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27個月的戰俘生活之后，回到祖國的志愿軍軍人張澤石，又成為了“叛徒”。1980年被平反之后，他用了30多年去尋找歷史的真相和“他們”的聲音。
1952年6月，志愿軍戰俘張澤石作為“朝中戰俘代表大會的代表”被押至美軍在巨濟島上的“最高監獄”，剛被一陣拳打過、又被高壓龍頭噴射出來的涼水壓倒在地，他發著高燒，心中又一次發誓，“只要我能活著出去，一定要把你們的罪惡公諸于世！”張澤石所說的“你們”，是以美軍為首的聯軍管理者，以及戰俘營中的反共戰俘--由于政治觀點的不同，中國戰俘內部又分為親共與反共兩大陣營。
他沒想到的是，1954年1月回國后，只受到短短一個月的熱情接待，馬上就被轉入“檢查”階段進行嚴格審查。朝鮮戰場上的“戰俘”身份成了罪過，張澤石于1954年6月被開除黨籍，只承認被俘前軍籍，歷次政治運動中他被打成“右派”“叛徒”，既不能把戰俘營中的罪惡公諸于世，又無法探尋為什么有三分之二的難友成為“叛徒”，去往臺灣？
申訴
張澤石歸國23年后的1977年，文革結束。
這年夏天，張澤石和幾位戰友分別以個人名義向中共中央寫申訴書--他們如何回國的，回國后20多年的遭遇，并請求消除對他們的懷疑、歧視，恢復黨籍軍籍等。
這種訴求是一個6700多人(回國戰俘約7110人，與張澤石同期回國者6千多人)的群體在同一時期不約而同的呼聲。張澤石寫申訴時，接到了戰俘營地下黨委總書記、他的老團政委趙佐端從本溪寄來的信，告訴他“這一年來，收到好多戰友來信要求向中央申訴大家的冤情，我們決定向中央寫信……想起了你這個秀才，我們請你按照原稿內容加以修改后，寄給中央。”
1978年12月，他們第一次以集體申訴形式向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紀委、中顧委、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等十多個單位呈送了較為全面的材料。
兩個月后的一天，張澤石請當年突圍出來的戰友孟偉哉替他參謀一下“申訴信”，孟偉哉告訴他，不能這么自卑，要理直氣壯地向中央領導講道理。
1979年6月，張澤石從報上看到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有個提案委員會，他發動全家人給提案委員會成員寫申訴信。這封信沒有回避“每想到當年敵人的欺騙宣傳'你們回大陸去，只會挨整挨斗，一輩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們六千多人的悲慘現實”，《申訴信》強烈地震動了提案委員會的委員們。
全國人大將志愿軍戰俘冤案平反的調查處理工作交給了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為了配合總政對各地難友的調查工作，張澤石成了“協調員”，先是自費，后在難友們三元、五元的捐助下，跑遍了有歸國戰俘的省份，去收集難友們歸國后蒙受磨難的史實。
1980年10月，張澤石接到一位清華校友的電話“有好消息，馬上來!”在這位已是某機關黨委書記的校友那里，張澤石看到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80)74號”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轉總政治部《關于志愿軍被俘人員問題的復查處理意見》。文件“前言”中寫道：“他們始終心向祖國，在一些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革命干部組織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爭取遣返回到了祖國”。張澤石擦著眼淚、趕在文件送回機要室之前，抄寫下全文。
幾天后各地難友都在傳看一份用復寫紙印寫的手抄件。這份文件規定了恢復黨籍、軍籍和安置問題的有關政策，使志愿軍戰俘享有了人格尊嚴、公民權利和復員軍人待遇。
此時，距張澤石回國已整整27年。
發問
1980年第74號文件下發之后，張澤石開始實施他的誓言：把戰俘營中的罪惡公諸于世。
1988年，張澤石第一次將志愿軍戰俘在美軍戰俘營中的經歷寫出來，原定書名為《我從美軍戰俘營歸來》，好心的編輯勸他將“戰俘營”改為“集中營”。編輯覺得“戰俘”兩個字，不夠凜然正氣，甚至是恥辱。張澤石同意了編輯的改動，并道出原委：“原來的戰俘營'P.W.Camp'，我之所以同意改為集中營，有趨向'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意思，因為奧斯維辛集中營是法西斯德國的罪行，我當時把朝鮮戰爭中的美國等同于法西斯德國的罪惡，所以覺得改成集中營更好”。
從張澤石后來出版的書中，無論是書名，還是內文，都能看到“集中營”已改回“戰俘營”。“戰俘”這個糾結的詞，是美軍戰俘營內五次戰役中被俘人員的群體身份。而朝鮮戰爭中的美國是不是法西斯德國？這個問題困擾張澤石很多年后，也得以解決。
事實上，《我從美軍集中營歸來》從動筆到問世先后長達8年，艱難的不是回憶、調查和撰寫，而是如何突破志愿軍戰俘這一敏感話題。
