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以為，人不是生成的，而是人自己“做”出來的。

　　一個人，無論他先天素質如何，也無論他高矮胖瘦、貴賤賢愚，假如不會做人，也就不能算做是人。

　　所以，歷史上，常有迫害俘虜跟囚犯的事例，而且其所受待遇，往往竟至于“牛馬不如”“狗彘不若”，就由于這里隱含著一個邏輯上的條件：你既然不會做人，就休怪我不把你當人。
　　
　　然而，做人又是何其難也！

　　比喻說，一個人，在單位里，是應當表示好一些呢，還是應該差一些呢？這很難。表現不好要被批駁，太好又遭嫉妒，不好不壞，甘居中游，則又可能被視為平淡。

　　又比方，你對某人某事某問題有見解，開會或別人來征求看法時，是說仍是不說呢？說，是“矛頭太露”；不說，是“城府太深”；暗里里說則是“陽奉陰違”。

　　再好比，有人托了人情來求你，要辦—件極難的事，是允許好呢，還是不允許好呢？許可了辦不成是“騙人”，不準許又似乎“不給體面&rdquo,網絡語錄;，實情相告是“推托”，含混其辭又會被視為“狡黠”。

　　諸如此類的事，在生涯中堪稱舉不勝舉。

　　因而，當中國人覺得“左右難堪”“里外不是人”時，便會感慨：“做人真難！”
　　
　　做人之所以如斯之難，基本的起因，就在于這“人”底本不是自己要做，也不是為本人而做，而是為別人而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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