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有位朋友為我在重慶圖書館查找到了一本《游擊戰術綱要》。這是我在1938年寫的書。上面印著：“重慶讀書生活出版社；作者：陶劍青（我當時用的筆名）”。相隔50多年后，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寫的書。這半個世紀后的饋贈，使我久久不能平靜。思緒萬千的我又回到了中國人民蒙受戰爭災難的那些日子。

一

抗戰全面爆發時，我19歲，剛從紅軍大學調至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駐扎在山西五臺縣蘇子坡。1937年至1938年間，大批東北、平津、山西等地的知識青年奔向革命，投入抗日的隊伍。此時，抗戰前線急需大批軍政干部，他們之中的一部分同志經過隨營學校的政治、軍事等培訓后，即開赴戰場。我當時在學校任支隊長兼軍事課教員。

一天，八路軍收到一封來自國統區的信函，落款是鄒韜奮。信中希望八路軍能為抗日軍民提供一本關于開展敵后游擊戰的書。其實，這是國民黨方面通過關系向八路軍索要軍事理論書。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校長韋國清，把鄒韜奮的信件交給我說：“正好你教這一課，就由你來寫吧。”紅軍隊伍是在游擊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可以說每一個紅軍戰士的自身經歷就是一本游擊戰的活教材！當然，把戰斗經驗寫成書，還有相當一段距離。在那動蕩的歲月里要坐下來“爬格子”，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手里除了一本蘇聯的小冊子和聽過報告的記錄外，再沒有什么資料可供參考。

二

萬事開頭難，記得我擬過十多次提綱，都毀了，直到最后滿意為止。由組織先把提綱和寫作計劃寄到重慶，在得到同意和答復之后，便采用完成一章，寄出一章的辦法進行。并且是自己謄寫，自己畫戰略圖解和各種表格，自己校對，可謂孤軍奮戰。每章書稿的寄出，都是煞費苦心，先由同蒲路最南端的風陵渡輾轉送到西安，然后空運到重慶。歷經三個多月，共完成17萬字，分15章。除總編外，還包括游擊隊的組織、作戰方針、任務、偵察、警戒以及行軍宿營、遭遇戰、退出戰斗、通信聯絡和后方工作等內容。書后還附錄了四位八路軍將領的短文：林彪的《抗戰經驗》、劉伯承的《我們在敵人后方的戰術的應用》、蕭克的《論平地游擊戰》以及郭化若的《游擊戰爭戰術上的基本方針》。

從我接受寫書任務到完稿，部隊輾轉于山西五臺縣蘇子坡、榆次、汾陽、孝義、盂縣、交城、文水等地，駐扎時間最長的是在洪洞縣（約兩個月）。我帶著這本未完成的書稿，隨時準備著轉移或投入戰斗。

書的最后一章，是從洪洞縣寄出的。沒想到不久竟接到出版社寄來的稿酬，是一大捆郵票。國共合作期間，郵票是通用的，甚至還可以當做貨幣來使用。那時生活十分艱苦，拿著這筆稿費，我和同學們到小館子改善生活，用完餐后掏出郵票付賬，引得同學們開懷大笑。

《游擊戰術綱要》一書在重慶正式出版后，因道路、通信被日軍截斷，與出版社的聯系也就中斷了。幾十年來，我始終未能見到自己寫的這本書是什么樣的。

三

1994年，在黃埔軍校建校70周年紀念會上，一位從臺灣來的國民黨老軍人在閑談中對我提到：“1939年，國民黨在湖南南岳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線各戰區的軍官，學習八路軍的游擊戰術。當時學的就是《游擊戰術綱要》一書。”

我問他：“可記得此書作者？”他說：“不就是陶劍青先生嗎？”我說：“鄙人是也。”

這位80多歲的國民黨老軍人連忙起身拱手：“你是我的老師。”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共和國蒸蒸日上，人民過上了幸福的生活。我要告訴人們的是：沉睡在圖書館的這本書，是在硝煙彌漫的抗日年代誕生的，曾在炮聲隆隆的戰場上對抗擊日軍發揮過作用。今天，《游擊戰術綱要》早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它帶給我對戎馬生涯的回憶卻是無窮無盡的……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6449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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