《我從美軍集中營歸來》在社會上被一再盜版的那幾年中，張澤石接著撰寫了《一位志愿軍歸國戰俘的遭遇》，并將兩本手稿集合成30萬字的《戰俘手記》。在北京作協1993年“北京作家手稿推薦展覽”會上，被哈爾濱個體書商老鞠出資13000元買斷。老鞠花了800元把書送審，“審定稿”中被刪了近三分之一。得到的結論卻是不得出版！老鞠出門時撂下一句話：“老子就是坐牢也要把書印出來！”不料背后的審稿員忙喊住老鞠說：“你真能把這本書印出來，可別忘了送我一本！”
老鞠后來真的一字未改地正式出版并印了3萬冊，在那年的南京書展上被搶光了。
積壓了三十多年的巨創深痛，從敏感話題變成了受歡迎的公共歷史讀物，張澤石此后的書寫不斷地增加親歷者的回憶與原始資料的對照。他對人和事件的定性也隨著美國、中國臺灣各地解密史料的公布而發生改變。
2011年再版《我的朝鮮戰爭》，張澤石寫在前言中的追問回響于歷史的天空：朝鮮戰爭難以忘卻，還因為那場戰爭有那么多疑問一直困惑著我：誰是發動戰爭的真正罪魁禍首？戰俘營內中國人之間的那場殘酷血腥爭斗為什么會發生？為何在戰爭環境中尤其是在戰俘營里，人性與獸性的分化能夠被推向極致？
找尋自我詰問的答案，張澤石用了三十多年時間。
忠誠與背叛
1993年的一天，北京玉泉路附近一家飯店擠滿了1954年與張澤石一同歸國的戰友。聽說當年從戰俘營赴臺的180師難友梁銘芳山西探親后，經北京轉機要回臺北，張澤石就在戰友羅杰超開的飯店里，約了十幾位戰俘營中的同胞，請梁銘芳吃了一頓飯。席間，大家只談思念、鄉情和各自的家庭，有意地避開了“選擇”這一難堪的話題。餐后，張澤石把《我從美軍集中營歸來》一書送給梁銘芳。
這本書打開了梁銘芳心中幾十年的枷鎖，1年后，張澤石隨妻子到臺灣看望曾是國民黨飛行員的妻兄，到梁銘芳的別墅小院做客，梁銘芳告訴他，自己把《我從美軍戰俘營歸來》拿給在臺的好幾位難友看了，大家都挺感激你的，“就為了你在書里沒把我們說成是叛徒!”
張澤石在這本書中沒有把戰俘營中的所有人都叫作叛徒，這與他歸國時的觀念不同。在寫這本書時，他已確定將李大安等戰場投敵，以及在牢中參與迫害親共戰俘的人與受脅迫赴臺的戰俘分開了。前者叫叛徒，后者叫變節者。
戰俘營中的思維是，所有去臺者都是叛徒、懦夫、軟骨頭，這是不同政見下形成的思維定勢。到了1980年寫《我從美軍集中營歸來》時，張澤石自己已經歷了“反右”和“文革”中各種政治運動，自己在很長一段時間也被當成了“叛徒”。因為這段人生遭遇，他認為自己在精神上與去臺難友已經沒有差別。他在80年代最初創作時，將“叛徒”與“變節者”分開來用，限于“程度的不同、主動和被動的不同”--當打手的是叛徒，被刺字裹挾赴臺的是變節者。
梁銘芳在臺北家中，向張澤石講述了自己在戰俘營里，反共勢力強行在他身上刺“反共抗俄”等字，加上一些國民黨勢力的威脅，身上帶著“殺朱拔毛”，回大陸就是送死。同在臺灣的其他難友，也講述了他們在戰俘營中被P.G們拉進警備隊強行在他們手臂涂上墨汁，用綁成一撮的針尖往臂上刺字的相似遭遇。
親國民黨勢力在戰俘營中的宣傳和恐嚇，導致一些戰俘對中共的戰俘政策產生恐懼，而譚興東這樣的志愿軍干部，在叛變之后的行為，更加深了戰俘對遣返大陸后恐慌。
譚興東是1941年參軍的老干部，1950年8月晉升為副營級，這年9月他的富農父母被處決，譚興東遂擅自離職，后又被拉回部隊押著過江，降為副排長（常成《從學生到軍人，從敵人到戰友：志愿軍戰俘復雜的戰前經歷》）。帶兵投敵的譚興東關在戰俘營72聯隊里，經常給戰俘們“講課”，講“中共是怎么對待俘虜的”、講“今天你罵我是叛徒，將來回去，你也就是叛徒”，動搖了很多想回國人員的意志。在后來的回憶中，很多人說“不怕挨打，就怕聽譚興東的課。”在后來去臺的14334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原國民黨軍人，還有三分之一的人，屬于原共產黨部隊的軍人。
在臺北見到梁銘芳以后，張澤石又四次赴臺探親，每次都要尋找、采訪志愿軍難友。2010年，正在創作《孤島--一萬四千赴臺志愿軍戰俘的今昔》一書的張澤石已80高齡，這年初夏，他帶著高延賽、榮挺進、常成到山西等地區采訪幾位已經回鄉定居多年的去臺難友。
有了對去臺難友深入全面的了解，使張澤石在1977年代表歸國難友申訴之后，再次要求有關部門，對14300多名去臺志愿軍戰俘問題進行全面深入調查，做出實事求是的定性分析和歷史結論。
心愿
為“戰俘事業”已經奔走了35年，張澤石還有幾項呼吁至今沒有得到落實，“正式追認戰俘營中的地下黨組織為中共黨組織”“追認所有在戰俘營對敵斗爭中犧牲的被俘人員為烈士”，“為戰俘立法”等。張澤石說“這些都是我們多年的心愿，一直沒有完成。”
張澤石不知道這些“戰俘事業”何時能完成，無論結果怎樣，他還在奔走。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這個奇冷的冬天，張澤石已帶著崔永元的“口述歷史采訪組”，跑了遼寧、河南、山西，搶救性地錄制了30多位志愿軍戰俘的口述。
春節后，這位83歲的老人又將第三次踏上給難友們做口述采訪的征程，他的理由只有一個“我的難友在世的只有十分之一了，而且他們經歷了太多磨難，我不去，他們不會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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