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抗日斗爭，在除了在戰場上進行了氣壯山河的英勇戰斗，同時也在情偵戰線上進行了復雜的秘密斗爭。諸多隱蔽戰線上的革命斗士雖在當年隱名埋姓，同樣是可欽可敬的抗戰英雄。

　　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期間也進行了對日的激烈暗戰，不過主要是靠軍統、中統這樣的特務機關。當年一些愛國青年對于對日本侵略者和漢奸的仇恨，參加了軍統、中統的對日斗爭斗，一些人還付出了生命的犧牲。

　　不過，由于軍統、中統一向熱衷于反共、反人民，得不到社會上多數人擁護，搞對日情報活動嚴重缺乏群眾基礎，以至于主要采取暗殺這類活動工作，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底至1941年底的四年里，軍統在上海的暗殺行動就有150余次，刺殺對象開始主要是各類漢奸，也有部分日本現役軍人。這一恐怖襲擊式斗爭方式其實是不可取的，因為它不可能改變斗爭形勢。在與日軍憲兵特高課及汪偽特工的較量中，國民黨軍統、中統特務其實一直處于下風，直到日本大勢已去后，漢奸們又紛紛想換門庭，形勢才有所轉變。

　　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偵察保衛工作，歷來強調堅持黨的領導，以政治信仰發展關系，依靠群眾掩護自己，從來反對搞金錢收買、美色引誘、手槍恫嚇和恐怖活動。依靠自己事業的正義性，中國共產黨對日的情偵工作能一再打入敵內部并取得了諸多有戰略價值的情報，日本龐大的特務組織卻一直無法打入中共的黨政軍領導機構。

　　抗戰期間中共情偵工作中最突出的一件事，又是通過同幾位參加過中共組織的日本人接上關系并獲得日本的核心機密，此事被日方破獲后驚呼為“中共諜報團案”。過去曾長駐上海的日本記者尾崎秀實早就信仰共產主義，很早參加了蘇聯紅軍情報總局佐爾格系統的工作，并與在上海加共青團的中西功和參加了中共的西里龍夫建立了關系。

　　尾崎秀實因熟悉中國情況，回國后被近衛文?首相任命為秘書，中西功、西龍夫待日本籍的中共黨員得到尾崎推薦和幫助，后來成為日本駐中國情報分析官員和特工部門的要人。這些日本的共產主義者主動同上海中共地下組織接上關系并及時提供情報，特別是尾崎秀實作為首相秘書能了解日本最核心機密，中西功等人也了解在華日軍的動向，在1942年以前日軍進行大“掃蕩”之前都能把情報通知延安。

　　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之后的關鍵時刻，尾崎秀實在首相身邊得知日本決心同英美開戰，通過佐爾格迅速發電，這使斯大林能下決心西調遠東軍精銳師挽救莫斯科危急。中西功對此情報也做出了重大貢獻，在佐爾格、尾崎被捕，近衛內閣受此案牽連倒臺后，仍冒險返回東京打探到南進決策未改變，馬上報告了延安并轉蘇聯。這些人后來都被“特高課”逮捕并被判死刑。在法庭上，他們否認犯有“叛國罪”，并宣稱促成日本法西斯失敗和實現日中友好才是真正的愛國。這一事實也證明，代表正義的先進思想具有強大的感召力，中國抗戰這一正義事業的“得道多助”在情報工作中也得到生動體現。

　　抗戰期間解放區的保衛工作，成就也十分輝煌。日軍在中國設立了龐大的特務機關，然而面對有組織的中國民眾，他們的活動就連連碰壁。共產黨方面的保衛機構和警察同國民黨方面的根本區別，就在于不是脫離群眾高高在上，而是依靠和動員老百姓。例如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保衛部門和警察深入到每個街道甚至是每一眼窯洞，把每一戶的狀況都搞得非常清楚，各級群眾組織和民兵隊伍也實行“群防群管”，發現有陌生人或可疑的人進入就會馬上報告，并進行盤查，這就形成了防奸防特的天羅地網。

　　在其他各個解放區內，各根據地內從縣到鄉都建立了鋤奸部(科)，廣大群眾進行了防奸防特教育，每個村莊的人員通行必須有抗日政府的路條。日軍派出的特務間諜一進入這種群眾性的防奸天羅地網之中，就會感到寸步難行。

　　自古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在隱蔽斗爭中同樣是得人心者得情報。抗戰時期隱蔽戰線斗爭的歷史證明，靠戰爭的正義性感召了廣大愛國者，就不僅在戰場上能陷敵于汪洋，在隱蔽戰線上也能戰勝不可一世的強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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