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中校冬雷：冷眼看日本

（1）挺直你的腰板

對我這個年齡段的人來說，在我們童年的心目中，日本是邪惡國家。父輩會回憶起當年日軍侵略時他們是如何逃難的。老家的老宅有一個角被日軍的飛機炸塌了，一直就沒有修復過。所以我們從小對日本有一種天生的仇恨。

后來改革開放了，首先進來的就是日本的東西，記得我乘坐過日本淘汰下來的大客車，車窗上還有日文。后來有了日本的電器，它們成為經久耐用的代名詞，后來見過許多日本人，他們衣著光鮮。再后來，有許許多多的人去日本，去留學或者就是嫁過去。世事的變遷讓人難以捉摸。于是我那時的最大愿望就是出去看世界。

遲浩田上將挺直腰板檢閱日本自衛隊儀仗隊

后來，我看到了世界，也去過幾次日本，看到了日本的軍隊，看到了太陽旗，感受頗為復雜。寫下這篇對日本印象的時候，腦子里想起了前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想起了隨他訪問日本的情景，想起了他對我們整個代表團說的話：挺直你的腰板。

遲浩田上將是我最敬重的軍隊領導人，為人親切寬容，樸實而厚道，沒有一點架子。他經歷了抗日戰爭的末期，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解放上海的時候帶領三個戰士俘虜過七百個國民黨兵。立過大功，是戰斗英雄。作為志愿軍代表受到過毛主度接見。他愛憎分明，記得在菲律賓訪問的時候，他指著二戰英雄麥克阿瑟的銅像說：我不喜歡他。

他的記憶力超強，能用心去記住我們所有工作人員的名字。作為他的口譯員我曾隨同他多次出訪。他處處以周en來總理和陳毅元帥的外交風范為榜樣，深得所有人的尊敬。他常告誡我們：國無論大小貧富，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特點，都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隨同他出訪，從來不用我們為他的生活操心，隨遇而安，客隨主便。他的腰板總是挺得直直的，在外事活動出場前都會整理自己的軍容風紀，并要求我們幫助他檢查一遍。

2011年7月1日上午，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慶祝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遲浩田、張萬年出席會議。

在國內的時候，遲副主席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的一個黨團代表團。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他說過的話：我要感謝你們日本人啊。我本來的理想就是讀書當一個鄉村的教書匠。你們侵略中國，你們的屠殺我的村子，才逼得我參了軍。我現在才會當上了國防部長，成為了上將。

因為外交的需要，1998年他率領中國高級軍事代表團出訪日本。在出訪前的準備會上，他說，有些人到了日本，腰就彎了下去，和日本人點頭號哈腰的，象什么樣。我們這次去，你們一定要挺直腰板。

我們挺直腰板完成了整個訪日行程。

(2) 地上地下，白天黑夜

初到日本的時候，發現挺直腰板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鞠躬是日本民族的禮節，每一個日本人都經過這樣的訓練。每次新見到日本人，他都會你給鞠上一躬，角度可以達到45度，然后雙手畢恭畢敬地遞來一張印制精美的名片，嘴里還不斷地說著“請多關照”，在日本自衛隊的軍營里也是如此。日復一日的鞠躬，日本人的腰肌應該是很發達的，反而哈腰的人并不多。

遲浩田副主席視察部隊

中國人講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所以見到日本人給我鞠躬時，我的第一反應經常也想還一個躬。但我們并沒有經過鞠躬的練習，腰并沒有真正彎下去，頭反而點了一下。因此會出現點頭哈腰的動作，自己也許不太覺得，旁人看來動作就十分古怪。這一點上歐美人比我們要做得好，他們通常只點點頭，嘴里說一聲“你好”。后來我借鑒了歐美人的這一動作，才使自己的腰板一直挺著。挺久了，也就習慣了。

第一次見得日本的軍人是在國內。那時我工作不久，在招待會上見到日本駐華武官，我心里暗暗地叫了一聲“鬼子”。畢竟小時候看過的電影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但與其交談了一會，感覺慢慢變得正常，自己也放松下來。畢竟戰爭結束已久，這些日本軍人已經不是當年的軍國主義分子。

