與國家、與人民的關系是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價值關系，《孫子兵法》正是從這一關系入手來認識和確立軍人價值的。如開篇首句即明確指出：“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是對軍事要素總和的統稱。但是軍事活動的主體——軍人，永遠是第一位的�？梢�，國家的存亡榮辱，人民的死生禍福，無不系于一身戎裝。這就從戰略的高度充分肯定了軍人價值，不僅把養兵用戰之事置于國家大政方針的要位，同時也確立了軍人必須具有的核心價值觀、賦予了軍人崇高而神圣的歷史使命——“安國保民”！

記者：“安國保民”是一個具有統領《孫子兵法》全書的價值判斷命題，《孫子兵法》龐大的軍事思想體系，正是在其“安國保民”這一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王：《孫子兵法》在以后的諸篇中，從不同角度反復闡明這一原則，如強調“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安國全軍之道”等。其意旨均在于闡明“安國保民”的價值目標，是決定和統率其他一切軍事行為的最高、最根本的倫理原則，是衡量軍人價值大小、軍事行為正當與失當的根本標準。

　　記者：軍人價值目標確立之后，軍人就應以獻身使命精神來實現它�！秾O子兵法》明確指出，獻身使命有三大原則要求：“恃守”、“善攻”、“慎戰”。

　　王：“恃守”就是依靠強大的武備力量威懾和戰勝入侵者。這是軍人價值的重要表現。如《九變篇》中說：“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造成敵人“不可攻”的條件有兩個：一是使敵人迫于強大的威懾力而不敢攻；二是由于“我”方武備充分而敵無法攻取。只有造成“不可攻”的態勢，才能充分體現軍人在和平時期的價值。誠然，養兵的目的是為了用戰，但軍人的價值并非只表現在戰場上，平時對敵人的防御乃至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同樣也是軍人價值之所在。

　　記者：“善攻”與“恃守”相輔相成，是對軍人戰場上獻身使命的要求。

　　王：“善攻”原則提出的基本倫理要求是攻伐必須具有積極道德意義。“漢簡”佚文中曾明確指出，“兵，利也，非好也”；《謀攻篇》指出，“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養兵用戰，目的在于“爭利”，而不是窮兵黷武的好戰狂。這就告訴軍人，一切軍事行為都是為了滿足或實現本國、本軍和本國人民利益的需要。因此，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了軍人的榮譽，應當英勇善戰，不怕犧牲。

　　記者：什么是“慎戰”原則？

　　王：“慎戰”原則一般說來是對軍官的要求�！秾O子兵法》指出：“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復喜，慍可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戰與非戰，首先應從是否有利于“安國保民”的“功”和“利”上考慮。“慎戰”原則的倫理實質就在于強調軍人對國家命運要有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有了這種精神，軍人價值就可以在更高層次上得到升華。

2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整體把握武德內涵，全面培育軍人素養

　　記者：《計篇》指出：“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從整體上、互相聯系上把握軍人“五德”的內涵，對于全面提高軍人武德素養有重要意義。

　　王：“五德”是以實現軍人核心價值目標——“安國保民”為出發點和歸宿。這是把握“五德”的總綱。如《作戰篇》強調“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安危之主也”；《謀攻篇》說“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所謂“輔周”，就是恪盡職守，不辱使命，以保軍人之價值。

　　記者：這就要求軍人尤其是軍官，必須有勇于擔當的價值使命感，努力提高獻身使命的武德素養，即通常說的軍人思想道德素養。

　　王：“智、信、仁、勇、嚴”“五德”，相輔相成，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為軍人武德修養提出了不同層次的要求。如果片面強調某一方面或忽視某一方面，都有損于塑造軍人完整的武德形象。但是其核心是“仁”，離開了這一核心，其它“四德”就有可能失去正面的倫理價值，就會變成“奸智”、“愚信”、“魯勇”、“嚴酷”等。

　　記者：從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考察，《孫子兵法》的“五德”論，不僅有廣泛的社會倫理意義，更具有鮮明的軍人個性特征。

