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由美國、中國、蘇聯、英國等11個盟國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對日本戰犯進行的審判漸入高潮。當年，以中方檢察官向哲浚、法官梅汝?和首席顧問倪征燠等中國法律界“三杰”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排除萬難，艱苦取證，最終把7名日本甲級戰犯送上了絞刑架。

　　最近，向哲浚的兒子、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向隆萬到美國收集當年父親與其他戰友參加東京審判的資料，并向本報特約記者講述了東京審判大量鮮為人知的內幕故事。

　　中國法官梅汝?當時在日記中寫道：如果這些日本戰犯不能被判處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謝國人。悲壯之情由此可見。

　　中國法官坐在顯要位置

　　這場從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的歷史大審判，歷時924天，起訴日本戰犯28名，開庭818次，庭審記錄48412頁，在人類歷史上堪稱空前。東京審判比同期進行的審判德國戰犯的紐倫堡審判要更復雜艱難。向隆萬認為，主要原因是東京審判時，冷戰陰霾初起，美英有意對日本從寬處理。美軍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曾密會日本天皇，同意不起訴他戰爭罪;蔣介石則提出“以德報怨”，把主要精力放在打內戰上。

　　盡管面臨重重困難，但中方代表團的成員們自覺肩負中國人民的重托，在法庭上據理力爭，維護了中國應得的地位和尊嚴。

　　遠東軍事法庭成立之初，曾有法官座次之爭：首席法官兩側是美中還是美英。中國法官梅汝?指出，在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中，中國受害最深，而且中國代表在密蘇里號軍艦的日本受降儀式上和東京審判的起訴書上都是第二個簽名，所以法庭上中國法官也應坐在顯要位置。最后梅汝?坐在首席法官的左側。

　　夜以繼日艱難取證

　　隨著東京審判的進行，中國法官和檢察官們越來越發現蔣介石政府對東京審判準備不足，重視不夠。參加法庭審判的中方人員自始至終沒有超過10個人。由于中方勢單力薄，國際檢察局決定把對土肥原賢二和坂垣征四郎的指控與盤問任務，分配給菲律賓檢察官負責。經過中國檢察官據理力爭，法庭最終將坂垣征四郎交給中國檢察官審理。

　　此刻，中國檢察官的當務之急是：如何在被告個人答辯的時候進行有效的反駁，并提出有力的新證據。在國內舉證困難的情況下，中國檢察官要求進入已被封閉的日本內閣和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日本侵華戰爭的有關罪證。十幾年的檔案資料不計其數。要從字里行間發掘罪行證據，就像大海撈針。中國代表夜以繼日，經過7個月的緊張工作，找到了大量可以證明首要戰犯罪行的有力證據。

　　中國代表還在一起研究對付日本戰犯和辯護律師的策略，模擬可能在法庭上出現的辯論場面。為了防范日本方面竊聽，中國法官和檢察官們在互相交談中，對受審的日本戰犯分別編號，并多冠以“綽號”，如：以“土老二”來稱土肥原;以“坂老四”來稱坂垣征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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