東京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繁華而忙碌，白天看到的是穿西服匆匆的上班族。我有步行的習慣，徒步走完過歐洲的許多城市。但東京和北京一樣的人，會走死人的，只是東京的空氣比北京要濕潤和干凈得多。日本人給我的印象卻是彬彬有禮，從著裝到發型，他們的一切仿佛都顯得精致，如同日本的電器。在日本防衛廳長官舉行的舉行宴會上，我見識了地道的日餐，一道又一道，從餐具到食物，如同中國功筆畫一樣的精美，美得讓人不忍下口。（與之相比，中餐有著一種山水畫的大器）。

遲浩田副主席視察部隊

但我知道，這應該只是表面的現象。如同每次有外國代表團來中國，我們都會向他們展示我們最美好的一面，讓他們感嘆我們的文化深厚，中餐之美味。隨著高級官方代表團的出訪，你不大可能全面地了解一個國家。所以我喜歡徒步地穿越城市，穿越他們的人群，去體驗這個國家和國人。

曾經獨自一人去東京開過幾次會，所以可以無拘無束地去體驗這個城市。東京有一個非常發達的地鐵系統，用各種顏色表示各種線路，四通八達，十分方便。我在下午六點的時候去乘坐了一次地鐵，看到了不同于地面上的日本人。

新宿是東京夜生活最熱鬧的地方。開完會，我和一個朋友乘地鐵一起去新宿轉轉。一進入地鐵站我們就認識到自己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地鐵站里人山人海，比北京地鐵復興門換乘時候更加擁擠。這里的日本人全然沒有了地面上的那種溫和謙恭，他們奮力地沖向每一個地鐵的車門，沒有先上后下的規矩，車上的人要竭盡全力才能擠下來。我和朋友成了地鐵站里最溫柔的人，眼巴巴看著一輛輛列車離我們而去。最后我們終于忍耐不住，也和著人群奮力擠進了車箱。

車箱里擠得人與人之間沒有空間，有一瞬間，我這么大的身體居然曾被擠得雙腳離地，真難想象那些日本女子是如何打拼下來了。與地面上的日本人相比，這里是另一個世界。早就聽說，日本的地鐵里是性騷擾非常嚴重的地方，當人與人緊緊帖到一起的時候，性騷擾肯定無法避免。擠上地鐵的我無暇去想這些，此刻我最擔心的是如何下車，我的日語只夠我做禮儀性的自我介紹。幸虧我還記得站數，在倒數第二站我就奮力向外擠去，但新涌進來的人流又把我推了回來，急得我大吼了一聲自編日語：“我靠”。

新宿是大站,下車的人很多,人流裹帶我沖出車廂。走出地鐵，呼吸著新鮮空氣，抬頭望天，到處都是霓虹燈在閃耀，在這個充滿情色博奕的花花世界里，這里除了西裝革履的白領，還有染成各色發型的少年。白天的沉寂和壓力要在這里充分地渲泄。

在地上地下的反差中，在白天黑夜的對比中，日本人在我的印象中依然是模糊的。童年的那種仇恨只是出于情感，而非理性。美國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對日本文化進行過深入研究。在她的著作《菊與刀》中，她寫道：“日本人生性極其好斗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

也許，我們并不真正了解日本。

也許，我們的情感讓我們不愿去了解這個民族。

(3) 假如甲午海戰再度爆發

跟著遲浩田上將在東京訪問了三天，基本都是會談與會見，從軍屆到政屆，從商界到僑界，忙碌異常，連東京是個什么樣也沒有搞清楚。正式官方活動結束后是參觀部隊和游覽項目。為了節約時間，日本防衛廳派出了直升機編隊送我們去參觀日本的白里航空自衛隊基地、橫須賀海上自衛隊基地和陸上自衛隊富士訓練學校。

在白里空軍基地，日方為我們進行了F-15和F-2戰斗機的飛行表演，并進行了裝備的靜態展示。并沒有給我留下太深的印象，空軍知識是我軍事知識中最薄弱的部分。陸上自衛隊的富士學校就坐落在富士山下，日方給我們進行陸上自衛隊武器裝備的系列靜態展示，并進行了部分操作演示。一切和我們在國內接待外國軍事代表團時的做法差不多。日方的接待工作和我們一樣做得精心，一樣的一絲不茍，一環扣一環。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橫須賀基地。這是美國和日本共用的軍港，我后來再次訪日的時候又來過一次，看到過停泊在這里的美國“小鷹號”航母。而此次日方為我們安排的是參觀它自主生產的護衛艦“春雨號”(弦號102)。“春雨號”是1996年服役的防空反潛護衛艦，裝備十分先進。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參觀過許多國家的軍艦，老艦新艦，大艦小艦，水上水下。日本是一個造船工業和科技水平很高的國家，而日本的軍艦依然透視出這個國家產品的精致感。