　　王：“五德”有其特定的軍事倫理內涵和層次性。如“智”，一般指智慧。但是如果僅僅停留在這種釋義上，智不過是一種才能，而非“德能”，即“智德”。所謂“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說明“智”必須符合軍事功利原則。孔子說“智者利仁”；軍人應當說“智者利國利民”。這是衡量一名軍人有無“智德”的根本標準。顯然，這種“智”就遠遠超出了作為一般才干能力層面上的釋義。

　　記者：有的讀者認為，“信”是儒家的倫理規范，兵家講“詭詐”，對武德之“信”不太理解。

　　王：武德之“信”主要含義有三：一是指賞罰有信。賞罰無度或失當，都必然要失信于部下。二是指信心、信念，即在任何條件下都要有堅定的信念和必勝的信心。如《九變篇》中說：“雜于利，而務可信也。”此句是講提高信心的途徑。句中之“信”即指信念、信心。就是說，在困難的時候，多從有利的方面考慮（雜于利），就能堅定其信念，增強其必勝信心和勇氣。軍人尤其是軍官，信念動搖，信心喪失，就是一種失德。三是指遵守和執行紀律。如《九地篇》中指出的“不令而信”即是。

　　記者：記得您曾經說過一句在學界很有影響的話：“《孫子兵法》堪稱為一部軍事仁學。它的一個突出的思想特點，就是把‘仁’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王：是的。從軍事倫理學的意義上看，“仁”是一個內容極為豐富的功利性概念。《國語》說，“畜義豐功謂之仁”，“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孫子所謂的“仁”，即是從利國利民原則出發的。概括地說，主要含義有三：一是“仁愛”，如“愛卒”、“善卒”、“養卒”、“安國”、“保民”、“利主”等。二是“義恨”，即懷“仁”恨敵。就是說，對敵人恨得越深，打得越狠，也就越能體現“仁”的要求。三是“大仁”之“仁”，即當“大仁”與“小仁”發生價值沖突時，要勇于舍“小仁”以求“大仁”，戒所謂“婦人之仁”。

　　記者：常言說：“狹路相逢勇者勝”。“勇”的武德特征尤為鮮明。

　　王：要從質的方面來把握“勇”，還要和“智”、“仁”等武德要求結合起來進行考察。也就是說，只有“大智”、“大仁”之“勇”才是將帥應當具備的武德之“勇”；而那種“怒而興軍”、“慍而致戰”的“必死可殺”之“勇”，不過是一種失“仁”失“智”的“愚勇”、“魯勇”，即匹夫之勇罷了。

　　記者：軍中有言：“嚴是愛，松是害”�！秾O子兵法》告訴我們，適度地“嚴人”、“嚴己”都是美德。

　　王：所謂“適度”，就是合情、合理、合范。依《孫子兵法》分析，武德之“嚴”含義有三：一是人格威嚴，即指軍官要有權威人格力量和嚴肅的作風，能使三軍令行禁止，聞金鼓之聲，望旌旗之示，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齊勇若一”，“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二是治軍善嚴。即敢于和善于嚴格管理、嚴格要求、嚴格教練。“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因此，要“修道而保法”，“正以治”，公正嚴明，信賞明罰。三是嚴于律己。“嚴”之所以成為一種美德，還在嚴于律己、恪盡職守的高度責任感和自律精神。

3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利用“眾陷于害”環境，培養健康道德心理

　　記者：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基本觀點，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在軍事環境與軍人素質的關系上，《孫子兵法》給我們哪些有益啟示？

　　王：《九地篇》就集中論證了戰場環境對部隊道德心理的影響，反復強調戰爭的指導者必須善于適時利用和創造一個“眾陷于害”的戰場環境，以便使軍人自身所隱藏的道德潛能在戰爭中充分釋放出來，變成團結奮戰、贏得勝利的戰斗精神。