而真正震動我們的不是這一艘軍艦，而是日本龐大的海軍發展計劃。根據一些人士分析，目前日本的海上力量已經是亞洲第一，而計劃中的海上自衛隊將建立一支新型系統化的艦隊群。幾乎全部的新型軍艦都廣泛采用隱形技術，先進雷達系統，垂直發射系統以及各式新型艦載導彈。預計到2015年后，日本海軍的作戰能力很有可能超出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

這個海島國家有著根深蒂固的海洋情節，它的生命在于海洋，只有確保海洋上霸權才能確保自身的安全。它狹窄的領土容不下它的發展，對海外資源和市場的依賴一直是它的生存之本。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之間不可避免地會有海洋之爭。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戰艦上掛著的依然是一百多年前的軍旗--太陽旗（陸上自衛隊和航空自衛隊掛著的是日本的現在國旗）。這不能不讓我想起一百一十年前的甲午海戰。電影《甲午風云》里鄧世昌用殘艦去撞沉“吉野號”的場景歷歷在目。假如中日之間今天再爆發一場海戰，誰又能取勝？

一百一十年前的甲午戰爭，擁有亞洲最先進戰艦的北洋水師戰敗了。中日在亞洲格局中的地位被顛覆。甲午海戰不是武器的失敗。回顧過去，我們大可把北洋水師的失敗歸罪于大清王朝的腐敗，歸罪于人與武器沒有形成戰斗力。但愿我們在未來戰爭中的不會再有這樣的歸罪。

在新中國海軍成立之初，毛主席說：“我們需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但直至今日，我們的海軍還遠不夠強大，我們依然為自己的龐大的陸軍而沾沾自喜，依然保持著落伍的龐大的軍區結構。改革軍種編成的努力才剛剛開始。

攻城掠地的戰爭未來在大國間將很難再現。我們應該把戰爭控制在我們的國土之外。未來的戰爭在海上，在于對海洋的控制。中國的國家利益早已超越了我們的領土和領空，我們需要一支現代化海軍和國際化的強大海軍來確保我們的海外權益。

我對海軍有著深厚的感情。1993年我曾穿過兩個月零六天的海軍軍服，隨著“鄭和”號訓練艦出訪南亞，現在依然是海軍中參加單艦航行距離最遠的人員之一。在馬六甲海峽，美國海軍偵察機幾乎擦著我們軍艦的桅桿飛過。在美國，我登上了“尼米茲”號航母去感受大國海軍的傲慢。在印度，我看到了與國家實力不相稱的軍力發展。

在我離開軍隊前的最后三年里，我最重要的工作目標就是推進中國海軍的國際化。海軍是一個世界性的軍種，有著幾百年來留下來的規則和共同文化。新的海權規則正在形成，我們理應成為世界海軍的一部分，用實力去贏得自己的海洋。

我們可以永遠不稱霸，但我們有朝一日應該擁有稱霸的實力。

至少我們必須擁有一支與國力增長想配應的海軍。

(4) 文明的力量：從箱根到京都

離開了東京，結束了正式的訪問行程，大家都長舒了一口氣。相信第一次來日本的人都要克服心理上的一種反差，畢竟日本不同于我們原有的印象，有悖于我們的本來情感。離開了東京的喧囂，接下來的是日本的文化之旅----箱根和京都。“東京—箱根—京都—大阪”是中國人訪日的主要線路。

前往箱根的路上我睡著了。高級代表團的出訪準備一般提前兩個月就開始了，出訪前的兩個星期天天忙碌到深夜，到了東京之后每天也是工作到半夜之后。這種表面看似風光的生活包含著大量幕后的重復勞動，實在是很折磨人。

但有付出總歸會有回報。躺在箱根的溫泉之中，聞著水中的硫磺味道，心情一下就放松了。箱根離富士山很近，是一個火山區，是日本最著名的溫泉勝地。即使在冬天，也是滿山濃濃的綠色，濃得讓人忘卻所有的雜念。

向遠處望去可以看到白雪覆蓋的富士山頂。賓館依山而建，房間里都接入了溫泉，室外有大大小小的溫泉池，分稱為“內湯”與“外湯”。北京的溫泉現在也大都稱為“湯”了，大概是日本傳進來的。但北京的小湯山卻是自古就有的名字。

泡完湯，穿上日式的浴衣,穿著木屐去吃晚飯。晚餐安排在日式餐廳里，盤腿坐下品嘗日本的火鍋。涮著日本的小牛肉，喝著日本的清酒，旁邊還有日本的女服務員跪著服務。晚上躺在榻榻米上，看到木窗外的夜色。風清月圓，又是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從北京到東京，一切繁華喧囂都消失在沉沉的睡夢中。

第二天乘著新干線前往京都。京都是日本的古都，到處可見傳統的木屋，小巧而精致，讓人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里不允許發展工業，現代的建筑也很少，在這里誕生了保護環境的《京都議定書》。

從公園到寺宇到石板的街道，到漢字招牌，讓人想象起許多年前一個小國國都的繁榮和安逸。到處透射出的中國文化的味道更讓我想到了大唐盛世的繁華、包容和文化的魅力四射。

中日文化有同源之處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在我的印象中，日本人的祖先在中國，日本人對于中國的古代文化有著追根溯源的崇拜。在我們談起這一點時總會有幾分得意，難免有幾分居高臨下的自滿和優越。這樣的好感覺持續了很久，直到西方的炮艦打開中日兩國的大門。日本因迅速地吸納西方文明而崛起，中國則帶著阿Q般的自滿迅速走向衰弱。

日本因此成為中國民主革命先驅者們獲取真經的地方，連“科學”這兩個漢字都是從日本引進的。

很遺憾，當今的中國文化缺少曾經擁有的影響力。我們仍在被外來文化影響著，我們還不得不消化著各種外來文化，掙扎著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方向。單向的文化交流說明，我們還遠不是一個大國。我們仍需要積累和沉淀來建立新的中華文明。

我們只能去想象和膜拜的大唐文明離我們已經太過久遠。中國處于幾個世紀以來難得的機遇，前輩的奮斗給予我們機會去創造。讓我們期待一個新的太平盛世的到來，建立一個新的文明霸權。

(5) 當仇日成為一種時尚

改革開放之后，“中日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是一句耳熟能詳的話。它大量的出現在當時領導人會見日本代表團的講話中。用英文去翻譯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譯法。

一是：China and Japan are friendly neighbours linked by a narrow strip of water.

二是：China and Japan are friendly neighbours divided by a narrow strip of water.

兩種譯文一字之差，但表達的意思卻很是不同。前者可以說明東海連接著兩個國家，后者說明東海分割著兩個國家。前者是改革開放之后中日密切關系的寫照。后者是則是過去十年間中日外交失敗的縮影。“外交和武力“是一個國家實現其對外政策的兩大手段。外交的目的在于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友好和相互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去十年間中日外交是失敗的，中日之間相互妖魔化的趨勢不久前才得以緩解。從事中日外交的人對其中的酸甜苦辣最有體會。在對日關系上，我們的感性總是高于理性。

這是一個開放的年代，每個人都有權進行獨立的思想。1972年尼克松訪華，不共戴天的美帝國主義一下子成為了合作者。1975年中日建交，數十載的歷史恩怨擱置一旁。全中國人民都能接受了這樣的事實，因為全中國人民都不用思考，因為我們有偉大的領袖替我們思考，因為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聲音，因為我們被剝奪了話語權。

在這個思想自由的新時代，人人有權思想，網絡提供了人們去表達思想的管道。于是在網上充滿了愛國者對日本的斥罵，“罵日本”仿佛就是“愛國”。“理性對待中日關系”的呼聲被淹沒在聲討聲中。然而，回首三十多年前，我們的最高領導人在處理中美、中日等大國關系時，卻一直都是國家利益高于意識形態，理性遠大于感性。我們今天同樣應該用理性的目光去看待中日關系，去尋找中日之間的共同利益。

中日的共同利益何在？

最明顯也最有事實依據的當然是經濟利益。盡管兩國政治關系冷淡影響了經貿關系，但日本仍然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資國。而且中日貿易關系的天平在向中國一邊傾斜，供求關系正在發生變化。但中日之間共同的政治利益何在？中日的合作或對抗對兩國究竟有什么利弊？這是兩國執政者一直沒有向國民分析清楚的地方。