　　記者：從字義理解，“眾陷于害”就是把部隊帶到艱難困苦、甚至走投無路的“危境”中去磨煉。

　　王：用《孫子兵法》的話語表述，就是“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眾陷于害，然后能為勝敗。”為什么“危境”會達到“后存”、“后生”的制勝效果呢？因為“眾陷于害”的環境對軍人能夠產生“勇”、“從”、“固”三種積極的道德心理體驗效應。所謂“眾陷于害”則“勇”，就是說如果把軍隊置于“危境”，就會使軍人產生一種超常的勇敢精神去戰勝敵人。他說：“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入深則拘，不得已則斗。”“投之無所往”的“危境”可使士卒產生一種拼死力戰的決心、勇氣和力量。懷著“吾將示之以不活”的決心去死戰的軍隊，則往往可以絕處逢生。“從”是指服從命令，聽從指揮，遵守紀律。部隊在“危境”中，可以實現“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就是說，處在“危境”的官兵，不需要更多的告誡、要求、約束和申令，就知道應該做什么、怎么做，就能自覺地努力做好。“固”是指團結一心。“無所往則固”，是說軍隊陷入走投無路的“危境”，內部團結就會大大加強。“同舟共濟”的典故就是《孫子兵法》的創造，在于說明“危境”生“固”心，出團結的道理。

　　記者：“眾陷于害”的軍事環境，具有激發軍人“勇”、“從”、“固”的道德情感，產生強大精神動力的作用。

　　王：對！正是由于“危境”能對官兵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所以“聚三軍之眾，投之于險，此謂將軍之事也”。一個優秀的指揮官，必須善于體察戰場環境對部下道德心理發展變化的影響，并適時地創造一個“危境”，催化軍人積極道德情感的生成與道德潛能的充分釋放。

　　記者：楚漢相爭中的韓信與三國時的馬謖，同樣運用這一理論，前者背水一戰成千古佳話，而后者慘遭兵敗，被諸葛亮揮淚斬首。看來“危境”未必都能出戰斗力。

　　王：從《孫子兵法》的立意看，所謂“眾陷于害”之“害”，實質上是指一種心境，是相對意義上的一種心理體驗。也就是說，它以部下心理體驗到的“危境”而又不懼其“危境”為尺度。因為只有這種心理體驗，才能使之居危圖安，產生“勇”、“從”、“固”的道德情感；反之，即使把部隊置于真正的“無所往”的“死地”，或是部下缺少對“危境”足夠的積極體驗和心理準備，或是因消極體驗而產生畏懼心理，都不可能達到“后存”、“后生”、“后勝”之目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孫子兵法》強調指出：“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就是說，變換和利用軍事環境，以及進退攻守，一切要看是否符合部隊的心理狀態，是否有利于士卒精神潛能的釋放。

　　記者：有的讀者認為，“危境”迫出戰斗力的做法，對士卒生命不夠尊重，有失人道之嫌。

　　王：自古軍中有名言：“愛兵如子”。此語就源于《孫子兵法》，原文是“視卒如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講得很明白，對士卒不僅不能歧視虐待，而且要視之如“嬰”、如“子”，其仁愛之心昭然古今。但是，“仁愛”不是“溺愛”。“溺愛”生“驕子”，養“驕子”之兵是難以用戰的。不能用戰則難以實現“安國保民”，是謂不“仁”之一；傷亡慘重，難以保卒，是謂不“仁”之二。所以，從帶兵、用兵，就要養“厚而能使”、“愛而能令”、“亂而能治”的“可用”之兵�？梢�，養“可用”之兵，戰則能勝，守則能固，就是行“大仁”之道；反之，養“不可用”的“驕子”之兵，則是失仁悖道。

4 　“合之以文，齊之以武”