于是，仇日成為了一種時尚。

(6) 中日關系新思維

當我們沉湎于對日本的歷史仇恨時，西方的學者卻對中日關系史有著旁觀者的看法。

在許多西方學者的眼里，中日是幾百年的對手。中日幾個世紀來一直在為爭奪亞洲的霸權而競爭，如對朝鮮的爭奪。直到一百多年前，日本才占據上鋒。二次大戰過去了六十年了，中日之間仍然為歷史問題爭論不休，令西方人難以理解。

我不愿茍同這一看法，至少在我學到的歷史書中，中國有著中央大國的自尊和對外的封閉。我們何時與日本爭奪過亞洲的霸權，歷史上我們打擊過的只是倭寇的擾襲。但西方學者對中日關系的分析, 為我們提供了分析當今中日關系的新視角。

在哈佛的時候，我為美國研究中日關系的泰斗級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做過翻譯，還有約瑟夫·奈(Joseph Nie) ，聽他們分析過中日關系，傅高義的分析尤為理性。他在談到日本人為何不愿對戰爭認罪時認為，一是戰后特殊的東亞形勢使日本人未能徹底清算其戰爭罪行，他們只是選擇了對強勢征服者的服從，日本的年輕一代則基本不了解他們的侵略歷史和對亞洲國家造成的傷害；二是從日本的民族特性決定了后人不會去譴責前輩的罪行，死者的亡靈不容玷污（這一點我們也好不了多少）。他還分析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日關系非常好，因為雙方一起向前看，后來的中日關系問題越來越多，雙方只有多溝通才能消除中日關系發展的障礙。

傅高義的講話當時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引發了聽課者的思考。因為我們完全是從中國人民的情感出發來看待歷史，而沒有考慮過日本人是如何看這一段歷史的。同樣，日本人也沒有體會過歷史問題對于亞洲人民的傷害。解決中日歷史問題無外乎兩種可能：一是中國人放下“父債子還”的執著，淡忘歷史，不再追究；二是讓現在的日本人在六十多年后重新清算先人的歷史，徹底地認罪，以得到中國人民的原諒。

這兩種可能性幾乎都不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中日歷史問題只能是一個死結。

回頭再看過去三十年中日關系從友好變為敵視，其實與兩國實力的消長正好成反比。七八十年代，中國弱而日本強，日本向中國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日本的許多人認為這相當于戰爭賠款），日本因此保持了對中國的優越感。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初期，日本的對華援助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過去的十年間，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外部環境日益改善，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迅速上升，日本在中國對華關系中的重要性不斷下降。面對中國的迅速崛起，日本人對華的優越感受到了挑戰。這是甲午戰爭以后沒有過的挫敗。

鄧xiao平的改革開放，其歷史地位尤如日本的明治維新，把中國帶向大國。此消彼長的國家實力使中日關系在無形中發生了逆轉，這才是中日之爭的實質。

大國的崛起必將改變地區乃至世界的格局，這是被歷史反復證明過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中日之爭會越來越激烈，并在各個方面體現出來。但越來越小的地球和相互依賴的世界經濟可以使中日之爭避免成為新一輪的零和游戲，可以讓兩國避免走向武力沖突。中日的共同利益何在？我認為，“和平競爭，避免戰爭”就是中日最大的共同利益。

中國正在崛起。但我們自身的結構性問題使我們崛起的腳步并不堅實。在對日關系中我們還無力放下歷史的包袱，無力放下優越與自卑交織的矛盾心結。我們還不能真正挺起我們的腰板，把沉重的歷史放下，把日本當作一個平等、正常的國家去競爭，去期待建立大中華的和平霸權的那一天。

等待那一天的到來，我們有很長的路要走，有太多自身的問題要去完善。但我們可以用心去期待。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625978.html

相關閱讀：陳云憶抗戰：如蘇聯沒做這事抗戰勝利起碼推遲好幾年
雁門關伏擊戰英雄連：以百人傷亡斃傷敵軍三百人
慘烈的塞班島戰役背后，還有日軍更慘烈的獸行
二戰中日本王牌戰艦“大和”號為何剛面世就已過時？
二戰德國情色女魔鬼：罪行累累的T-4護士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