　　堅持“德”“法”同濟方略，提升文明治軍水平

　　記者：許多讀者尤其是部隊的領導干部，對《孫子兵法》提出的“合之以文，齊之以武”的治軍思想很關注，希望您能結合歷史和現實做些解讀。

　　王：這里講的是德治與法治的關系及其在治軍中的重要性。“德”與“法”在治軍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周朝以前就已被戰爭指導者所認識，《尚書》中所保留的諸篇“誓”即為其證。如《甘誓》中的“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湯誓》中的“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即是。“用命”、“從誓言”是道德要求，屬“導之以德”之“文”；“賞”、“戮”屬于“嚴之以法”之“武”。比較自覺地實施“德”“法”同濟治軍方略，是西周以后。至春秋末期，由于禮、法并用的社會思想的影響，在軍事上“德”、“法”同濟的治軍思想日趨成熟。“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治軍方略，可以視為在德治與法治的結合上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文”者，導之以德；“武”者，嚴之以法；“文”、“武”二道，是軍隊文明建設系統工程的兩大支柱。

　　記者：實施“德”“法”同濟方略，關鍵在領導。領導者自身的道德與法紀素養，是決定方略成敗、績效大小的首要因素。

　　王：這正是《孫子兵法》所強調的。原文是：“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要嚴格紀律，執行懲罰，必須首先取得士卒的信任、擁護和愛戴（即親附）；否則，士兵是不會心悅誠服的，因而也就難以有效履行使命。“親附”實際上是對領導者“親和力”提出的要求。這就是“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的道理。也就是說，只有在將帥和士卒之間建立起互相信賴的良好道德關系，平素才便于養成令行禁止、嚴格執行法紀的習慣。

　　記者：說到“親和力”，有的領導者往往更多地關注方法、手段，即所謂的“管理藝術”，對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質缺乏應有的自覺性。

　　王：“親和力”根源于領導者對部屬的道德情感、道德責任和道德作為。記得毛澤東就曾批評過這種所謂歸因“方法”的錯誤認識。他指出：很多人對于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當然也不否認方法的必要性，但首先應該是道德的方法、手段和途徑問題。如果背離道德這個基礎，所謂的“藝術”就可能演變成權術，甚至詐術，一旦被下屬看破，就會大失人心，一時的“親附”就會走向它的反面——情感上的怨懟忿離。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德治重人事，法治重制度。其實，提高領導者的思想道德素質依然是法治建設的首要因素。在這方面《孫子兵法》給我們哪些有益的啟示？

　　王：《孫子兵法》在講到“文”“武”治軍之道時，強調“是謂必取”。誰來“取”？如何“取”？能否做到“必取”？制度是靠人建立、堅持的，法紀是靠人制定、遵守的。人的素質、尤其是領導者的法治品德，是實現“必取”的決定性因素。孫子吳宮教練斬王妃，司馬穰苴整軍斬莊賈，曹操割發代首等，都說明了這一點。傳統兵法強調，賞罰務要“必信”、“必當”、“必公”、“必明”，“壹賞”、“壹刑”，“刑無等級”等，如何做到這一點？古人已經做了回答，更需要今天的領導者做出更精彩的回答！

　　記者：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修養問題，不只是一個私德問題，而是關系到治軍用戰成敗得失的大問題。

　　王：堅持“德”“法”同濟治軍之道，對廣大基層官兵來說同樣也有個相適應的法治品德修養問題。為什么會“愛而不能令”？“令”就是法紀�！豆茏�·七法》中不無感嘆地說，“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其實，使法必行之“法”是有的，這就是道德。法治的效度說到底取決于人們內心自知自覺的認同度和自律度。人們的法治品德素質不高，法治再嚴，法紀制定得再多、再好，怕是也難以達“法治化”的。我們看到，對于大多數違法亂紀者來說，他們并不是不懂法紀，真正缺少的是一個能夠管得住內心的“法”——道德律令。

　　記者：我軍的法紀是建立在高度自覺基礎上的。加強法紀建設，必須始終把思想道德建設放在重要位置，努力提升部隊精神文明建設水平。這是《孫子兵法》“文”“武”相濟治軍方略給我們的重要啟示。謝謝您的合作！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6196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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